新发现的《西游记》资料及其解读

　　新发现的《西游记》资料及其解读

　　□ 曹炳建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01期

　　摘要:近几年陆续发现九条有关《西游记》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既不见于有关资料汇编,亦不见于诸家论文与著作,对研究《西游记》的思想内涵、版本、故事演变乃至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游记》;玄奘取经;文献资料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1-0132-06　收稿日期:2008-02-18

　　最近几年,笔者陆续发现一些有关《西游记》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既不见于朱一玄的《(西游记)资料汇编》、刘荫柏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亦不见于诸家论文与著作。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西游记》的思想内涵、版本、故事演变乃至传播与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兹披露于下,以飨学界同仁。

　　一、新发现的《西游记》绘画资料

　　新发现的有关取经故事的绘画资料主要有三条。第一条见于宋人董迪《广川画跋》卷四,原题为《书玄奘取经图》。全文如下:

　　佛以常乐清净为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如明,自绝义路。若由初地摄心,过差别见,则为世法王,发大音声,作大因缘,开众生一切疑误,立言垂教,为标月指,使人得津梁,岂废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见,便以言句求者,终不得本来性法,是执指而不释者也。故诸圣扫灭由踪,惟恐留辙迹于世,不得解者。故日:圣人无迹,故无敝,则求性空者,虽无佛可也。众生根地不同,故立经法之教。自梵经入中国,五百年而教始备。然译释或失法意,夷夏异音不得正处。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经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经院尝写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此图岂传是邪?玄奘,陈氏,偃师人。尝至灵岩方,取经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复东指,其徒知师归。当时谓:负经东来,常有云若华盖状,所至四人废业。此书(画)皆不及之,得毋不尽传邪?昔神瑞中,僧法显尝至天竺,其后惠僧继之,得经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阗得《般若》九十章经,既备矣。然今《般若经》分八会,其四则奘所译也,岂前世所得而遂不传于唐,奘等别得旨意而传之邪?

　　董迪,字彦远,东平(今属山东)人,北宋末南宋初藏书家、鉴赏家。徽宗朝为校书郎,靖康朝为国子监祭酒。撰有《广川藏书志》、《广川书跋》等。其《广川画跋》六卷,据《四库全书总目》称:“引据皆极精核。”

　　过去,人们论及宋前玄奘取经故事的演变,多喜取欧阳修《于役志》所记载:“景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寺甚宏壮,画壁尤妙。问老僧,云:‘周世宗入扬州时以为行宫,尽朽漫之。’惟经藏院画玄奘取经一壁独在,尤为绝笔,叹息久之。”董迪所见的《玄奘取经图》,从西游故事演化史的角度看,其价值当远胜于寿宁寺壁画。

　　自玄奘西域取经东回,取经故事便在民间广泛流传。其中通过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表现取经故事,为流传的一大途径。《于役志》所记载的只是其中之一。此外,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六幅西夏时期的唐僧取经壁画;杭州飞来峰龙泓洞口,有据称成于元代的两组唐僧取经浮雕;广东省博物馆馆藏元代磁枕上,亦绘有唐僧取经图;山西稷山青龙寺据说亦发现了唐僧取经壁画。当然,上述有关取经故事的绘画和造像,仅仅只是众多同类型作品的劫后残余。盖自两晋之后,正是信士凿窖、建寺、造像、绘画大盛时期,表现取经故事的绘画作品当不在少数。

　　董逌所记《玄奘取经图》,无疑是同类作品中较有价值者。这是因为:其一,虽然董迪是南北宋之交人,但《玄奘取经图》绘成的时代却应该相当久远。就董文所透露的图画内容来看,是按照“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绘制的,不仅没有猴行者的故事,连广为传说的“摩顶松”(文中为“柏”)的故事此图也“皆不及之”。因此,此图似乎应该绘成于敦煌壁画及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其时代似不应晚于晚唐五代。其二,现存有关取经的绘画与雕塑,多是单幅图画,还不足以表达更为广泛的取经内容。而从董迪文中“西京翻经院尝写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此图岂传是邪”,“此书皆不及之,得毋不尽传邪”等语来看,《玄奘取经图》却并非单幅图画,而是一套图册。否则,以单幅图画,很难完全表现“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经”。唐代寺院僧讲兴盛,僧人常以变相描绘佛教故事,以变文配合讲解。《玄奘取经图》大概就是由变相而来的绘画作品。

　　无独有偶,到了元代,又有一套《唐僧取经图册》(下简称《图册》)问世。这套《图册》现存于日本。2001年,日本株式会社二玄社借助摄影手段,出版了这套《图册》。《图册》分上下两册,每册有图16幅,共32幅,并有清代梁章钜所写六篇跋语。据跋语可知,这套《图册》是元代著名界画画家王振鹏所绘。每一位初次打开《图册》的人,无不为《图册》的神秘色彩所震惊。这不仅因为《图册》画面之古朴典雅,透出厚重的历史感,更在于画面充满了浓郁的佛教尤其是密宗色彩。特别是《图册》所描绘的唐僧取经故事,竟然连专门研究《西游记》的专家学者也闻所未闻。如“张守信谋唐僧财”、“飞虎国降大、小班”、“五方伞盖经度白蛇”、“玉玑夫人”、“释迦林龟子夫人”、“六通尊者降树生囊行者”、“金顶国长爪大仙斗法”、“哑女镇逢哑女大仙”、“明显国降大罗真人”、“悬空寺过阿罗律师”、“过截天关见香因尊者”、“昆篮园见摩耶夫人”、“白莲公主听唐僧说法”、“万程河降大威显胜龙”等,都是我们初次得知的取经故事。这套《图册》的蓝本,很可能便是董逌所记载的《玄奘取经图》。从《玄奘取经图》到《唐僧取经图册》,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渡。

　　第二条有关材料见于《苏辙集·栾城后集》。其中有诗,题曰《题郾城彼岸寺二首·武宗元比部画文殊玄奘》。诗曰:“遗墨消靡顾陆余,开元一一数吴卢。本朝唯有宗元近,国本长留后世模。出世真人气雍穆,人蕃老僧面清癯。居人不惜游人爱,风雨侵陵色欲无。”武宗元(?一1050),初名宗道,字总之,河南白波人,善画释道人物像。从诗中“居人不惜游人爱,风雨侵陵色欲无”的诗句来看,此画和《于役志》所记相同,亦为壁画。可见当时此类壁画之多。

　　第三条有关材料见于元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六。其中有诗,题为《题唐人(按乐图)》。诗曰:“鼓笛笙箫閧舞茵,伶官和尚杂宫人。黄番绰共唐三藏,髣髴相传未必真。”按,古代绘《按乐图》者并非一家。据《新唐书》卷二百二“王维本传”,王维时即有《按乐图》,王维认其为“《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一,有“唐周防按乐图”一条。《益州名画录》卷中,记载五代时阮惟德绘有《宫中按乐图》。《宣和画谱》卷三,五代人陆晃名下又有《按乐图》。《绘事备考》卷四,记五代人张玫亦有《按乐图》。《南宋馆阁续录》卷三,又记录两幅《明皇按乐图》。但这些图画,似乎又均非方回所见《按乐图》。

　　从方回诗的诗题来看,此图当绘于唐代,其中 “黄番绰”为唐代著名伶人。从诗中“黄番绰共唐三藏,髣髴相传未必真”的诗句看,这幅《按乐图》所绘正是表演玄奘取经故事的内容,只不过具体内容已不可窥知。因此,方回所见这幅《按乐图》,当是现知较早的有关玄奘取经的图画;而图画所绘的表演唐三藏取经的故事,亦是取经故事进入歌舞表演领域的最早的记载。因此,此诗虽作于元代,但其史料价值却是弥足珍贵的。

　　二、新发现的《西游记》版本和评论资料

　　新发现的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成书之前的有关版本和评论资料有两条。第一条见于明代文人孙绪《无用闲谈》卷五。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谬悠之说,本非儒者所宜言。然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归于正,亦吾儒辟异端之所当留心者也。如佛殿中所塑诸像及佛经中诸说,亦皆有意存焉,人自未之讲耳。佛以男质面南坐火焰中,离卦也;观音以女质面北坐海水中,坎卦也——坎离交姤,水火既济之象也。文殊坐青狮子居东,青龙也,震木也;普贤坐白象居西,白虎也,兑金也——金木间隔之象也。罗汉之数十八,一降龙,一伏虎,四老者,四少者,四番人,四汉人,以见凡欲作佛不问老少华夷,但能降龙神,伏虎气,和合四象,攒簇五行,无不可者。藏经至于五千四十八卷,喻五千四十八日,金经发见之时也。《度人经》注度人须用真经度,若问真经,癸是、铅是也。释氏相传,唐僧不空取经西天——西天者,金方也,兑地,金经所自出也。经来白马寺,意马也。其日孙行者,心猿也。这回打个翻筋斗者,邪心外驰也。用咒拘之者,用慧剑止之,所谓万里之妖一电光也。诸魔女障碍阻敌临期取经采药,魔情纷起也。皆凭行者驱敌,悉由心所制也。白马驮经,行者敌魔,炼丹采药全由心意也。追荐死者,必曰往西天。人既来亡,四大分散,何得更有所往?言往西天者,西乃兑地,为少女身中复生为人,不堕鬼道也。异端谬悠,本不足究,因与方外友谈之,漫识于此,不识明哲以为何如!

　　孙绪(1474-1547),河间府故城人,字诚甫,号沙溪。弘治十二年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因被中伤而革职,嘉靖初起太仆卿。著有《沙溪集》二十三卷,包括文八卷,赋一卷,杂著一卷,《无用闲谈》六卷,诗七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无用闲谈》“多深切著明之语,论文论诗,亦各有确见”。然从上文所论佛教有关内容来看,虽说作者盖“因其言之非而折之,使归于正”,却不免牵强附会,表明作者对佛教实为有意曲解。不过,纵有此等缺陷,此篇文字却有着很大的价值。概括说来,其价值有三:

　　首先,这篇文字是现存关于《西游记》的第一篇评论文字,且为《西游记》评论中“讲道说”的最早源头。过去,人们一般把万历二十年(1592)刊刻的世德堂本所载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作为小说《西游记》的第一篇评论文字,如今看来是不准确的。孙氏这篇评论文字的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绝不会晚于作者去世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这比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要早45年。

　　虽然作者在文中自称站在儒家的立场解释佛教有关内容,“使归于正”,实际上却在用道教理论来解读佛教并解读《西游记》。当然,道教理论和儒家理论同源于中国早期文化。特别是《易经》这部著作,不仅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道教思想的哲学基础。但孙绪文中所谓“坎离交姤,水火既济”、“和合四象,攒簇五行”、“若问真经,癸是、铅是也”、“白马驮经,行者敌魔,炼丹采药全由心意也”等语,无疑都是道教的常用语,并不为儒家所用。

　　在《西游记》研究史上,“讲道说”是一个声势浩大的重要派别。这种学说确立于清代初年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发展于陈士斌的《西游真诠》,至著名道士刘一明《西游原旨》出而达到高峰。1920年代,“讲道说”虽然受到鲁迅和胡适的批判,但直至今日却仍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清人的“讲道说”也并非空穴来风。在陈元之《刊西游记序》中,就提到《西游记》“旧有叙”,并录“旧叙”原文说:“其叙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显然,这篇残存的“旧叙”,便是以道教内丹派理论来囊括《西游记》的主旨。而“旧叙”又明显地和孙绪所论有一定关系。特别是文中“因与方外友谈之,漫识于此”等语,似乎应当视为当时道教徒直接参与《西游记》评论的重要证据。

　　其二,这条材料对我们研究《西游记》的版本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早在元末明初,即有平话本《西游记》问世。明代初年,又出现了杨景贤所著杂剧本《西游记》。从孙绪文中所披露的材料看,既不像是平话本《西游记》,也不像是杂剧本《西游记》。至于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又非卒于1547年的孙绪所能见到。因此,孙绪所据以评论的这部《西游记》,当是过去我们所未知的一种新《西游记》版本。张锦池、程毅中、吴圣昔等先生都认为,在平话本《西游记》和世德堂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或几种《西游记》版本,包括词话本《西游记》等。这则材料的发现,证实了这些推论。因此,对于孙绪所据以评论的这部《西游记》版本,我们不妨称之为“孙绪所据本”。

　　当然,有一个问题也不能不提一笔。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中,有“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一语。一般人认为,这里的“唐光禄”就是金陵世德堂的主人。但是,黄永年先生却认为:“‘唐光禄’的光禄不像是人的字号,而是对光禄寺职官的通称”;“这‘唐光禄’的唐和世德堂书商之姓唐只是偶然巧合”。因此,他认为陈元之的《刊西游记序》并非是为世德堂本撰写的,而是为早于世德堂本的另一种《西游记》的版本撰写的,序末的“壬辰”,“应该是明嘉靖十一年”而不是“万历二十年”。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嘉靖十一年(1532)年刊刻的这本《西游记》,孙绪就有可能看到。但是,由于黄先生的话多为揣测之词,并没有提出更有力的证据,因此所谓的嘉靖十一年刊本是否存在,似值得怀疑,故而此说并未为学界所认同。

　　孙文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释氏相传,唐僧不空取经西天”一句话。似乎孙氏所据本并非如一般版本,是写唐僧玄奘西天取经,而是写唐僧不空西天取经。据有关史料记载,唐代玄宗、肃宗、代宗时期,的确有一位名不空的西域僧人,曾通过水路到西天取经。但是,现存所有西游故事演化史上的资料,都没有谈到过不空取经。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明确说明取经的是“玄奘僧行七人”、“下界法师玄奘”。元末明初的平话《西游记》虽已佚,但在保存有平话《西游记》残文的《朴通事谚解》的注文中,也明确注明:“三藏,俗姓陈,名伟(当为“祎”——引者),洛州缑氏 县人也,号玄奘法师。”杂剧《西游记》中的三藏法师,亦指的是“陈玄奘”。惟今人张乘健先生在《(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史实考原》中认为:“西游故事的真正始因是‘唐僧’不空的取经故事,后人将不空易名为玄奘,将玄奘的一些轶事附加在不空取经故事的主干上。”但由于所论似略显牵强,故亦不为学界所接受。倒是孙绪所论,明确说明“唐僧不空西天取经”,并和“孙行者”联系到一起,对张乘健先生所论略有助益。但由于孤证难立,没有证据表明所谓的“唐僧不空取经西天”是不是孙绪的误记,故亦只能存疑而已。

　　其三,由于版本的问题,同时引出了《西游记》作者这个学术界争论的大问题。如果孙绪所见本真的是百回本《西游记》,那么,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就很可能不是吴承恩,或者说至多吴承恩仅仅对百回本进行过一些删改。因为吴承恩大约生于1500至1510年之间,到1547年孙绪去世的时候,吴承恩不过四十余岁,纵然取吴承恩中年写作《西游记》的说法,这时吴著《西游记》还未脱稿或刚刚脱稿,还不可能这么快就传人孙绪手中,更何况当今学者更倾向于《西游记》写于吴承恩的晚年。但可惜的是,由于孙绪的记载过于简单,所以其所记是不是百回本《西游记》便难以断定。但纵然如此,由于孙氏这篇文字的发现,也为我们探讨《西游记》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和思路。

　　与孙绪有关文字相类似的一条新资料,见于《明文海》卷三百四十三“纪怪”条下,并注明为“耿定向”所作。文中曰:

　　儿时予闻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经时,其辅僧行者,猿精也,一翻身便越八千里,至西方,如来令登渠掌上。此何以故,如来见心无外矣。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楚侗、天台先生等,湖广黄安人。耿氏年龄虽略晚于吴承恩,但其“儿时”所听到的“唐僧三藏往西天取经”的故事,亦不可能出于吴本《西游记》。以其中“一翻身便八千里,至西方,如来令登渠掌上”等语看,亦不似平话《西游记》中的有关故事。这也同时证明,在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之前,的确有一种以上的《西游记》版本存在,只不过耿氏所论不知是否即孙绪所据本。因此,此本我们姑且称之为“耿氏所闻本”。

　　三、新发现的《西游记》传播资料

　　上述数条资料,均成于世德堂本《西游记》刊刻之前。以下资料,则成于世德堂本之后,对研究《西游记》的传播具有一定的意义。

　　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有“鄂蕲学道”一则。其文曰:

　　尉迟鄂公、韩蕲王,不但忠勇,兼有谋略,晚年俱谢客学道,保其身名。韩复能作小词,自号清凉居士。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游记》所谓“战斗佛”也。

　　朱国祯(?-1632),一作国桢,字文宁,浙江乌程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曾为首辅,为阉党所劾而辞归。著有《大政记》、《涌幢小品》等。文中所谓“战斗佛”,似应为“斗战胜佛”之误记。以朱氏曾任首辅的身份,亦征引孙悟空的佛号以比喻国人,可见《西游记》影响之大。

　　清人捧花生《画舫馀谭》记载曰:

　　无业游民,略熟《西游记》,即挟渔鼓诣诸姬家,探其睡罢浴余,演说一二回,藉消清倦。所给不过杖头,已足为伊糊口。擅此艺者,旧推周某,群呼为周猴。自入京为某公所赏,名遂益著。某公败,猴乃丧气而归,今且不知所往。孙供奉一寒至此,真为树倒猢狲散耳。

　　据作者所撰《画舫馀谭序》,末署“嘉庆戊寅九月朔捧花生漫志”,知《画舫馀谭》成书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由此条文字可知,当时以专门演说《西游记》故事而闻名的民间艺人“周猴”,不仅为青楼妓女所喜爱,亦为京城贵族所赏识。《西游记》成就了“周猴”,“周猴”也传播了《西游记》。惜“周猴”将自己的命运和贵族完全联系到了一起,而脱离了《西游记》的民间土壤,最后落了个失败的结局。

　　《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本是文学作品所虚构的人物,并无实际籍贯。但长期以来,关于孙悟空的老家究竟在何处,却议论纷纷。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就有江苏连云港、山西娄烦、福建顺昌、甘肃敦煌、河南桐柏山、山东泰山等多种说法。更有学者认为,最早为孙悟空找老家的人是董作宾。笔者查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别录》卷二,有“羑里城”条,文曰:

　　羑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后,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后,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郡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人。嘉庆间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等县知县。著有《唐虞考信录》、《三代考信录》、《丰镐考信录》等。清孙星衍《直隶邠州志》“山属卷三·明蛆山”条下曰:“《州志》云:‘在州西十里。水帘洞在明蛆之麓,洞中有水流出,深不可测。”’又说:《通志》云:‘唐贞观中凿山为连珠小窍,形有飞阁。每岁元宵,民率张灯于此以祈年。”《邠州志》“古迹第十一·水帘石堡”条日:“旧《志》云:南北朝时,土人凿以避兵,依山直上数丈,入石洞中少许,上出石井丈余,南行石窟数十。”并引明张金度《水帘洞》诗一首,诗前有序曰:“庐山有洞,能使其山作鼓角笙笳声,王禹称为天下第一。水帘洞而邠固有之,则时时一派庐山在余胸臆也。戊戌春乃有是游。从明蛆山口入,渡一水,觅陂路,行才数百步,遘一山洞在焉。而山无名,其势与明蛆奇偶立,若相顾欲语者。中一水间之,即志所云水帘河也。”“邠州”即今彬县。据“彬县公众信息网”“花果山”条下记载:“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彬县县城西五公里的水帘村。南北朝时期,佛教沿丝绸之路传人中国,在这里留下佛像石窟群,号称‘九曲十八洞’。唐玄藏西天取经时曾途经这里,后人依附“西游”故事,称此地为孙悟空故乡。并在此塑西游人物,传西游故事。为庆祝太平,以祈有年,明隆庆元年花果山上又凿就了灯山石窟;每年元霄节,当地群众都要点燃露天石窟的上千盏清油灯,连明三天,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由此可见崔述所言不诬。因此,崔氏文中“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等文字,可看作现存最早附会孙悟空老家的文字记载。这就证明,最早为孙猴子找老家的人并非董作宾,而是彬县的百姓。

　　与附会孙悟空籍贯相类似,亦有附会其它有关取经故事者。明谢肇淛《滇略》卷二即曰:

　　青华山在云南县南八里,其下有洞。山仅培凄,而洞深邃不可穷,悬崖滴乳,愈深愈奇。上有石窍漏光,若天窗然;岐径支分。人入必糜糠以志其返。每岁季夏二十四日,土人士女还至,以炬火燕之,云:“不尔,必有蜘蛛之啮。”或云:“此即唐三藏取经遇蜘蛛怪处也。”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福建长乐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曾为云南参政,官至广西右布政史。谢氏是明代著名《西游记》评论家,其《五杂俎》与《文海披沙》中有关《西游记》的评论文字,向为人们所重视。从此条文字记载来看,所谓清华山洞,当是谢氏在云南参政任上所闻见。由此可知,至少在明朝末年,《西游记》已经传至云南,其故事已为当地人所熟知,故而才有所谓“蜘蛛精”之附会。

　　除上述资料外,明清戏曲、小说中,还有大量的涉及《西游记》的文字,因数量较多,且记述详略不一,故留待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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