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评介

　　吐鲁番地区干旱少雨，魏晋隋唐纸质文书时有新获。建国以来至1975年间吐鲁番地区出土的1800多件文书见于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而后出土的文书收录在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本书中（中华书局，2008年）。柳书收录的文书有近百件，本书收录吐鲁番地区1997－2006年间新出土的文献（含10余件墓表墓志，所以本书名用“文献”一词。按：“文书”一词使用已久，本文多数情况下统一称“文书”）300余件，数量上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一书的六分之一。全书分上、下二册，印制精良，八分之一张的大开本堪称巨帙，彩图与释读文字排列一起，便于使用，这些都是前二种出版物所无法比拟的。

　　本书刊布的文献主要来自上世纪末以来发掘的墓葬，也有寺院遗址新出土的文书。一些文书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如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户籍《前秦建元二十年（384）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177页）、2004年阿斯塔那408号墓出土的北凉时期的《令狐阿婢随葬衣物疏》（21页）、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2通北凉时期的《衣物疏》（173、175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的《唐显庆元年（656）宋武欢墓志》与标题为“移文”的《衣物疏》（103－105页）等，都相当完整。2006年征集到的文书《延昌十七年（577）道人道翼遗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僧人与世俗社会间的密切联系（286页）。除阿斯塔那墓区文书外，巴达木地区（高昌城东北）和洋海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出土的大量文书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延展了吐鲁番文书的分布区域。而粟特墓地（巴达木2号墓地）、粟特语文书、汉文文书中的粟特人名，是研究古代吐鲁番地区外来文明的重要资料（荣新江《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吐鲁番文书遭到国外探险家的掠夺性盗掘，几乎没有考古学的记录，而本书采用考古学的方法，用解题方式介绍了发掘的时间、地点、数量，多数图版附有比例尺，有的图版还附有纸鞋、纸帽的原貌、拆解过程，使人们对这些文书的来源有生动的了解。如在介绍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文书时，附有墓主赵货（下葬于北凉缘禾二年，433年）纸帽的正面、侧面、背面照片，以及女墓主二双纸鞋的正面、背面照片（169页）。又如1965年发掘的阿斯塔那341号墓中，男女俑身上用文书制作成胳膊，2006年将文书拆出，本书附有一张拆前的女俑照片，非常珍贵（54页）。

　　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图录与研究并重，而此前出土的敦煌吐鲁番图录多数是图版和图版说明，没有深入的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边整理边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如2007年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特设“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专栏，收有11篇文章，其它刊物也有不少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吸收在本书中。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国内外合作研究，如巴达木107号墓、24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文书就是由日本著名学者吉田丰（Yutaka Yoshida）教授释读的（59页、102页）。2004年木纳尔102号墓出土一件标题为“移文”文书，则请刘安志教授研究，刘教授从“移文”二字入手，从文书学、宗教思想等多重角度分析了这件文书，使我们了解到古代从《衣物疏》到《移文》的变化过程与原因（刘安志《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07年）。类似种种，不胜枚举。

　　文书的释读需要专业知识和敏锐的思维。从本书序言得知，吐鲁番文书研究专家陈国灿、朱雷、王素、冻国栋等参与了本书的审定。一些文书字迹潦草、模糊、残破，所以整理小组还邀请了敦煌文书释读专家张涌泉、黄征等参加审定。正如序中所言：“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基本的学术保证。”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文书可以借助电子检索系统来定名，仅有三五字的佛经也基本得到定名，如241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文书，残存“白佛言……命之法”6字，本书考证出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残片，令人叹服。进而，本书的研究人员还从写经书法推定为盛唐写经，这是计算机科技所无法完成的，而是需要运用文书学的专业知识来解决。

　　吐鲁番文书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需要考古学、历史学、文书学的综合知识，唐长孺先生主持下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就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本书亦然，荣新江、李肖、孟宪实等专家对敦煌吐鲁番文书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这批文书在他们的整理与研究下，价值得到充分展示。如1997年洋海1号墓出土的资料十分丰富，墓主是城主张祖，活动在5世纪后半叶，有文化并承担一定社会职务，所以出土文书的涉及面很广，有《差役帐》、长篇《易杂占》（拟）、他买胡奴的《买奴券》等（123－168页），已有多篇论文发表（如余欣、陈昊《吐鲁番洋海出土高昌早期写本易杂占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2007年）。同墓出土《阚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马条记文书》（《送使文书》）存有较为完整的20行（163页），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高昌地名、社会制度等（荣新江《吐鲁番新出送使文书与阚氏高昌王国的郡县城镇》，同上刊）。2006年洋海1号台地4号墓出土的《北凉缘禾二年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一种冥界观念（171页），游自勇《吐鲁番新出冥讼文书与中古前期的冥界观念》一文对这件文书进行了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2004年巴达木107号墓出土的粟特语《唐金满都督府致西州都督府书》为了解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提供了数据（57页），吉田丰作了解读，而荣新江结合其它相关文书（拆自2006年征集来的纸鞋，309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深研究，使我们大致获知龙朔年间一件不见史书记载的西州都督府安置哥逻禄部落事件（Yutaka Yoshida: Sogdian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Graveyard of Badamu，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均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辑，2007年）。

　　与敦煌文书相比，吐鲁番文书残破现象比较严重。本书所收录的文书与以前出土文书类似，多数是废弃的籍帐，用于纸鞋、纸帽等，拆开后鲜有完整者。这些文书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实在要感谢文物修复专家的努力。本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鲁番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承担，这支团队拥有强大的研究力量和雄厚的经费资助，从项目开始到本书出版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2005年10月－2008年4月），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从前言中我们得知，研究人员多数来自高校，他们每周以读书班的形式对相关文书进行释读与研究，再利用较长的假期到吐鲁番现场对原卷进行核对与分析，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品质与科研进程。

　　10卷本《吐鲁番出土文书》没有图版与索引，出齐数年后，才出版李方、王素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文物出版社，1996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则正文是图文对照，并对录文加了标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释读与研究），书后附有《人名索引》（附《神名索引》）、《地名索引》、《文献编号索引》，同步做了索引工作，大大便利了读者的使用。团队式集体研究、图文对照式图录，使本书的内容与形式都成为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一个“典型”与“样本”。敦煌文书的刊布尚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多数是图录（图版集），或有录文与标点的却没有图版（如《敦煌愿文集》、《敦煌文献录校丛刊》、《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为敦煌文书的整理提供了借鉴。

　　稍嫌不足的是，巴达木、洋海等地名对外人来说是陌生的，全书应该有一幅吐鲁番出土文物的地点位置图。在细节上，一些格式和内容尚有推敲的余地，如232页为2002年交河故城出土的《道行般若经》，正面为6行，第5行最后一字下方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末尾，则知前后各行缺最后二字，可用缺字符号“口”表示，而本书用下缺符号表示。背面第4行最上一字上方也可见乌丝栏，可知这是一行的上端（因为背面文书是倒过来写的，所这2行位置正对着），第3行 “界”字上面似乎不是一个字，而是二个字。252页的2002TJI:022a仅存一字，本书释读为“报”，从笔划上看，我们认为“叹”字的可能性更大些，大约是《法华经》内容。其它还有一些佛经碎片没有定名，需要今后进行更仔细的拼接与定名。

　　少数民族语言是很吸引人们眼球的，本书中的粟特文已作了解读。交河故城出土文书2002TJI:041正反面为回鹘文字、2002TJI:042正反面为婆罗谜文字（257页），2006年征集到的2006TZJI:191-193为3件藏文、婆罗谜文木简（358页），本书均没有释读，不知将来能否释读出。于此我们联想到敦煌研究院藏的北凉石塔上也有婆罗谜文字，这些天书般的婆罗谜文、粟特文让我们仿佛看到西域胡人行进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身影，我们也期待着对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书的解读。

　　吐鲁番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文物，给人们以无限遐想，本书的出版让我们再次走近古代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而“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的勤勉劳动与丰硕成果使我们看到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本书卷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一文在回顾前辈对吐鲁番文书整理时曾表示：“我们首先要对这些前辈学者的功绩表示敬意和谢忱。”我们遥望吐鲁番，同样用这样真诚的语言对在那里和曾经在那里辛勤工作过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表示敬意和谢忱。

　　（ 文/王惠民 图/路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