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佛教情缘

　　老舍的佛教情缘

　　段新龙

　　老舍原名舒庆春，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龙须沟》、 《茶馆》等。他的作品往往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因此被称为“人民艺术家”。在他的一生中，和佛教有过很多不解之缘。

　　一、在宗月大师的帮助下上学

　　老舍小时候家里很穷，根本上不起学，之所以能有上学的机会，是因为得到僧人宗月大师的帮助。老舍曾回忆自己入学时的情况：

　　有一天刘大叔偶然来了……一进门，他看见了我。 “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他问我的母亲……等我母亲回答完， 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于是就变成了学生。

　　这位“刘大叔”，就是宗月大师。他名德绪，字寿绵，是北京西城内务府粤海刘家的独生子。他虽家产万贯，却乐善好施，后于1925年出家为僧，法名“宗月”，人称“宗月大师”。悟性法师在《散金碎玉集》中回忆宗月大师时说：

　　他为人心地善良，好施舍，济困救贫，广办粥厂，舍棉衣、钱财、棺木，办义学，是远近闻名的一位慈善家，人称刘善人……他做过的好事不计其数。圆寂后出殡时，半个京城的贫民， 自动走上街头为他送葬。他们都是受过他恩惠的百姓。此景成为沦陷的北京城内一桩盅串。

　　宗月大师的影响，促成了老舍一生乐善好施、同情穷人的品质。老舍出生在阴历腊月二十三，离春节只差七天，父母为他取名“庆春”。上中等师范时，他把自己的姓拆开，成为别名——“舍予”。这两字又是“合我”——放弃私心和个人利益的意思，也有奉献自己的含义。后来他取“舍予”中头一字，前面加一个“老”字，成为“老舍”。老舍不仅在青少年时期积极参加一些佛教的慈善活动，即使到了晚年也仍然保持着助人为乐的品格。以至于其挚友萧伯青在听了宗月大师的事迹后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舍先生就是宗月大师。”

　　二、 “我很想知道一点佛教的学理”

　　民国时代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激发了国人振兴传统文化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热忱。研习佛教思想，成为当时的一个热门社会思潮。因为佛教的思想尤其是唯识学，较为尊崇理性，讲逻辑、重验证，正符合科学时代的特点。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以佛教为必修之课。1922年，欧阳竟无等创立“支那内学院”，招收学人，一时名流如云。

　　老舍也曾经自发地想学习佛教的理论。他回忆说：

　　前十年多的时候，我就很想去。道一点佛教的学理。那时候我在英国，最容易见到的中国朋友是许地山……所以我请他替我开张佛学入门必读的经书的简单目录， 华英文都可以。结果他给我介绍了八十多部的佛书。据说这是最简要不过，再也不能减少的了。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

　　老舍最终并没有深入佛教，他说“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 “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许地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作家，曾写过《空山灵雨》等多篇佛教题材的小说散文。老舍和许地山都是文人，也都没有皈依佛教，然而他们对佛教的兴趣却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

　　三、与太虚大师的交往

　　民国时期，太虚大师认为振兴佛教，必须从培养优秀人才开始，而这以传统的僧教育手段难以做到。因此，他多年来把创办新式佛学院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1932年，太虚大师在重庆缙云山创立了实现他世界佛学苑构想与佛教革新主张的基地——汉藏教理院，并一直主持到1945年，培养了大批汉、藏两种语言的佛教人才。

　　1940年9月，老舍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之邀前去参观汉藏教理院，并作了讲演：

　　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渴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不良的心理。

　　他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和尚们， “发心去做灵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1941年4月，老舍应邀为太虚大师题诗。诗云：“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诗末附记：“(民国)三十年四月，集当代艺术家笔名成小诗。大雨，诗人孙大雨；冼君，音乐家；长虹、冰莹、成舍我、碧野，均写家；万籁天，剧导家；林风眠，画家。写奉太虚法师教正。”

　　四、造访日本寺院

　　1965年舂，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他饶有兴趣地游览了很多日本寺院，并在日记中写道：

　　(4月2日)下午游唐招提寺，十三世纪建筑，鉴真传道于此，殿供奉佛、药师如来与观音， 系鉴真创举，佛像皆奈良时代鉴真弟子所刻。院后有鉴真墓。鉴真像年开一次，平时不开。

　　4月20日，老舍到日本作家水上勉家中拜访，水上勉提出想到六祖慧能住过的中国东禅寺参拜，老舍当时顺手为水上勉写下了六祖慧能的偈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日本人对鉴真和尚的崇敬以及水上勉的心愿是颇具代表性的，这种愿力，也终于促成了一件中日友好的大事。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参观唐招提寺时，79岁高龄的森本孝顺长老陪同邓小平和廖承志瞻仰鉴真坐像，他提出让鉴真像回国“探亲”的请求，邓小平当即表示“欢迎鉴真和尚像和长老来中国”。一年之后，邓颖超参观唐招提寺，日本友人又一次表达了同样的心愿。经过精心准备，1980年4月，鉴真大师像在日本友人的护送下，抵达扬廾1，并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供人瞻仰。鉴真像回国“探亲”，是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很大贡献。1980年4月19日， 《人民日报》刊登邓小乎为鉴真大师像回国撰写的《一件有深远意义的盛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也在《日本经济》上撰文，盛赞日中友好合作及鉴真像回国“探亲”对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

　　作为一位生长在20世纪的作家，老舍一生中与佛教有过很多接触。这些经历，可以折射出中国佛教在20世纪所经历的发展与变迁。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

　　宗教研究中心宗教学专业博士生)

　　责任编辑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