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宗后裔两画僧

　　明宗后裔两画僧

　　文：包光潜 来源：《中国民族报》

　　八大山人和石涛都是大明的后裔，尤其是八大山人朱耷为朱皇的嫡系后人，所以无论是八大山人还是石涛，国破家亡之恨深深地烙在他们的书画作品中。不管是个性张扬如石涛的山水画，还是简约沉郁如八大山人的鱼鸟“白眼相人”，他们虽然处境相似，内心世界复杂，但他们的禀性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却不尽相同。

　　在我国书画史上，有一种奇特的个体现象––画僧。顾名思义，画僧兼有两种角色，一是僧人，二是画家。尽管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出现过画僧，但画僧终究没有形成流派，更不是群体。作为个体的画僧，他们在中国书画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影，对中国书画的贡献也是非常独特的。在画僧这个个体现象研究中，八大山人和石涛是民间关注较多的两个人。

　　八大山人装疯卖傻

　　朱耷除了法号传綮外，还有许多法号和别号，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八大山人。如果不是明亡，青春如歌的朱耷应该是个公子王孙，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偏偏江山易主，为避新朝诛杀，东躲西藏，苟且偷生。朱耷虽然家学厚实，诗书皆工，岂能换口饭吃？为了防止被人察觉，只能装聋作哑，隐匿山野。奔波数年，倦了世俗的朱耷便跑到奉新山上削发为僧，做起了小沙弥。而真正事佛研究，重操书画是在朱耷28岁以后。他到进贤县拜颖学弘敏禅师（耕庵老人）为师，从此翻破黄卷，熬尽青灯，潜心佛学，渐成大气。因长期埋名掩姓，积郁良久，无处发泄，大约在33岁时朱耷变成了疯癫之人，以此消释内心苦痛。

　　天下八极，算老子最大。由此可见，八大山人表面上装疯卖傻，内心却一日不忘自己是朱皇明室的嫡系遗少。关于八大山人的疯癫，陈鼎《留溪外传》中有过记载：“初则伏地呜咽，已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跿跔踊跃，叫号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于市，一日之间，颠态百出。”也有人说八大山人并没有疯，只是装疯而已，以求得内心世界的平稳。不管是真是假，八大山人的确是一个人格不完善的奇人。这种人格的不完善不仅仅表现在日常俗态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画作中。他的鱼鸟胜于山水，因为在他眼里，满目青山绿水已被外族“霸占”，他只是这山中的鸟，水中的鱼。他离不开这山，他忘不了那水，但他又不愿与这些易主的山水合作，所以他的笔墨极其简练。你看那《孤禽图》、《双鸟》、《荷叶翠鸟》、《游鱼图》……哪一个不是白眼朝天，不屑一顾。他或者缩着脖子，懒得答理别人，或者只看眼前，山水全无……恰如《孤禽图》中的那只孤鸟。

　　八大山人的绘画，多借物抒情，应用象征的手法将物象人格化，寄寓个人情感。所画鱼、鸟，常作“白眼向人”的愤世嫉俗之状。署款“八大山人”，连缀一体宛若“哭之”、“笑之”，寓“哭笑不得”之意。其画用墨，枯寂清冷，极尽凄凉之能事，于荒寂中渗透出雄健的气势、简朴的风雅––一个没落文人的心态淋漓尽致落墨其中。就连他的字、号也几经变化，曲折隐晦，其义不凡。正如肉体隐匿寺野，与天光为伴，乐在自然，不为俗世所累。

　　画僧石涛留传佳话

　　石涛的山水画应该在八大山人之上，其“上”为创新，对后来画家影响很大，诸如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潘天寿等画坛巨子，无不受其泽润。除了山水画的造诣以外，《苦瓜和尚画语录》在清代画坛汗牛充栋的绘画理论中独树一帜。石涛之所以叫苦瓜和尚，是因为他很喜欢吃苦瓜，甚至将苦瓜供奉案头。石涛常常内火攻心，而苦瓜恰能清热解火，而不像有的人认为那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其实石涛和八大山人相比较，性格要随和一些，处世也圆润一些。然而，他的人生充满了艰辛与矛盾。

　　有一次石涛到天宁禅院，被当家的老和尚撞见，问他：“法师认为扬州景物有什么特色？”石涛不紧不慢地说：“古人已经说过了：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

　　老和尚是有备而来的，接着说：“扬州始终缺一景，法师注意过吗？”石涛踱出寺门，指着远处只说了一个“山”字。老和尚轻捋白髯笑道：“真乃慧眼慧心矣。如若法师能为寒寺留点墨宝，也算是对扬州无山之憾的补阙吧。”

　　老和尚话音刚落，便引着石涛走向东西耳房。石涛此时才恍然大悟。东西耳房各36间，也就是说要画72座山，且山山各异，峰峰有别。如果不为或不能，传出去就成笑话了。人家会说，原来《苦瓜和尚画语录》只不过是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啊。没有退路。石涛和老和尚约定，一日画一幅，72天完毕，第73天早晨请全体寺僧和扬州各路画家来天宁禅院赏画。名为赏画，实则是想看石涛的笑话。第73天早晨应到之人全部到齐。结果令人惊讶。众人踏入天宁禅院，就感觉山岚弥漫，晨雾缭绕，茫茫无际。飞瀑不绝于耳，山泉叮然作响，而且还飘出缕缕山野花草之馨香。众人错愕，以为走错了地方。使劲地搓揉眼睛，才确定无疑身在寺院东西耳房––每间耳房里都挂了一幅石涛的山水画！

　　石涛从此入住大涤堂，与近在咫尺的天宁禅院相邻，在画坛上留下许多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