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早期汉译佛典语言得失

　　聚焦早期汉译佛典语言得失

　　作者： 郭彪

　　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往后直到宋朝的数百年间，是佛教经典汉译的高峰期。在这期间，东亚和南亚进行了空前的语言碰撞，梵语、尼泊尔语、龟兹语、汉语、藏语等在传递佛教文明时发生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流变，11月3日、4日，北京论坛（2007）语言分论坛的学者就此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昙无谶、鸠摩罗什、安世高、支谦早期作为佛典汉译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本次论坛上的讨论热点。

　　来自日本的Jan Nattier通过分析“善男子”和“善女子”两个词汇在早期（大约是公元2世纪到4世纪）汉译佛典中的使用情况，得出当时这两个词汇使用很少（西域僧人支娄迦谶的《道行般若经》除外）的结论，认为佛典在汉译过程中虽然为服务于传经而使用了不少当时的口语词汇，但是很多译者还是避免使用太口语的词汇，比如，更倾向于用“善士”、“善士女”或“贤者子”、“贤者女”来代替“善男子”、“善女子”。而且，同样是在早期佛典中，“男子”的使用频率要低于“女人”，而从总体上说，佛经中提到男人的地方要比提到女人多，“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朱庆之教授对Jan Nattier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朱教授指出，早期佛典汉译家并非有意用口语词汇，由于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西域僧人或南亚僧人，所以他们并不十分清楚一些词汇在汉语中的精准含义，在翻译时他们更多地还是依照梵语或西域语言的传统。朱教授以“呜”这个为例，指出“呜”意为“口相就”，它在汉语中是个很俗的词，不用于书面语，但是在昙无谶翻译的《大方等大集经》中有“以口呜足而赞叹”一句，吻足礼在印度是一种极其尊贵的礼节，昙无谶用“呜足”，表明有些早期译经僧人多从印度传统。

　　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Paul Harrison以龟兹僧人鸠摩罗什的《金光般若波罗蜜多经》为探讨核心进一步阐述了朱庆之教授关于非汉族僧人译经中的失误现象。Harrison认为，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有意创造一套自己的术语体系，比如，他大量使用“相”这个字表示外在、形式之类的意思，而在上古汉语中，“相”是没有这些意思的。Harrison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鸠摩罗什很多经典是依照梵文本翻译，而且在翻译过程中，他更倾向用梵语中的词汇义附会汉语词汇来表达佛教语词。因此，Ｈarrison认为鸠摩罗什的译本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译本。

　　Jan Nattier就此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她认为汉译佛典中一些词汇和当时汉语词汇不能一一对应不能简单归并为译者的失误，这有可能是译者对印度文本不同的解读选择造成的，因为早期经典有不少版本；而且，如果从印度佛教的原意出发，有些汉译术语也是讲得通的，比如，汉译佛典中常用“弃”这个词表示“冥想”的意思，这可能是因为佛教中有主张沙门应坐禅参悟，通过冥想就可以明晓尘世诸物，进而学会摆脱的教旨，从这个角度，“冥想”译为“弃”是可以的。

　　北京大学的段晴教授补充了Jan Nattier的观点，她认为，早期译者遵从的经卷文本有些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印度没有纸张，早期经典是通过口耳相授来传承的，而且即使是用布帛书写，在辗转传抄中也会出现不少错误，比如，藏传佛教中的译本有些译自尼泊尔语文本，而在尼泊尔语文本中就有不少错误。

　　来自北京大学的王邦维教授则为被唐代慧琳所批评的昙无谶正名。慧琳在为《大般涅磐经》撰写音译时，认为昙无谶是“依龟兹国胡本文字翻译此经，与中天音旨不同”，还用自己编纂的《十四经音义》为其更正。王教授指出，昙无谶的文本其实也是来自印度的，而且尽管中天音旨在“东天音”、“南天音”、“中天音”中是最标准的，但在念咒的密宗在中国流传开来之前，昙无谶采用“东天音旨”无需责备。

　　注释：

　　中天音旨：唐代中期以后，佛教密宗盛行。密宗要求修行者念诵咒语，而咒语发音自然应该按照印度音，但同中国有方言一样，印度人的发音也因地方不同而有差异，这就出现了所谓区分“东天（天竺）音”、“南天音”、“中天音”的问题，在这中间，“中天音”是最标准的也最应该效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