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佛异域传因缘——元杂剧《灰栏记》题材演变探源

　　梵佛异域传因缘

　　袁书会

　　——元杂剧《灰栏记》题材演变探源

　　摘 要：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入中国，不仅给中土思想以极大震撼，同时其所携带而来的异域文化，也对中国本土文化沾溉匪浅。本文从佛教一则故事在中国及西方的流传，考索其踪迹。

　　关键词：佛教；灰阑记；高加索灰栏记

　　中图分类号：J809.247　　文献标识码：A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它在日后的发展历史中，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而且佛教文化所带来的异域文学因子，也对中国文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如王维、苏轼等士大夫的文学创作，同时也对我国俗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对我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人类文学发展的长河中，随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交往的逐渐加深，一民族、国家之文学影响另一民族、国家的文学，某一文学现象从一地区、国家逐渐走向世界，从而构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为世界也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贡献，则是文学发展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而在这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学的相互影响中，题材的互相借鉴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兹就我国元代杂剧《灰阑记》的题材来源及其流变略作考察，以探究《灰阑记》的题材的最初渊源所自，并求正于方家。

　　一

　　现存元人李行道（或李行甫，名潜夫）的杂剧《灰阑记》是以一部优秀的公案剧，它的故事梗概略为：宋时一妓女张海棠嫁与郑州马均卿员外为妻，生下孩子寿郎。马员外的大浑家却与赵令史勾搭成奸，二人密谋下毒药杀马员外，嫁祸张海棠，并欲“混赖家产，强夺寿郎”。马大浑家与赵令史贿赂郑州太守苏顺，苏昏庸贪财，草菅人命，将张海棠屈打成招。张海棠在被押解途中，巧遇开封府公人，因此此案又经开封府尹包拯复审。为了弄清谁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包拯命人于庭阶下画一个灰栏，将孩子放在其中，然后让二妇人争夺，宣布谁将孩子拽出谁即为生母。张海棠心怀母爱，不忍用力拽撤骨肉，因此虽然身遭毒打，也不愿拽坏孩子。而马大浑家则将孩子用力扯出。包公最后判定张海棠为寿郎生身之母，并为之伸冤平反。此剧集中歌颂了包公的智慧和张海棠的母爱。“在昏天黑地的元代社会，戏曲舞台上的包拯好象一尊民间的正义之神”【1】。体现包公智慧的“灰栏断案”，一般研究者均认为其来源于古代中国。在由马良田、李福田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词典》“包待制智勘灰栏记”条中这样写道：东汉应邵《风俗通义》记颍川有妯娌两人争儿，丞相黄霸让两人各距10余步，自往取儿，弟媳恐伤亲儿，放手让大妇拉去。《灰栏记》即据此改编。作品构思新颖，包拯根据母亲爱子的心情巧设灰栏，辨明案件真相，不落俗套。

　　《灰栏记》不仅以其深厚的思想内容和卓越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喜爱，并且也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关注，被一再翻译，甚至改编。“早在1832年，法国的朱利安（汉名儒莲）就有《灰栏记》译本问世。1866年德国克莱因在他译著的《戏剧史》中对《灰栏记》作了介绍和评论。1925年，克拉本德[Klabund]在柏林也出版了《灰栏记》全译本。在英国，最早的译本是1925年詹姆斯·拉弗[JamesLaver]根据德文改编本转译的。此后，在欧洲还有多种译本和译介的文字。影响最大的是德国著名的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ortoltBrecht]于1944一1945年根据《灰栏记》改编创作的《高加索灰栏记》。”[2]

　　《高加索灰栏记》中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格鲁吉亚，在一场暴动中，总督被杀。总督夫人仓惶出逃时只顾惜金银财物，自己的亲生儿子小米歇尔被她遗弃。善良的帮厨女佣人格鲁雪·瓦赫纳采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救出了孩子，并经历千辛万苦将他抚育成人。叛乱平息后，总督夫人为了继承遗产,强行索要孩子，法官阿兹达克巧用灰栏断案的办法，总督夫人贪财残忍，不顾孩子死活拼命往外拉扯，而格鲁雪则由于历经艰辛抚养过孩子，不忍心孩子被拉伤，故事的结局与元杂剧不同的是：小孩不是判给其生母，而是判给抚养他的女佣格鲁雪。布莱希特在另外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升华了《灰栏记》的原主题，歌颂了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的崇高品格。

　　在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栏记》的“楔子”中，作者借剧中歌口明确地告诉我们故事地题材来源：“一个非常古老地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地。当然，我们地演出在形式方面做了更动。”

　　这样看来，“灰栏断案”这一故事的渊源及衍变脉络似乎应该是很清晰的了，即：《风俗通义》中的妯娌争儿→李行道《灰栏记》→布莱希特《高加索灰栏记》。因此在《中国文学大词典》“包待制智勘灰栏记”条中，这样写道：“此剧与《圣经》中的所罗门王以剑判儿案有类似之处，因此颇受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的欣赏，于1832年就有法文译本。现代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栏记》，是受影响而出新之作。”这样说，似乎也顺理成章。而笔者近翻检《大正大藏经》时，发觉一材料似乎与《灰栏记》关系更密切，现示诸同好，请方家指正。

　　二

　　在《大正大藏经》第四卷本缘部下《贤愚品》“檀腻奇品”有一故事，极为生动。现抄录如下：

　　时檀腻奇，身事都了，欣踊无量。故在王前，见二母人共诤一儿，诣王相言。时王名黠，以智权计，语二母言：“今惟一儿，二母召之。听汝二人，各挽一手，谁能得者，即是生母。”莫非母者，于儿无慈，尽力顿牵，不恐伤损。所生母者，于儿慈深，随从爱护，不忍世挽。王鉴真伪，语出力者：“实非汝子，强挽他儿，今于王前，道汝事实。”即向王首：“我审虚妄，枉名他儿，大王聪胜，幸恕虚过。”儿还其母，各尔放去。

　　为比较起来方便，现将《包待制智勘灰栏记》中相应的“灰栏断案”。一节抄录如下：

　　《包待制智勘灰栏记》第四折：

　　包待制：张千，取石灰来，在阶下画个阑儿，着这孩子在阑内，着他两个妇人曳这孩儿出灰阑来。若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曳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曳不出来。

　　……搽旦（马大浑家）做曳徕儿出阑科。正旦（张海棠）曳不出科。

　　《高加索灰栏记》第5幕“灰阑断案”这样写道：

　　阿兹达克：原告与被告！法庭倾听了你们的案子，还不能断定谁是这个孩子的真正的母亲。我作为法官有责任给孩子找个母亲。我要作一个测验。肖瓦，拿一块粉笔来，在地上划一个圆圈。（肖瓦用粉笔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把孩子放进去，（肖瓦把孩子放进圆圈，孩子对格鲁雪微笑）原告与被告，你们俩站在圆圈的边上！（总督夫人和格鲁雪走到圈旁）拉住孩子的手。真正的母亲就会有力量把孩子从圆圈里拉到自己一边来……

　　[总督夫人把孩子从圆圈里朝自己一边拉过来。格鲁雪先放开手，站在原地目瞪口呆。]

　　在这三个断案故事中，断案者在不同的故事中有不同的身份：《贤愚经》中为佛陀的前身端正王，《灰栏记》中为包公，而《高加索灰栏记》中则为法官阿兹达克。三人虽各不相同，但在判断母子关系亲疏时所采取的方法却是相同的，即让二母共拉一子，其中一人慈爱，不忍用力；而一人贪婪，拼命用力。判案结果也是相同的：慈爱者获得最终胜利，贪恋者则以失败告终。《高加索灰栏记》断案借鉴于《灰栏记》是十分明显的，而《灰栏记》于《贤愚经檀腻奇品》的关系，却很值得做一细究。

　　三

　　《贤愚经》，一名《贤愚因缘经》，十三卷。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凉州（今甘肃武威）沙门慧觉（一作昙觉）等译。慧觉、威德等八人，曾西行求经于于阗（今新疆和田）大寺，遇到当地五年一次的般遮于瑟会。会中长老各讲经律，八人分别记录其所听，后译为汉文，于公元445年回到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附近），综集成为这一部经。后又经流沙（今新疆白堆沙漠一带），送到凉州，凉州名僧慧朗将它提名《贤愚经》。以后此经由凉州传入南朝之建业（今南京市）。其流传情况今具载于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九。

　　《贤愚经》主要讲述佛陀前生作菩萨时的种种本缘经历故事，在佛经中被归入本缘部。而本缘部佛经，内容多叙释迦前生救世因缘，教导凡俗施舍、忍辱等美德，故事多曲折动人。虽为佛教故事，但却援引了印度当时的许多民间故事。当代著名印度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对此就曾说：“佛教徒为了吸引众多的中下层人民皈依佛教，常常采用中下层人民最易解受的故事形式来传播他们的教义，即在枯燥的说教中，插入许多有趣的故事、生动的比喻”[3]。而《贤愚经》中的一些故事，即生动无比，故事饶有趣味，影响深远，后来佛家所编类书《经律异相》、《法苑珠林》等，亦常常引用。1310年后，此经又译成蒙古文，题名《譬喻大海》。

　　从《出三藏记集》可知：《贤愚经》的结集、流传史，即是外来西域文化（实源于古印度文化），逐渐进入中国而为中国人逐渐认识的历史。众所周知，佛教的传入，实乃中华文化史上的的一件大事。佛教东传，给中土带来了一股崭新的强劲的思想文化潮流，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下层庶众以很大的震动。佛教不仅以其迥异乎中土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使他们在信仰、观念等方面产生重大改变，而且佛经中许多优秀的文学故事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非浅，中土文人在自己的创作中往往自觉不自觉的从自己熟悉的佛经中借鉴一二。即使向以笔法谨严著称的中国古代史学家，文中往往亦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其间。汉译佛教典籍与中国文学之关系，前贤粱启超、胡适、陈寅恪、郑振铎、钱钟书等已多有发明，兹不赘述。

　　而《贤愚经》于六朝时即已传人中土，六朝时期正是佛教在中国辉煌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迅速渗透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封建王室贵族（如梁武帝），下至一般士庶，均对之顶礼膜拜，崇信有加。其间虽也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但时间均不长。佛教于南北朝受民众普遍信仰，崇佛毕竟是这一时期的大趋势。当时士大夫以与僧侣往还为时尚，《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对此记载颇详。佛教为了宣扬佛理，扩大影响．普渡众生，其宣传工作也开展得轰轰烈烈。释家之俗讲（唱导）借释氏之因缘果报谈论世事，佛教经典中的故事亦往往是其演说的对象。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唱导》第十“论”曰：“……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示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虽然故以恳切感人，倾诚动物，此其上也。……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往昔，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4]释家唱导非常注意方法和效果，针对不同人众讲述不同的内容。因此其中曲折动人的故事为一般人众所熟知亦不为奇怪。而《贤愚经檀腻奇品》于梁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即被收入释宝唱所编的我国留存至今最早的佛教类书《经律异相》中，可见其在当时流行之广。随着俗讲的广泛开展，《贤愚经》中的“二母争儿”故事被人熟知是十分可能的。而至元代李行道（生卒年不详）时，佛教思想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作家从中取材已无法分辨出其渊源所自了。

　　其实，佛教经典中岂止只采用了下层人民最易接受的故事形式，它同时还保存了大量流行于当时下层人民口中的民间故事。佛教徒用这些生动的、有趣的民间故事来教化百姓。而这些小故事在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前，即以口耳相传的形式通过民间交往传入中土，自不待于整个佛教经典结集之后，这种现象在文化交流史上常常发生。《贤愚经》的流传，如前所述，乃沙门慧觉在于阗听经所得，而在此之前，丝绸之路早已打通，西域与内地的交往已十分频繁，两国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已十分频繁，这一点季羡林先生早已多次发表文章谈到此种现象，类似后来结集的《贤愚经·檀腻奇品》故事可能早已通过民间交流渠道流传到中土。因此，东汉末应邵在撰写《风俗通义》时，佛教故事早已辗转因袭附会于其间。我们借用陈寅恪的一句话，即“遂以”应邵“之精识，犹不能别择真伪，而并书之于书。”

　　另外，对照一下《风俗通义》中黄霸断案的故事和《贤愚经》中“二母争子”的故事与李行道《灰栏记》中包公断案故事的疏密程度，我们有理由说：《灰栏记》更有可能来源于《贤愚经》相应故事，李行道在借鉴佛经故事“二母争子”的基础上，并对之加以改编：即在地上画一个灰栏，让小儿站立其中，并使故事的其它人物及故事情节更加中国化，更充分、更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灰栏记》是一枝中印文化交融而生长起来的艺术奇葩，“灰栏断案”是中印两国人民聪明和智慧的集中表现，而其中梵佛艺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亦可见一斑。

　　准此，我们可以这样勾勒一下《灰栏记》的题材渊源及流变过程：民间交流的《贤愚经·檀腻奇品》故事→东汉应邵《风俗通义》中“黄霸断案”故事→元代李行道的《灰栏记》→欧洲人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栏记》。

　　参考文献：

　　[1]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上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231

　　[2]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339

　　[3]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25.

　　[4][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