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北新区石佛寺的地名及其寺庙考证

　　关于沈北新区石佛寺的地名及其寺庙考证

　　作者：隋汉羽

　　地名的成因：在历史的延续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事件及有趣的故事。其丰富之极各成章节。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通地理通释》，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阎若璩的《四书释地》和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等等地名有封地、赐地之说，有依环境、依地势、依人物、依图腾、依企望之说等等。甚至还出现了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借意、借音等现象。

　　我区石佛寺这个地名就是借音传意的一例，下面就历史沿革来谈一下它的成因。

　　活动在东北的通古斯族人，是中国北方诸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肃慎人是通古斯族的一支，也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传说中的舜、禹时代，他们就和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西周初年（公元前一世纪），肃慎向周王朝称臣纳贡。《左传》也曾记载说：“肃慎、燕、毫”为周朝的“北土”。契丹政权建立后，契丹奴隶主贵族的首领和一切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一样，疯狂地推行向邻族的战争掠夺政策。由此俘获了大批的汉人和渤海人，把他们变成了契丹的奴隶。然后，推行一种头下州军制，把这些俘虏“置州县以居之”为其生产，供其战争的给养。譬如，辽太祖阿宝机将从代北掳获的汉人奴隶建“龙化州”，将从燕蓟所掳获的汉人奴隶建“龙化县”和“临潢县”，将从渤海所掳获的奴隶建“长宁县”，所以在耶律阿宝机和耶律德光时期，建置了很多这样的“州、县”。并在全国设立了京、州、军、县、城、堡的等级机构。

　　沈州是在928年经辽太宗下令扩建的。由此，位于我区的双州城（石佛寺）和兴州城（依路）也应该建于此时。双州城，据记载：在渤海国时设置安定郡，但被废弃。在（公元927—938年）太宗（耶律德光）南征，以浮镇、定二州之民建域置州。该城城址呈长方形，城墙东西长370米，南北宽190米，除有五处被人工破坏外，绝大部分高低连续，保存较好，城墙系夯成，夯层明显，在22至25厘米不等，现在墙基厚度为6米左右，城墙西南角等少数地段有少量夹砂红褐陶片和磨制石器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物，这样的历史残存与遗物在山上多个地方都有。城门：东墙中部一门，宽15米，南墙中部利用门壁向外延伸的坡地修起一段弧形土墙，当为残存的“瓮城”。西墙南角处辟有一门，宽14米，自北墙壁向外筑起半圆形“瓮城”。此城内遗物甚少，也可能与城内辟成耕地有关。另在主峰东坡下也有一城址，这个城址较小，辽、金、明遗物却很多。主峰山上有一塔，82年塔下地宫被掘。根据双州辽塔地宫出土的碑文考略，此地的双州只是一个节镇州，是由两个城池组成，它当时只管一县双城县，并且是州县同置，应该说它的管理者是沈州的节度使，因为沈州是由太祖初设，太宗发展的永兴宫直接管辖的头下军州所管理。

　　前面提到双州是俘镇州和定州之民所建，镇州为唐元和15年（820年）改恒州而设立，治所在真定县，也就是现在河北正定县，到了宋朝继续沿用。而定州的名称在诸朝代中有几处，唐、宋、渤海、高丽等国都设置过定州，但从辽在战争中的运动路线来分析，治所在四川及苏联境内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认为定州应该是高丽国所设置比较可靠，治所在现在的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以东的地方。之所以要弄清这一问题，主要为了研究人口流动的方向，对解释石佛寺石像无头原因有帮助。

　　我国北方民族的前身都是以部落为基础的游牧民族，他们笃信萨满教：这是一个崇信自然之教，也称之为泛神教，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因此部落之间有不同的神被供奉和信仰，所以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很不好管理。由于在政治的作用下，北方民族开始皈依佛教，每当一个地方的治所建立之后，首要的工作就是在当地大量建塔和寺院，这点从石佛寺建塔的碑文上证实了这种现象，并明显地分出了佛教在这里的等级制度。比如碑文开篇提到沙门谁、僧谁、尼谁等。从佛教词的解释“沙门”就是僧侣，为何在这块碑文上要分开提，其实这里的分别还是很大的。象和尚、头陀、伽者、比丘、沙尼、沙门、僧等都有区别，而沙门在印度早期的多种宗教中，那些离俗专修的人都叫做沙门，他们并不避妻弃子，相当于中国避世的隐士。而在双州时家寨佛塔地宫出土的碑文上看沙门是否可以理解为指当地族的皈依者，因为他们被排在前面，而且还是管事的。而“僧”者是否指的是汉人的皈依者（这个问题有待文献与考证认定了）。根据碑文称石佛寺当时叫时家寨，寨的构成在南方就如北方地名的一个家族的建置，而时家寨说明是姓时的家族，但从其碑文记载的230余人里姓时的只有8人，而时姓以河北、山东为多，并且时姓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由此双州城是掳获者组成的一个州城也以此可证。另外碑文上还写有“宣议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守双州奴城县令”而这个“奴”字也印证了是俘虏者州，而不像沈州的“头下州”建置。

　　关于石佛寺的寺庙问题，在辽塔碑文明确记载“时家寨净居院建塔邑首”说的是在当时只是个“净居院”，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寺院”，因为在办塔的负责人中有一名年岁长者是沈州弘妙寺僧人，弘妙寺在沈阳现在已不见记载。根据以往主持仪式规律，请上一级部门领导已是惯例。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明，“院”只是对佛教修行之前的场所，还不够寺的规模。到了明朝时期，此地才形成寺庙，称为“十方寺”，明代时这里是辽东边墙的边堡。据《辽东志》记载当时设城，城内有官兵225名，并属蒲河城辖。由于“十方寺”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只是作为地名而被提及。所以现今的石佛寺是由“十方寺”演音而来，缘由是在清中期流传一则故事。说的是明代当地有座墓葬，墓前按级别与风俗排列石人、石马等石刻称为石像牲。而这个墓最低建置应该有一对石人，称做“翁仲”，而当地老百姓并不知道什么叫“翁仲”，只根据这石人拱手样式被认作是“佛”。有一年大旱，庄稼不出苗，百姓传言是这石佛压着地而庄稼不长，因此把这所谓的石佛砸掉了头，被推到沟里，后来当地人把这石人找到，也只有身子没了头。我根据这一故事写了一副对联以记其事：

　　石佛寺 十方寺演音方成趣

　　翁仲人 释迦者变态才有情

　　所以现今的石佛寺是由“十方寺”演音而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石佛寺”另外，要知道从佛教教义来讲“十方寺”是一个功德圆满、天下太平、八方和谐的一个特别吉利的名字。

　　关于石佛寺这个翁仲石像的传说及俘镇、定二州之民建双州还可以再证这里人的原流问题。由此使我想起一则相同的传说却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陕西乾陵。这是一处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每位到过乾陵旅游的人，都会看到在陵墓两旁立有无头石像共61尊，齐齐地摆在那儿十分抢眼，在很多人的思维中认为这些掉了头的供者，一定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但是错了，其实这一现象并不是造反派破四旧的杰作。那么这61尊立在乾陵的陪伴者都是些什么人呢？当然这还要从盛世大唐说起，也是大唐的强盛及对外政策的成果。据《唐六典·主客郎中员外郎》记载，在唐高宗时，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唐朝保持友好往来。这些人都是当时参加高宗葬礼的国内外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者的石刻像。在当时每位石刻像的背上都有名字，说明是确有其人。经过一千多年时光的融失后，现在能考证出的仍然有20多人。那么这些人的头为什么都没有了呢？按本地传说，大约在明末，有一位外国使者的后人来到乾陵，发现在李治和武则天墓旁有他的祖先，就十分不满，认为这是耻辱。但他一个人又没有能力去搬动这巨石人像，于是他就以传道的方式向当地百姓说，这些石像被精灵所侵，今年要损坏各家的庄稼，必须把它们头打掉，它们看不见了就不能了。老百姓一听这事，害怕了，就一起动手弄掉了这些石像的头。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些石像在宋朝末年还都完整地立在那儿。又根据现在学者及专家考证认为在明朝嘉靖时期，陕西一带曾遭受一次8级的大地震，认为这些石像是在大地震中把头部震掉的。我个人也到过乾陵，也曾认真看过这些石像，我发现这些石像由于都是刻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在头和脖的连接处都比较粗。所以不可能在地震中都损坏。因此我认为这些石像是否在元朝时期，因为元朝的统治者认为这些石像有他们的祖先，感到给别人守陵颜面无光而损坏的呢？当然这些还有待今后考证研究了。这仅是我推论之一。

　　其二，从石佛寺的无头石像说到了乾陵石像，这是否说远了些，其实我个人认为明末外国使者到乾陵认为有辱祖先而编故事去掉石像的头也是成立的。这一成立也证明了石佛寺的人口在明朝或清初这个时期是由陕西等地迁移或被俘过来的一个佐证。当你查阅明史里有这样的记载，在元朝末年，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在20多年的烽火狼烟中，当时的中原人口及经济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城廓为墟，田地荒芜。到了明朝初年政府在“租税无所出”的情况下，不得不将州改县、县合并的措施以继人口。但仍不见好转，这时朱元璋决定实行“移民屯田”用开垦荒地的政策来移民。据明史记载，明初从山西、陕西移民共六次。这些移民被迁移的地点为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而石佛寺当时建双州城也正是从这些地方俘获人口而建的。做为一个农业为主的中国来说，这些来自乾陵一带的农民，当他们看到当地也有这样的石像，自然也要产生恐惧，所以也就把他们的头砸掉了。在这样一个证据链之中，石佛寺石像无头之迷也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