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义疏的产生与影响

　　魏晋南北朝义疏的产生与影响

　　作者：王燕

　　“义”是说明义理的意思，“疏”的意思是疏通，“义疏”就是疏通其义的意思，也就是疏通、阐释古书义理，有时也单称义或疏，后来指经注兼释的注解。最初的义疏其实是讲解经书的稿子，也称为讲疏，后来用作训诂的名称。正因为这种训诂方式是由讲稿发展而来的，所以它比汉儒的经注更详细，它不仅解注词义，而且串讲句子的意义，甚至还阐发章旨，申述全篇大意。义疏兴盛于南北朝，著述颇多，如梁武帝《周易讲疏》、《尚书大义》、沈重《周官礼义疏》、皇侃《论语义疏》、《礼记义疏》等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皇侃的《论语义疏》。

　　1.“义疏”的产生

　　儒、释、道三教鼎立局面形成后，对儒学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这促使了统治者振兴儒学的尝试，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就是进行尝试的一种努力。由于儒家经典距前代已经几百年之多，汉人的训诂已为难懂文字，对魏晋知识分子来说，理解经文仍感到困难，于是迫切需要注家既注经文，又释传注，以便儒家思想的传播。而且这一时期玄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佛教的兴盛导致了儒家经学的南北分立。玄学注重抽象哲理的思辨，佛教徒则善用讲疏的方式来传播佛教义理，这就直接影响了南北儒者治经的方式，他们纷纷借鉴佛徒讲经的方法来注释儒家经典，于是形成了以义理解经的南学，由于南学重义理而疏于经文，于是传疏之体日起，兴起了一股“义疏”之学，“义疏”体注释随之也应运而生。随着南北学术的交流与统一，“义疏”体在南北朝兴盛起来，得到了发展，为后来“正义”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三教对“义疏”生成的影响

　　“义疏”是兼释经注的一种训诂形式，说它产生于玄学和佛教的影响下，未免有失偏颇。既然它是一种训诂形式，那么必然与儒家的注经有关，因此从经学自身的因素来考虑，我们考察到“义疏”与汉代经注的关系，即义疏是汉代经注的发展与延伸。那么，“玄学与佛教”则成为“义疏”兴盛的外在因素。

　　义疏萌芽于汉末，是在汉代经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具体滥觞于谁，说法不一，清儒陈澧在他的《东塾读书记》中说：

　　《汉书·儒林传》云：“费直以《彖》、《象》、《系辞》、《文言》十篇解说上下经。”此千古治《易》之准的也。孔子作十篇，为经注之祖；费氏以十篇解说上下经，乃义疏之祖。

　　他的这段话提出了“义疏滥觞于西汉费直”之说。但大多数学者还是同意焦循的观点，认为东汉郑玄《毛诗笺》才是义疏之滥觞。汉代的注释，一般只注经而不释注，只有郑玄的《毛诗笺》以毛传为主，既注经文，又申明毛意，而且从义疏的形式看，郑笺经注兼释确实开了历史先河。由此可见，义疏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魏晋以后，义疏开始大量出现，到六朝达到了高潮，主要原因是语言的发展变化。语言文字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产生了变化，到六朝时，人们不但难以理解先秦古籍的文辞立意，就连汉代的注解理解起来也感到困难了。经学要想适应社会的需要，继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必须以新的方式来注释经书，于是义疏之学产生了，但是导致义疏之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却是玄学和佛学对儒学的刺激与启迪。

　　自魏晋以来，玄学家崇尚剖析名理的玄谈之风盛行。玄谈之谈经主要表现为学者之间的疑难论辩，通过阐述义理来驳倒对方，于是对“义”的疏解也就蔚然成风。这种风气直接影响了南朝儒生的治经方式，形成了南学与北学的分野。南学受玄学经学以义理解经的影响较大，不但继承了魏晋学风，而且说经也搀进了玄学家的哲理。这样一来，南朝的经学逐渐发展为偏重于经典义理的阐释，而且此时佛教也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南北朝时，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盛极一时，佛教已从佛经的翻译发展到佛经的讲解，由释佛经字词发展到阐述佛经义理。于是兴起了大规模的佛教聚徒讲经，讲解佛教典籍，这一方式也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尤以梁武帝为盛。他亲自参与，并登台讲经阐述佛理，促使佛学达于极盛。这时的儒学虽然处于弱势，但是还保持着名义上的正统地位，而且面对佛教的挑战，为了维护自身的领导地位，儒学与佛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双方互相借鉴，互相吸收，使自身都有了些许变化。对佛教来说，为佛经作注就是受儒家的影响，对儒家来说，就是吸收佛教讲经的方式兴起了义疏之学。佛教徒登台讲经，不仅斟酌词句，而且推衍义旨，宣讲经义，替佛经作疏，这样一来，对佛经的解释就比注经更为周详，更有利于传播佛学思想。这就启示了儒家，于是儒生们为了巩固儒学的地位，宣扬儒家思想，纷纷效仿佛教徒讲经的方法来疏理经文大意。他们为儒家经典作疏，依据作者的研究，申明经旨，阐发义理，这种方法既能使读者不沉埋于词语的训诂中就能理解经文大意，又能使人不脱离经文而理解经典的章旨，所以得到了南朝学者的青睐。北朝儒生重章句的训诂，但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章句与义理结合的训诂风气也影响到了北朝儒生，因此南朝及北朝后期诸儒都转向了“义疏”的训诂体式，因此，“义疏之学”在玄佛的影响下兴盛起来。

　　3.“义疏”对训诂的新发展

　　“义疏”之学不重原经文，主要是对原来的旧注进行阐发和诠释。表面上看，义疏比汉注繁琐的多，而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诠释汉注，申述文章全篇大意，阐发经典章旨。因此说，它是对汉代繁琐注经的章句训诂的一种改进，是对训诂体式的创新和发展。没有义疏之学，后世读秦汉典籍传注就会不知所云，不得要领了。

　　经注兼释的义疏体受到了南北双方的供奉，促使了义疏学的兴盛，于是，南北儒生纷纷以义疏体来阐释儒家经典。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仅魏晋南北朝的义疏著作就已经更仆难数，如梁武帝著《周易义疏》、《孝经义疏》，沈重的《毛诗义疏》、《周官礼义疏》，皇侃的《论语义疏》、《礼记义疏》，何晏的《老子讲疏》，萧子显的《孝经义疏》等等，但流传至今的只有皇侃的《论语义疏》。下面就以此本为例说明“义疏”对训诂体式的发展。

　　皇侃（488-545），南朝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明于经学，精通《论语》、《孝经》和《三礼》，著《论语义疏》、《礼记义疏》、《礼记讲疏》、《孝经义疏》，仅《论语义疏》流传于世。《论语义疏》是他讲学的讲稿，共十卷，南宋时亡佚，清乾隆年间才从日本传回中国。他是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底本，采集晋江熙所集晋代十三家的学说，既注经文，又释何晏《集解》的注文。他注释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则，即疏解以不破坏何晏《集解》的注文为原则，因此为后世研究《论语》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也为宋代《邢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皇侃的《义疏》有两大特点：一是采用了南朝新兴起的“义疏”体，不仅对经文作简注，而且加以具体的解说，从义理上对经文进行阐发，这就改变了以往只注经而不释注的传统训诂方式，在训诂学史上是一大推进。现摘录《论语·微子篇》的义疏一则作为这种训诂体式的例子：

　　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会之。丈人者，长宿之称也。荷，担揭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后，未及孔子而与此丈人相遇。见此丈人以杖担一器箩簏之属，故云以杖荷篠也……云欲洁云云者，大伦，谓君臣之道理也。又言汝不仕浊世，乃是欲自清洁汝身耳，如为乱君臣之大伦，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贪荣禄富贵，政是欲行大义故也……（皇侃《论语义疏》卷九）

　　由这段引文可以看出，义疏这种体式比汉代的经注更为详细。它不仅解释词义、串讲句意，而且还阐发章旨，申述全篇大意，这就改变了汉代以来繁琐释经的章句训诂之风，对南学与北学的统一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二是皇侃的义疏资料丰富，不但采集江熙所集的十三家学说，还另有通儒学说达三十余家，这就补充了何晏《集解》中未收录的资料，也提供了更多前人解经的情况。正是因为皇侃资料来源丰富，才使其学说糅合了儒释道玄各家观点，使他的解经转移到以疏“义”为主，重在阐发义理的义疏体上来。他以玄学的思辨观点解经，以佛道的思想来调和儒教，使他的疏解发于义理而非泥于训诂，具有了新的特色。如关于孔子“予以一贯之”的话，皇侃疏曰：“贯，犹穿也……我以一善之理贯穿万事，而万事自然可识，故得知之，故云‘予以一贯之’。”（皇侃《论语义疏》）这里用一理贯万事的模式来疏解“一以贯之”，是运用了将玄学的一多与佛教的理事关系糅合起来的观点。由此可见，皇侃的义疏不只是对字词的训诂，而是运用儒佛道玄的思想来阐发义理的训诂，因此成为《论语》传播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链条。

　　义疏的影响不仅限于《论语义疏》体现出来的对训诂体例的创新，它还影响了当时的训诂风气，形成了南北学的对立。南朝重玄谈义理的解经方式，影响了北学注重章句训诂的儒生，以致于北朝后期的许多儒生也效仿义疏体来诠释儒家经典，促进了南北学术的统一。

　　王燕，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文学教育 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