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建筑“考古学”视域下的民众生活世界——关于贞丰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哲学思考

　　古代建筑“考古学”视域下的民众生活世界——关于贞丰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哲学思考

　　作者:张新民

　　文庙的修建乃是儒学价值的符号化“书写”，直接发挥了强化地方文化儒家记忆的作用，既象征着国家意志力量的到场，也体现了大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庙始修于清雍正六年（1728），道光十四年（1834）知州袁毓升改建；文昌宫则修建于乾隆年间，准确年代已不可考，主要祭祀文昌帝君，乃科举之神的符号象征。这些都足以说明国家力量及外来移民对贵州的开发虽然汉代以来即已开始，但大规模的开展仍主要集中在十八世纪初叶以来。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交融互动，从建筑物的造型风格亦不难看出。由于文昌宫与文庙在整个街区布局中占据着核心位置，我们也可说儒家价值已在当地发挥了主导的作用，成为民众生活世界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并不断向世俗社会播散其影响力。

　　贞丰文笔塔

　　我们在一户民居古建筑的门柱上，发现了“慎言”、“敏行”四个镌刻大字，典故当出儒家经典《论语》，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珉谷古镇的世俗信仰世界仍然是多元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当地都有传播，都分别拥有自己的信众，合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共存共生的精神空间，明显具有草根性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佛教，信仰的人颇多，“巫化”的程度亦重，既不乏与宗教修持合为一体的社会伦理规范，更满足了必须以神明崇拜的方式才能实现的心理需求。道教的念经、荐忘、驱妖逐邪、画符念咒，更将人与超自然的存在看成是互利互惠的交换关系，就巫化的特点而言，似较佛教更甚。伊斯兰教的草根性群众基础，大体均为康熙年间以来，陆续迁入古镇的回族居民。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传入，一在光绪七年（1881），一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虽时间较晚，消歇亦快，仍反映社会变迁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化因子传播进入，并参与整体文化的组合，从而显示出地方文化的包容性，以及信仰世界的多元性特征。

　　宗教信仰的形式是配合社会群体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集中地体现了社会群体的心理需要与情感需求。它的多元性特征说明了当地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也反映了地方群体组合方式的分化。其中祖先崇拜、神明崇拜、岁时祭仪、生命礼俗、符咒法术等，尽管不一定都能做到制度化或建置化，但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仍可透过日常世俗生活而得以呈现，不但促进了大、小传统的相互混合，而且有时也为精英阶层所提倡。珉谷镇的古建筑群落或隐或显地提示了当地多元信仰世界的存在，但进一步的“考古学”断层整合研究，则尚有待今后组织力量更深入地调查分析。

　　五、权力支配下的地方社会

　　珉谷镇最中心的建筑物是始建于雍正九年（1731）的长坝游击署，俗称“武官衙门”，坐落在凤山脚下，共有四厅六厢三院，层层叠进，气势庄重，完全可将其视为大写的“权力文本”，醒目地“书写”在当地的重要位置。建筑选址完全按照传统的风水学要求：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负阴抱阳，藏气聚风——既可负阴（幽）凭内景含气，也能抱阳（明）借外景吐气，不但表现了传统风水学时空和谐的理念，而且也突出了世俗生活权力的高高在上。站在凤山脚下的武官衙门向西俯瞰，珉谷镇全景皆可尽收眼底。或许世俗生活的秩序化运作，也必须置于权力的鸟瞰之下。权力不但介入了人的生存方式，而且本身已构成了一个网络，既高高耸立在世俗生活之上，又时刻支配着世俗生活。在维系地方秩序正常运作的同时，也生产出各种与权力有关的知识，形成了地方文化权力－知识的体系，使已经复杂的社会结构又多了一重权力－知识的“时代断层”。

　　武官衙门既然是权力的建筑符号，占有它往往就拥有了合法性的资源。咸同年间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普安人马斯俊率领回族白旗军配合响应，攻打占领贞丰县城，便选择这里作为他的“元帅府”，故当地人至今仍称其为“马二元帅府”。所谓“武官衙门”之名，实亦源于此。今天的“马二元帅府”颇多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亦主要缘于马斯俊占领后的重修。足见权力的符号也是一种资本，占有了它便意味着权力的拥有，丧失了它便意味着权力的丢失，而建筑作为权力的“书写”，也形成了自己的“语汇”风格，导致了动乱时期的目标“争夺”。

　　武官衙门旧址

　　权力可以生产知识，权力也规范着建筑。在珉谷镇的世俗生活中，如果说武官衙门代表了国家政治权力，那末文昌宫则象征着正统文化权力，并引起戊戌变法期间维新志士的重视。光绪二十三年（1897），翰林出身的维新志士吴嘉瑞（字雁舟）出任白层河厘金局总办，便选择文昌宫作为总部会址，成立了鼓吹变法的“仁学会”。“仁学会”巧妙利用了文昌宫科举之神的“符号象征”资源，吸引了一批地方青年会员，既讲授数、理、化等新学知识，更传播维新变革思想，凡公共演讲时，皆敢于“揭穿政治黑幕，言人所不敢言”（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一时大开地方人士眼界，前来听讲者围坐如云，维新思想遂得以迅速传播，甚至“弥漫了贞丰全城”（吴雪俦等《贵州辛亥革命散记》）。

　　吴嘉瑞是湖南长沙（一说湘潭）人，与谭嗣同交往甚密。谭之《仁学》在南京成书后，从不轻易示人，但吴当时亦在金陵，以二人同乡兼密友的情谊，“谭以《仁学》示吴，吴录副而去，大有可能”（张士钊《疏黄帝魂》）。可见吴在珉谷镇创办“仁学会”，主要是要实践《仁学》一书所体现出来的进步思想，使康、梁变法主张得到学会的制度化建构的支持。“仁学会”的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了贵州几代学者，成为顺应时代谋求进步发展的重要动力资源，也为珉谷镇的历史生活贯注了新鲜的空气，贞丰亦一时成为催生各种进步思潮的重要中心。

　　政治斗争总是带有权力的要求，戊戌变法的失败实际即意味着维新派进入权力改革机构机会的丢失。吴嘉瑞亦以康、梁同党之罪名，受到撤职查办处分，仁学会则只好自行解体。这自然是权力对真理的禠夺，暴力对人的行为的干预。权力只需要符合自身统治的知识，决不容许任何异端力量的存在。权力监视着人的思想，控制着人的生存，甚至成为文化解构的因素，始终都在历史过程中纠缠，形成了复杂的时势格局，以致受权力支配者，往往又在实施权力，不断滋生出新的权力关系网络。即便是僻在边远的珉谷镇社会结构，也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既有国家力量的介入，法律条文的制定，代表知识的生产，也有社会习俗的禁忌，家规乡约的形成，象征行为的约束。从“考古学”的视域观察珉谷镇古建筑群落，不能不特别注意隐蔽在其中的权力结构。

　　当然，权力自身虽然是持续恒久的，权力的轴心却有可能颠倒，权力的运用也有可能断裂，权力的形式则可以改变，权力的符号内涵更可以转移。今天的武官衙门与文昌宫依然存在，风貌神韵仍有如以前，但符号意义已经有所改变。我们考察时便发现，武官衙门曾一度成为学校宿舍，文昌宫也住进了文官会，它们已从原有的权力结构中剥离出来，参与了新的文化关系的组合，更多地成为怀古遐思的对象，而非原有的制度化实体。只是在游人参观时才会提示大家，珉谷镇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权力的世界，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它之所以能关系今天，乃是由于它能指示过去。

　　六、结语：古代建筑的现代意义

　　任何人文性的重要建筑都有自身的实用性和象征性，也有自身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珉谷镇的古建筑群落尽管尚有不少居民居住，是他们名副其实的“家”或“住宅”，但大部分都已人去楼空，丧失了原有的“实用性”或“用具性”。也就是说，珉谷镇的古建筑物，大多都以内容消解的方式，加倍地突出了木结构质料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从而更明显地呈现出古建筑的独立性，并更直接地以象征性、时代性与地域性接近我们，告诉我们潜藏在其中的文化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当然，“实用性”的丧失，也可说是“实用性”的凸显，因为即使是今天，我们也把具有古代建筑形式的房屋称为“房屋”，只是这里的“实用性”不是以具体的居住来体现的，而是依据观赏者的视觉“看”出来的。我们能看出古代房屋的“实用性”，但它只是审美与象征意义上的“实用性”，而非具体的人居住或生活的“实用性”。“实用性”已融入了“象征性”，“象征性”则离不开“时代性”与“地域性”，它们共同合成了一个表征古代文化的建筑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在观赏中领略其价值与意义。可见保护好珉谷镇的古建筑群落，就是保护好古代价值与意义的世界。

　　古代建筑物之所以值得认真保护，除自己的建筑价值外，还因为它联系着一个属于人的世界，人在其中得以自安，能够从事劳作，有着语言的交往，并享受自己的生活。建筑的世界始终与人的世界同在，它总是以自己的“实用性”与人结合。尽管居住在古建筑房屋中的人已经消逝了，具体的人已经从房屋的实用性中剥离出来了，但我们仍可将它想象成“活”的世界，感受其中的各种生存图景。古代建筑群落绝非单独孤立的存在，乃是历史性的人民居住的世界，它和人的结合不是形而上的结合，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生活的结合。守护好古代的建筑世界，守护好一切先民留下的文化遗产，就是守护好人的存在世界，守护好人的生活世界。

　　不过，珉谷镇的古代建筑群落之所以值得重视，主要原因仍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更明白地说，正是由于岁月流逝引起的历史感或时代感，以及愈久远就愈突出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我们才有理由将珉谷镇的古建筑群称为“文物”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是文化之“物”，人文之“物”，是历史性的人的“作品”，是生活的人的“创造”。文物是“物”而又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乃是要强调“物质性”所不能概括的“文化性”和“精神性”，尤其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性”与“价值性”。这是“活”的有生命的文化遗存物，而不是“死”的无生命的物质残留者。它总是以活生生的方式显示出自己的时代性或历史性，也总是以活生生的方式呈露出自己的地域性或个别性，尽管其中难免有“断层”和“碎片”，常常存在“相似”与“借用”，但仍饱含着人的“创造”，充盈着人的“劳作”，既是人的语言性“表达”，也是人的大地性“书写”。

　　珉谷镇的古建筑群落是宁静的，因为一代代的居住者已经逝去；珉谷镇的古建筑群落又是热闹的，因为一群群的游客会不断到来。其实逝去者的沉默也是一种“声音”，一种“应答”，与今人形成“对话”的态势，为游人带来视野“交融”的乐趣。更直截地说，古人尽管已经逝去，但借助于他们所创造的建筑物，凭藉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仍在延续自己的“生命”，维系与今人的“交往”，参与来访者的“对话”。守护珉谷镇的古建筑群不是为了一个“死”的物质的沉寂世界，而是为了一个“活”的精神的“发言”与“对话”的世界。

　　生命的意义在于“交往”：与自然“交往”，与天地“交往”，与今人“交往”，也与古人“交往”。尤其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更应努力避免与自然疏离，与天地疏离，与古人疏离，打破只与今人“交往”的局限，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学会“聆听”天地自然的“声音”和古人的“声音”，领悟一切可能为生命带来启发或觉悟的“意义”。珉谷镇的古建筑群已经存在了二百余年，时间的绵延已足以形成自身的传统。这是一个以风雨剥蚀的建筑物为见证的“活”的传统，人人都能置身其中并强烈感受到集体共业不绝如缕生命大流的传统。守护好固有的传统，可以更好地领悟存在的韵味，体验人生的意境，品尝生活的意义，获得古今对话的乐趣。

　　无论现实的判断或个人生存方式的选择，都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的结构中定位的。传统尽管是持续的生命体，表征着时间，象征着过去，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发言权，但仍必须与现实“对话”才能呈现意义，实现价值，变成真正“活”的传统，参与未来的创造。珉谷镇的古建筑群落与现代性的都市街区互为邻里，不但以时空交错的方式展示了共生共在的空间性立体结构，而且更形成了一种化空间为时间的古今对话的意义格局。值得高兴的是，贞丰县委、县政府多年来始终都对珉谷镇古建筑群采取了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最近又聘请同济大学建筑专业的专家作了科学合理的规划。在考察时我们还进一步了解到，为了更好地以空间的方式来突出古今一体的时间结构，给现代人提供一个“活”的人文交流的场域，他们还拟在珉谷古镇与现代都市之间，巧妙地设计了一个既间隔又过渡的中间区域，使人们更好地穿过时光隧道，走向古代的建筑群落，走进古人的意义世界，获得只有在交流对话之中才能拥有的“活”的知识！

　　二00八年七月六日晨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传习室

　　原载《圈点贞丰：聚焦中国南方古城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端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