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21年：大师、大爱、大智慧

　　十世班禅大师在飞往拉萨的专机上，数日后不幸因病去世。

　　编者按：今年1月28日，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圆寂21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藏传佛教杰出的领袖，纪念他一生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以及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建立的不朽业绩。我们要学习和继承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站在反分裂斗争前沿，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认真做好西藏的发展稳定工作，把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的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989年1月28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他的驻锡地——西藏日喀则的新宫德庆格桑颇章圆寂，享年51岁。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大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但大师那响亮的声音不时回响在中华大地：

　　“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才能有光明幸福的前途。”

　　“我本人一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西藏独立，是考虑了历史、现实和未来，深思熟虑后所采取的立场。我坚持反对分裂祖国的任何行径，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

　　“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一个真正热爱本民族、为本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人，必然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必然是本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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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当年有幸亲炙大师的3位老人——张蒙纳、李佐民、宋盈亭，一起走进那段历史，品味大师那不平凡的一生。

　　审时度势，积极推动藏传佛教改革，展一代大师风采

　　“在我和大师多年的交往中，他善于思考、审时度势、积极行动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藏传佛教的一代宗师，他一生都离不开宗教，也因此对宗教改革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李佐民说。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为筹委会代主任。大师接到命令后，3月29日即致电毛泽东主席，拥护中央决定。1959年，大师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年21岁。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寺庙的封建特权很大，活佛的话就是“法律”，而广大农奴连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1959年6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大师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宪法进庙”、“寺庙民主管理”的主张。

　　回忆起往事，3位老人说，大师的敏锐让人敬佩，大师的气魄更让人赞叹。大师的改革主张，旨在推翻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封建特权，受到了广泛的拥护。此后的时光里，大师一直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藏传佛教进行改革。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赴藏参与有关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走后，大师留了下来，到处走访，李佐民一直陪在大师身边。

　　这一行，大师先后考察了20多个县。每到一处都给群众讲经、摸顶。李佐民回忆说，大师每次讲经后，一个从不缺少的内容，就是向信众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强调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有光明的前途。

　　这一系列的考察结束后，由大师口述，李佐民起草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寺庙管理的试点纲领》，大师还召开一系列会议，对这个纲领进行讨论，集思广益，不断完善。经过前后两年多的努力，寺庙管理改革的经验报给了中央，受到中央高度重视，并以公文的形式转发。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阅后，认为大师的意见非常好，指示在《中国藏学》杂志上发表。

　　寺庙改革的内容小到喇嘛念经，大到管理制度，非常庞杂。大师曾经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几岁的小孩来到庙里，那是他们父母的心愿，我们必须接受，而且必须管理好。18岁以前教他们学习藏文、佛经和科学知识，但不可穿袈裟。待他们成年之后，再由自己决定是否从教。李佐民说，大师的慈爱和远见让人敬佩。

　　3位老人说，大师精通佛法、深入调研、审时度势，对改革充满必胜的信心，行动起来也异常坚定果敢。大师在一次与李佐民的闲谈时曾说：“如果谁对我的改革提出反对，我就用释迦摩尼的哲学把他们驳斥得体无完肤。佛教里对世界认识的一条根本教义就是 ‘无常’。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永恒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宗教也不例外。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只有改革，才能适应时代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大师不但对教义求新求变，对日常生产生活也是如此要求。据李佐民回忆，有一次大师给干部们讲话时说，“我们的生活改善了，一些干部和群众开始沾沾自喜。人家外国人已经坐着宇宙飞船到天上去了，你们骑着毛驴就能算是很好吗？ 不要保守落后，必须搞好发展。”

　　李佐民说：“恩格斯曾经讲过的一句话，有了释迦摩尼，才有了辩证法。但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其中的道理。大师的话给我很大启发，后来我仔细查阅佛经，终于弄明白了。”

　　作为宗教改革的一部分，大师主持创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更是引人注目。李佐民说，大师创办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培养一批在佛教上有高深造诣，在政治上热爱祖国，主张民主的人才，期冀他们把佛法发扬光大，把寺庙管好；二是把长期以来的教派之争及其不利影响消除掉。佛学院成立后，大师本人亲自担任院长，开启了藏传佛教人才的培养模式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佛学院成立20多年来，已经培养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高级佛学人才。

　　在此之前，大师还有个创意，那就是在中国佛教协会建立一个藏传佛教指导委员会。大师曾亲自与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商量。赵朴初非常尊重大师的意见，并表示同意，向中央报告。遗憾的是，指导委员会还没来得及成立，大师就去世了。

　　另外，大师为了真正贯彻中央“以寺养寺”的政策，决定成立“钢坚公司”，用公司的收入来解决喇嘛们的日常生活开销和寺庙的维护改造。大师决定，如果还有富余，多出的部分全部捐献，为社会作贡献。除了成立钢坚公司，大师还主持成立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大师曾经表示要搞个基金会，把五省区联系起来，共同促进藏区发展进步。如今，大师已去，基金会还在，为造福西藏人民发挥着作用。

　　坦率诚恳，积极进取，一生做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多年在大师身边工作的宋盈亭深情地说：“大师和我们党的合作有40年，这其中有14年是在逆境中度过。但大师对共产党感情很深，这是很难得的！”

　　李佐民说：“记得一次大师在和我谈话中说到，我对共产党的感谢、拥护和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在的我。我充其量是个大活佛，过着剥削生活，了此一生。我要永远向党报恩！”

　　大师年少时并没有学习过汉语文，但据3位老人回忆，“文革”后获得解放的大师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一本《新华字典》。“这是一本非常特殊的《新华字典》，4个角都没了，准确地说，它是椭圆形的！”李佐民说，“字典的封皮都用牛皮纸糊着，糊了好多层，用手摸过去，像个硬板似的。”

　　李佐民见到此情此景，便和大师商量，这本字典太破了，再换一本新的吧？况且现在还有新版本的。大师笑着说：“你知道这本《新华字典》有多大的意义吗？它救了我的命！”

　　原来，“文革”期间，大师曾含冤入狱。每天，警卫在送饭之前，都会递过一张纸条，问大师吃什么？可是，那时的大师不懂汉文，这给大师很大的刺激。于是，大师给监狱长提意见，要一本《新华字典》，从头到尾反复背诵。

　　“你吹牛吧？”李佐民打趣地问大师。

　　“我不敢说全记住，但你给我出一个字，我马上可以找给你。”大师认真地回答道，“我学习汉字，就是等待出狱后，更好地为党、为国家作贡献，我会一直学下去。”

　　大师出狱后，秘书给他写的稿子，他都用汉文进行修改。此后，大师在多种场合讲话时反复强调，各民族的干部都应该学会汉文，这样就能更方便地进行交流，更好地增进民族团结。大师曾经风趣地比喻道：“比如我去新疆，如果我不会讲汉语，我必须有两个翻译，一个把藏语翻译成汉语，另一个再把汉语翻译成维吾尔语。如果我会汉语，只要一个翻译就可以了，那不是方便多了吗！”

　　在大师与党的合作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七万言书”。对此，历来不乏争议。近年来，还被国外反华势力炒得很热。

　　据张蒙纳回忆，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甘青川等省藏区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对此，大师从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维护藏族人民的利益出发，率直谏言，向中央递交了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报告。大师曾多次说：“我有些话说得难听，但我的心是好的，是向着党的，目的是要求改正错误，做好今后工作，赢得人心，改善党的形象，提高党的威信。”

　　当时，中央十分重视这个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同班禅大师谈话，肯定了他的动机是向党反映情况，提意见，有些建议也是可行的，有利于改进工作。当然，对报告中的错话、过头话也坦诚地提出了批评，提醒他注意。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在向党反映情况、提意见时有气是事实；因为有气，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也是事实，但我没有反对党的心。……经过这些磨练，我学会了更冷静地思考问题，对党更加热爱了。” 这样的恳切陈词、耿耿之心，正表明大师的愿望的确是好的，是要帮助党改进工作。他从行动上真正做到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诤友。

　　真情实感，可亲可敬，始终致力于推动民族团结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一生，始终致力于推动民族团结。他不但说到了，而且做到了。

　　据3位老人回忆，大师在给信众讲经、摸顶后，总要走下宝座，走到信众中间，看见怀抱的小孩，他就会走上去摸一摸、逗一逗。每次，信众们都欢欣鼓舞，激动得热泪盈眶。

　　李佐民说，大师爱民是发自内心的。在一次谈话中，大师说：“过去我被人扶在宝座上，接受众人拜见，就连我自己的父母来见我，都要给我磕头。那时我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现在我知道了，那样做是错误的。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越想越可笑。”

　　1982年，李佐民陪大师到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考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对大师处理事情的方式和态度至今仍难以忘怀。

　　当时，大师一行乘车前往茂县，在距离县城几公里处，当地群众就开始了夹道欢迎。车行至欢迎队伍的尽头，只见县长带领着4个身着盛装的羌族姑娘，抬着7尺长的崭新红绸在等待着大师的到来。

　　“说心里话，当时我非常紧张。”李佐民说。经询问得知，羌族群众欢迎最尊贵的客人进寨时，都要给客人从左肩到右肩挂上红绸，然后在胸前打一个花结，这个节叫做“同心结”。戴着“同心节”的客人被视为羌族同胞永远最可信赖的朋友。李佐民如实向大师进行了汇报。大师笑着说：“这没什么可考虑的，咱们到人家的地方来了，就按照人家的习惯办。”美丽的羌族姑娘给大师系上红绸，打上了“同心结”。

　　戴着“同心结”的大师在回到宾馆短暂休息时，又问李佐民：“红绸在宴会时还用戴吗？我这一辈子尽给别人挂哈达了，别人给我系红绸还是第一回。”李佐民去询问县长。结果县长说，大师已经戴上了，就表示对我们羌族人民的友好，现在摘下来，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大师能在宴会上也戴的话，那就更好了，群众会更加高兴。大师再一次同意了。就这样，大师自始至终戴着“同心结”出席了整个的欢迎宴会。

　　李佐民说，在与大师多年共事中，大师从来不轻易表扬别人，但有一个人却被大师“狠狠地”表扬了一通。他就是当时西藏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典范——列麦公社党委书记仁增旺杰。

　　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批批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来到边疆。其中有一位朝鲜族女青年来到列麦公社插队落户。女青年的举动让社员们非常感动，简直把她当成了第二个文成公主。她来后不久，仁增旺杰就发动社员专门给她修了个藏式小院，并不断给她送来各种生活必需品。

　　不料，女青年和藏族群众和睦的关系却因为一条狗而发生了变化。一天，女青年在院外发现了一条被拖拉机压死的狗，没有多想的女青年喜出望外，按照民族习惯高高兴兴地把狗吃了。

　　这件事传开后，当地社员再没有一个人理她，别说送东西，就是路过她家门口，都侧着身。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姑娘苦闷至极。姑娘哭泣着找到仁增旺杰反映情况，并表示，如果她做错了什么，愿意给大家跪着赔礼道歉。

　　仁增旺杰一听就明白了事情的原因。于是，他马上召开全社大会，在会上说：“不吃狗肉是藏族的禁忌，但是你们知道吗？狗肉是朝鲜族同胞的最爱！如果你们这样做，还讲什么民族团结，这就是在破坏民族团结！”

　　仁增旺杰的讲话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从此以后，社员们又恢复了对这位女青年的关爱，一些社员还特地捉野狗来，晚上悄悄地送到姑娘门口，据说最多的时候，姑娘的门前有4条狗。

　　大师知道这件事后，特别高兴地说：“这才是在内心里真正尊重民族习惯，注意民族团结。我们各个民族就是要团结一心，必须互相尊重、关心。只有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各自的民族习惯，才能真正地搞好民族团结。”

　　最后20天，大爱无边，泽被后世

　　1989年1月9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李佐民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北京前往西藏，此行的第一站是拉萨。“文革”期间，大师受到不公正对待，很多文件、经卷、物品等被查抄。此次，大师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到拉萨取回自己的物品。

　　当天，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和安全厅的两位副厅长在现场负责移交事宜。大师的物品被按类封装在一些箱子里，工作人员现场逐一打开箱子，箱子里的物品保管得非常好，每个箱子都配有清单，便于清理核对。大师在随从的帮助下，逐一检查，并自备了封条，查验好一箱，封装一箱。移交完成之后，大师对西藏自治区妥善保管自己的物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大师西藏之行的第二站是日喀则，主持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遗体合葬而修建的灵塔——扎什南捷的开光典礼。“文革”期间，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灵塔遭到严重破坏，无法一一恢复。1982年，大师请示中央修一座合葬灵塔祀殿，中央很快予以批准，并给予很大支持。灵塔祀殿从1984年4月开工，1988年12月竣工，共历时4年8个月，定藏名“班禅东陵扎什南捷”。

　　1月13日，大师一行到达日喀则。到达当天，大师就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准备工作。他亲自察看了开光典礼会场的准备情况，反复检查了新建灵塔装饰和布置。直到深夜，他还在亲自辨认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遗骸，并亲手将第五世至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遗骨分别装殓在5个檀香木匣内，安放在灵塔的宝瓶里。连续几天，大师在寺庙里带领喇嘛为第五至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诵经。大师除了加班加点修改拟定在开光典礼的讲话稿，还抽时间到各接待点看望已到达的代表……李佐民回忆，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工作，工作人员都感觉非常疲惫，而大师则显得精力非常充沛，精神始终处于亢奋状态。

　　1月22日，开光仪式如期举行。大师身着黄袍活佛盛装，向与会的喇嘛们亲手发放了布施，并作了长篇讲话，与会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1月23日开始，大师召集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政府代表团，以及一些喇嘛、高僧，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主要目的是向政府征求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向教众征求对藏传佛教工作的意见。

　　李佐民回忆，在和党政干部的第一场座谈会前，大师笑着对他说：“这些天你很辛苦，今天你只要休息就可以了，不用你翻译了，我从头到尾用汉语和他们谈话，这样能够更好地和他们进行交流，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此前的几天，李佐民已接到指示，将于1月底到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会议。1月22日晚12点左右，李佐民完成了大师交待的一些工作，准备休息。大师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找到他说，大师让他过去一下。李佐民来到大师房中，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凉盘、一瓶茅台。大师笑容可掬地说：“你明天要走了，我给你送送行。来来，你喝酒，我喝水。”

　　大师当天晚上兴致很高，愉快地回忆了开光大典的成功，并回顾了自己11岁以来一些难忘的事情。小聚结束前，大师对李佐民说：“你这次到人权会议上，要打一个胜仗，我在北京给你请功！”

　　1月23日，李佐民踏上了返京的行程，辗转于27日回到北京。这也成为他与大师的永别。

　　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3天之后，国务院就作出决定，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专门修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遗体灵塔和祀殿，供人们瞻仰朝拜，缅怀大师爱国爱教的业绩，并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护以及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按照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寻访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中央批准，1995年完成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坐床继位这一佛门盛事。现在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正健康成长，受到了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敬拜。

　　2005年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北京接受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拜见时提出3点希望，其中一点就是希望他以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为榜样，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巩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爱国爱教的典范。

　　大师走了，然而，他开创的事业还在发展，他未了的心愿还在慢慢实现，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教众无尽的爱将永驻人间。

　　后记

　　2008年1月19日，一个洒满了阳光的冬日。

　　在中国民族报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3位老人张蒙纳、李佐民和宋盈亭为报社同事追忆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故事。

　　3位老人退休前，均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因工作的关系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相处30余年，可谓是大师的老朋友了。虽然时光荏苒，但3位老人对大师的真挚情感和真诚敬仰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老人们如数家珍地讲述了他们记忆中有关大师的一个又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既伟大又普通的大师形象。

　　讲述过程中，李佐民曾接了一个电话。虽然他没有透露电话内容，但我们却很清楚，那是老人的儿子打来的，是告知他老伴手术后的情况。其实，早在访谈开始之前，3位老人就表示，为了配合报社做好这次访谈，他们都在前一天作了充分的准备，毕竟年纪大了，有些事情要好好回忆一下，理一下思路。而李老更是放弃了陪护生病老伴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看来，将大师的精神告知后人、传承下去更为重要。

　　访谈过程中，老人们还不时提醒我们， “班禅”在藏语中是“译师”的意思，叫班禅的人可以有很多,但“额尔德尼”是中央政府授予的封号，所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一定要称“班禅额尔德尼”才是正确的。因为封号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宗教领袖人物的管辖权,更是表明对西藏的神圣主权。“达赖喇嘛”也是中央给的封号，体现的是中央的权威，不能当作尊称来理解。

　　3位老人平均年龄近80岁。整整3个小时的访谈，3位老人没有流露出一点儿倦意，而据我们了解，这3位老人虽然年事已高,早已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们并没有片刻离开国家的民族宗教工作。他们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讲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而呼吁。在他们的心里，国家的繁荣稳定、民族的团结进步，是他们不能推卸的使命和责任。

　　作者：田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