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法源寺

　　老年法源寺

　　李家琪

　　客居京城近两年，一直没有想到去游览法源寺，因为它与颐和园、故宫、长城、天安门、十三陵等北京众多旅游景点比较，名气实在太小了。但看到台湾作家李敖来北京访问时特地参观法源寺，又据说李敖曾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便不禁产生了去看一看的念头。

　　秋日一个阳光灿烂、只有微风的下午，我决定去法源寺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乘坐公交车至广安门内大街教子胡同，步行到胡同南口，向东拐进又一条僻静小胡同，往前走1000米左右，终于找到了这座紧挨着中国佛学院、外表一点也不显眼的千年古刹。据说法源寺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著名寺院。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北征辽东的阵亡将士，诏令在此立寺纪念，工程完成后取名“悯忠寺”。后来北宋皇帝钦宗（赵桓）被金人掳至燕京时，就关在这里。南宋遗士谢枋得也曾被软禁在此，并在寺内绝食而死。明朝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寺僧相法师募资进行修葺，易名“崇福寺”。清朝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被定为律宗寺庙，改称“法源寺”。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应诏再次整修，竣工后乾隆皇帝亲笔题写“法海真源”匾额赐寺。李敖的长篇历史小说把此寺作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活动的一个舞台，描写了戊戌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因而使它增添了不少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但我真的来到法源寺面前时，除了有点兴奋和激动以外，不禁隐隐感到一丝失望：它的庙门比以前见过的名寺矮小得多，缺乏恢弘气势；门口上方的“法源寺”三字显得太小，且色泽陈旧黯淡，很不醒目；三扇门中有两扇（正门和左边门）紧闭，开着的右边门则很少有人进出，让人想起“门前冷落鞍马稀”的诗句；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大门口左边石狮子和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字的石碑旁边，竟堆积着一摊废土杂物———与庄严肃穆的佛家之地极不相称。

　　买了门票进入山门，但见院子里遍植树木，绿影婆娑，可惜有几棵古柏，仅光秃秃半截，树身裸露，老态龙钟，近似枯亡，大煞风景。地面多有灰土，又因正在装修地下管道，好几个地方挖了深槽，边上堆满砂石浮土，显得杂乱。左右两边禅房大都闭门上锁，加上来往客人稀少，又少见僧人，就更见冷寂了。我与一位正在打扫卫生的和尚攀谈，得知平时来此参观的人并不多，每天一般仅二三十人左右；住在寺里的和尚倒有20多位，但除了每个殿院有一人值班以外，其他人一般都在室内打坐或看书；大部分禅房由紧挨寺院的中国佛学院的学生居住，学生们这时候去上课了，所以就特别安静。我问：“李敖先生来参观那天，一定很热闹？”和尚说：“那天来了五六十人，不过大部分是记者。”他似乎相当健谈，很快又转换话题：“听说李大师曾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其实法源寺接待过一位真正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他告诉我，从前的法源寺以花木繁盛见胜，其中仅牡丹就多达百余种，前庭后院还种着许多号称“香雪海”的丁香。每到花开时节，万紫千红，香气芬芳，寺僧必备素斋，邀请文人名士，一边赏花，一边吟诗唱和。清代有名的文人墨客纪晓岚、龚自珍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诗篇。泰戈尔是1924年春由著名诗人徐志摩陪同来这里游览赏花的，这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和尚的介绍使我颇感新鲜，同时也不由得为眼前的衰微、清冷景象而感慨。

　　寺内从南至北共有6个殿院，依次是天王殿、大雄宝殿、悯忠殿、毗卢殿、观音殿、卧佛殿。每个殿都供奉着或大或小的不少佛像和佛教文物，据说其中不乏稀世珍品。乾隆皇帝所赐御书“法海真源”巨匾，也仍然高高悬挂在大雄宝殿。我不懂佛教，仅作走马观花式浏览，只是在大雄宝殿台阶下的旧石碑前停留了较长时间，因为在小说《北京法源寺》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在这里细看碑文。这些旧石碑，立于明清两朝的不同年代，并排6座，各约2米多高、1米多宽，其中有重修悯忠寺碑记、重建崇福禅寺碑记、法源寺碑记；小说中描写康有为“看得出神”的龟趺（驮负石碑的石龟），也仍然抬头伏在那里，栩栩如生。可惜因年代久远，石碑表面有如老人干裂多皱的皮肤，斑驳不平，且多破损，许多文字已经空缺或变得模糊不清了。

　　看完最后一个殿院卧佛殿往外走时，发觉铺设路面的不少地砖已经晃动损坏，两边禅房门窗的油漆也多有脱落。想起此行所见所闻，以及李敖参观法源寺的题词“物我两忘，人书俱老”，不禁深深感叹：老去的岂仅是人书而已！正如一个人从少年而青年、而中年、而老年，饱经沧桑的法源寺也垂垂老矣；尽管政府曾多次拨款修缮，还是难能遮掩其种种老态。像一位耄耋老者寂寞地“藏”在古老胡同深处的法源寺，不知道能否重焕青春风采、再现昔日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