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认识历程

　　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认识历程

　　陈明光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

　　内容提要：大足石刻，涵盖公布为文保单位的石窟75处，造像5万余尊。大足由因惨遭元、明两季兵燹，致使其史失其载，历元明清三朝不为国人注目。新中国来，历20世纪50、80年代两次文物普查，方对其有了基本了解。本文首次考述历代对石刻造像建设认识的进程。

　　关键词：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认识历程。

　　大足石刻，位重庆市西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艺术的总称。

　　大足，古今是成渝线上的便道通邑，晚唐至宋末400年间（855—1279）是昌州治县。其时，北方石窟建设走向衰落，大足石刻造像却方兴未艾，至南宋建成一座以两宋造像为标志、誉为石窟艺术最后一座丰碑的大足石刻造像群。1999年12月1日，跻身世界文化遗产行列而名著《世界遗产名录》。

　　石窟，原本是古印度佛教，就山崖凿洞而成的寺庙建筑，全称石窟寺。在洞内雕塑佛像、佛教故事，称之为石窟艺术。我国北方石窟建设，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等石窟，则多借鉴古印度洞窟造像的表现形式。南方石窟艺术建设，则多因地治宜摩崖造像，且有道教和儒释道“三教”造像区，仍泛称石窟艺术。大足石刻则属于这类表现形式的石窟艺术。国家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在“石窟寺”类别下，对这类表现形式的石窟艺术，则多以“摩崖造像”命名，大足北山、宝顶山则是。但也称石窟的，云南“石钟山石窟”即是。大足石刻名下的各处造像，大都以“摩崖造像”为名。然在学术讨论活动中，称石刻、石窟、摩崖造像都有。笔者常采用的是“石窟”称谓。

　　一、 大足石刻造像范围认识历程

　　大足石刻，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5处，像约5万余尊，分布县属32个乡镇的28个乡镇境内。这么多造像，本来一时就难以尽悉，更由于元、明两度惨遭兵燹，社会历史的变迁，致使其史失其载，20世纪40年代前，还不为国人注目。佛教文献，1980年4月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一书，在论及宋代石刻时，方见轻轻地提了一下：大足“宝顶摩崖各像都极生动”一语。故古今对大足石刻造像的范围、内容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1．文献见载大足石刻状况

　　大足石刻，始于唐永徽元年（650），然至晚唐景福（892）、刺史韦君靖开凿北山石窟方渐大兴，历五代至两宋达到鼎盛，余波荡及明清。但唐、宋文献几乎无载。

　　《唐书》、《宋史》，无大足石刻只言片语。《五代史》亦然。

　　宋籍，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在“昌州景物、碑目”下，记涉大足石刻三处：一曰：“宝峰（顶）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二曰：“南山，在县南五里，有龙洞醮坛，旱祷辄应”；三曰：“画维摩石碑。绍兴间，北山刻云：郡之惠因寺，藏殿壁阴，有水墨画，文殊诣维摩问疾图一堵……恐浸漶灭，故刻石于此”。另载北山唐《韦君靖碑》、宋《古文孝经》碑等几通唐宋碑目，和“韦君靖刺昌，筑永昌寨，什伍其民，有可称者像在北山……唐僖宗和间也”，一语。[1] 但不提韦君靖开凿北山石窟事由。

　　《元史》、《明史》，于大足石刻无载。宋末，大足元季兵燹一劫，元代废州县入合州。元末，[夏]明玉珍复置大足，隶合州。明初，朱明一统巴蜀，改隶重庆府。

　　元籍，于大足石刻无考。仅在明嘉靖《四川总志•寺庙》目下拾得一语：“玄妙观，大足县东，元至元间建，本朝洪武中重修”。

　　明籍，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大足县》下载曰：“《志》云：‘宝顶寺，唐柳本曾（尊）学吴道子笔意，环崖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又云：‘北岩，在治北三里，唐韦君靖建寨其上，曰永昌。有石刻，沿岩皆浮图像”。另据“舆地碑目”收载北山几通唐宋碑目。文献首见录唐《韦君靖碑》第13至44行碑文，但多讹脱。[2] 明代县志早佚，度曹氏据“志云”载述北山、宝顶造像各不过100字，可以想见，明代县志对石刻造像，恐也略而不详。

　　《清史稿》，亦无大足石刻踪迹可寻。大足，由于明末清初兵燹一劫，民多逃散，清康熙年间，“平地宜林”举目可见。致使在雍正之前，由荣昌知县摄大足县事。

　　2．清代方志记述大足石刻情况

　　康熙、雍正辑成的《图书集成》、《四川通志》，无大足职方典遂。嘉庆《四川通志》始立大足县目，在“山川，寺观”目下涉及石刻造像：一是照录《蜀中名胜记》；二是略述乾隆《大足县志》内容，并把北山唐、宋碑目载入荣昌。

　　大足，遗存清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四部县志。《乾隆志》云：清初“文无存，献无考”。[3] 康熙二十一年（1682），知荣昌摄大足县事史彰，二十五年方“稍次旧闻汇为一帙”。[4] 乾隆知县李德修志见之曰：乃“存什一于千百也”。[5] 嘉庆知县张澍，称彰汇“旧闻”为“史志”，但其时已佚，“史志”记述石刻情况，张氏亦未眼见。但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史彰撰《重开宝顶碑记》载述宝顶山石刻情况并题匾“维摩道场”看，[6] 对宝顶造像当有记述，但详不过“碑记”。

　　《乾隆志》卷一，刊版刻《宝鼎（顶）图》、《玉皇观图》（南山）和《北塔图》。但记述石刻造像，在卷二“古迹”目下仅宝顶一处：“古佛岩，在宝顶，合面石壁，高数丈，约里许，画刻诸佛像、器物于石壁悬崖间，备极精工。俗传是鲁班手迹，不知创自何代？唐大中年间，柳本尊出而重修，宋赵本尊盖以厦廊，有上朝峨嵋，下朝宝顶之谚……颇为寺中名景”；在卷三“寺观”目下云：“宝鼎寺，在治东三十里，维摩祖师道场。石壁俱镌佛像，经楼尤存贮藏经。荒蔽四十年，康熙二十五年，兼摄荣昌令史彰，招僧修葺”；在卷九“仙释”目下云：“唐维摩祖师”柳本尊和“宋仙释赵本尊”事略，但共计不过200字。另，录列了惠因寺、白塔寺、妙高寺、玉皇观等67处寺观名，但不言石刻造像。李德亲见过“史志”，《乾隆志》仅记宝顶造像一处，可见“史志”不会有更多的记载。

　　《嘉庆、道光、光绪志》，同在卷一刊《乾隆志》版刻三幅图，同在“山川”目列北山、南山、宝顶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和白塔山名，序列、内容、文句大同。特别是《嘉庆、道光志》，记述石刻造像几乎无一字异，像似一版之刻。[7] 同治知县王德嘉续修《光绪志》（光绪元年版），在“山川”中多记朝阳洞一处：“朝阳洞，在县南七十里，大江沱，洞深三层，内镌佛像以百计。上露一穴，烛见天光”。

　　《嘉庆、道光、光绪志》列举的“七山”皆有石刻造像，但涉笔造像的仅4处。如《嘉庆、道光志》在“山川”目下云：“北山，在县北三里，直列如长几，山尾盘绕，而西连龙岗山。崖岩悉镌佛像，千仪万态，巧妙寡俦。唐乾宁时，昌州剌史韦君靖，于此山建城，置永昌寨”；“石门山，在县东四十五里，崖岩凿佛，幽邃奇诡，别有洞天。邑令王松，于石屋壁搜得酆（邓）柽诗碑，又宋淳熙、绍圣间诸石刻”；“石篆山，即佛会寺也，在县西五十里……宋元祐间，严逊镵岩刻像，凡十有四龛。明洪武间，僧朗然增修之诸佛，嵌空玲珑万状，至五十有三龛。今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搜得张璧重修佛会禅院记，旧志无”；“宝顶山，在县东三十里，有宝顶寺故名。山崖凿佛以亿万计，精巧奇诡，唐宋时工也，今人不能髣髴万一矣。俗呼为古佛湾，有足迹池、灵湫泉、圆觉洞、万岁楼、毗卢庵、孔雀明王洞诸胜”。其他“三山”只点缀了些碑刻或景物。如云：“妙高山，在县西南五十里，有妙高寺故名。邑令王松搜得宋郎官冯楫碑、东坡罗汉颂石刻，又明……雷孔文建玉皇阁记”；“白塔山，在县北三里……山顶建白塔故名”。又在“古迹”中记宝顶“古佛岩”，在“仙释”中记柳本尊、赵智凤事略，内容与《乾隆志》大同。

　　另，在“寺观”中，序列164处寺观名及其所在方位。其中11处有石刻造像，但涉笔造像仅3处：一曰：“白塔寺，在城北三里，张澍登其巅，于六级浮图内搜得绍兴壬申，泸南安抚使冯大学，于昌州多宝塔内安舍利、施钱造修记。知白塔即昔之多宝塔也”；二曰：“玉皇观，在城南三里，踞南山之巅，上有老君阁，下列十二弟子石像，均摧折，张澍修补（民国时阁坍、像毁。解放初拾得木雕玉皇像一身，今尚存博物馆文物库房）。下有三清古洞，凿开岩石镌佛（道教）像。搜得宋人石刻数种”；三曰：“圣寿寺，即宝顶寺也……”。内容与《乾隆志》大同。

　　度《嘉庆、道光、光绪志》，之所能较《乾隆志》多记几处造像，是赖《嘉庆志》纂修、知县张澍，他在任半年登临北山、南山、宝顶山寻幽访古，撰著游记和碑铭考识10余篇；又赖《道光志》编辑李型廉、采访李型典，分别撰有游石门、妙高、石篆山记，才有此一得。张、李二氏，像未足涉石门山附近的陈家岩、县西中敖镇的舒成岩，故两处南宋佛、道造像，“三志”皆失收录。

　　综观清代五部县志，一共只识得七八处造像，且略而不详。加之散记在山川、古迹、寺观各处，未形成一个整体理念，不引人注目，故至20世纪40年代前，还不见有因之书而前来访求者。其间，道光刘喜海来搜录过北山、南山、宝顶和石篆山几通唐宋碑刻，刊行《金石苑》，但不涉石刻造像。1914年，法国色迦兰入川考察石窟，也足未涉大足石刻。

　　3．《民国志》笔涉石刻范围

　　《民国志》，全你“民国重修大足县志”，邑贤陈习删主纂。先生酷爱家乡石窟艺术，注重石刻记述，在“清志”的基础上，增收了陈家岩（一名皮家岩）一处，但没收《光绪县志》收载的朝阳洞，仍失收中敖舒成岩道教造像。《民国志》虽然增加处数无几，但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在卷一“山脉附古迹”目下，集中序列托出宝顶、北山等各处造像，较“清志”分散记述引人注目；二是对各处造像记载其方位，概述其规模、内容。对北山、宝顶造像，还略述真规模、特色，录了部分唐宋造像记和富有地方密教特色的柳本尊“十炼”造像及其题记，以及《六耗图》等的经偈颂文，从而托出了石窟的价值和特色；三是著录了相当数量的唐宋明清碑碣、题刻、诗文和游记，从而烘托出石窟的内涵，给人以立体形象感；四是突出北山、宝顶两座大型石窟，记述文字分别多达1.8、1.7万字以上，给人以大宗石窟造像感。于是，1944年冬，《民国志》付梓重庆北泉中国学典馆印刷厂，引起馆长杨家骆注目。1945年4月，杨家骆组“大足石刻考察团”赴县考察论证，首以“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正告国人。从而为史失其载的大足石刻名世，奠基铺路。《民国志》首为大足石刻呐喊，功不可磨。

　　“大足石刻”名称，亦沿考察团名字而因之。当时，考察团虽然仍仅据《民国志》得识的各处造像，但对北山、宝顶山石窟，进行了登记、拍照、编号、论证等科学考察，开大足石刻科学考察之先河。部份成员查看了南山道教造像，于归程日途中顺道看了石门山造像，其余“皆有待重临其地以求补证”。不意是年抗战胜利，专家们在举国欢庆声中各还其所，原拟深究的10余课题不果而终。故大足石刻造像的范围与内容，迨至新中国建立后的50年间，历经两三次文物普查，方基本盘点家底，划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4．新中国保护、查考大足石刻成效

　　大足石刻是凝固的大足历史。它除固有的审美、艺术和宗教等价值外，还蕴涵着丰富的文明信息。通过它所承载的历史文明信息，去反映、去观察石刻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环境状态，进而认识大足（乃至更大范围）社会历史的真实及其沧桑变迁，是一般文献所不敌的。故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就十分珍视这份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1951年12月，西南文教部专家张圣奘专程赴县考察。1952年6月，文教部即拔款培修北山、宝顶山等各处石窟。此后，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培修不断。

　　1952年11月12日，大足县人民政府即以“府教社字第293号”文件《通知》：成立大足县石刻保管所（1953年更名文物保管所）专门保护机构。1953年1月15日，又以“府教社字第14号”文件《通知》：转发政务院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给各区乡政府。同时，对当时著名的北山（含多宝塔）、宝顶山、南山、舒成岩、石篆山（含千佛岩）、石门山（含陈家岩）、佛安桥、七拱桥、玉滩、妙高山等石窟，又分别以“府教社字第16、17、18号”文件，向石窟所在地的区公所发出《通知》：在这些石刻周围，“土改”中要划留出文物保护范围地面，“以备培修”。

　　大足石刻造像范围、内容的查考，遵照上级统一布置，1953年即开始进行。5月27日，四川省文管会派出第一调查组一行三人（男潘中玲、女刘真廉、林坤雪），与大足文管所蒋美华、邓之金、 邓云丛组成“大足县文物调查小组”。于6月1日开始，历时33天，步行调查了分布于七个区境内的北山、南山、宝顶山、舒成岩、石门山、石篆山、千佛岩、妙高山、七拱桥、玉滩和朝阳洞石窟，并逐龛、逐窟地进行了登记、编号，其龛窟编号沿用至今。记录汇编计9万余字（复写本），此为大足石刻史上首次进行的建档工作。此外，还调查了宝林寺、潮音寺等寺院和城西、双河3处宋墓，并作记录，留下了今人难得的资料。

　　1954年7月17日，县政府又以“（54）文社字第103号”文件《通知》：各区乡政府，注意保护文物古迹，保管古旧图书。大足文管所随即赴各区乡调查、收集文物和古旧书刊。时至12月结束，查得石刻造像40余处（加上原有的共50余处），寺观115座，宋墓12处、岩墓7处，古寨7处，塔幢4座；收得瓷、铜、玉器和碑刻拓片、古瓦等290余件，古旧图书8000余册。[8] 此乃大足第一次文物普查。当时查得的石刻造像，由于文管所仅两三人，未作详细登记。之后父由于种种原因，未进行调查登记，更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故至1984年再次进行文物普查前，大足石刻名下的文物保护单位，仍仅1953年1月县政府明文保护的13处（含多宝塔）。[9]

　　1955年，陈习删先生撰著《大足石刻志略》，仅收录10处。[10] 时恐先生年高，未去县西南查看佛安桥、七拱桥和玉滩造像之故。

　　上述13处石窟：1956年，四川省政府公布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和多宝塔为首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宝顶山石窟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四川省政府又公布石门山石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春，在党的十一局三中全会光辉的照耀下，大足石刻涉外开放，大足文物事业蓬勃发展。

　　1984年8月，经省编委批准，新建“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1990年6月，经重庆市编委同意，更名“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提为县级事业单位）。同年10月，遵照上级统一布置，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至次年9月结束，查得石刻造像、报经县政府核定，于1986年1月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25处。1987年5月，按照上级指示，县政府成立“文物普查办公室”，再次进行全县范围的文物普查，历时6个月结束，查得石刻造像、报经县政府核定，于1988年9月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36处。1996年，县政府又公布新发现的佛尔岩、杨施庙为文物保护单位。至时，大足石刻名下，计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5处（含3处明清寺院圆雕）。1992年，重庆市政府公布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石窟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四川省政府公布妙高山、舒成岩石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国务院在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又将石门山和石篆山、南山石窟、多宝塔，分别归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宝顶山和北山石窟范围。

　　新中国至2000年的50年间，历经两次文物普查，对保存在大足地面上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石窟艺术的家底，可以说基本清楚。然而大足历经千百年沧桑变迁，不免有小型龛洞或寺院遗址埋藏地下，一时还难以尽悉。但保存在地上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石窟，恐不会再有了。

　　二、大足石刻造像年代、内容认识

　　大足石刻造像年代、内容的认识，有文可征者始于“大足石刻考察团”，对北山、宝顶山石窟的查考，并判宝顶山石窟为“南宋赵智凤一手经营之密宗道场”。在此之前，宝顶山明、清碑刻有开创于初唐之说。不过还谈不上是科学考察的论断。嘉庆知县张澍，是注目大足石刻的第一位学者。但他注重金石考古，而对石窟造像仅作游记、未予深究。《民国县志》涉笔的诸处石窟亦然。

　　新中国建立，1984年文物普查前，公布保护的12处石窟和多宝塔，历经1953年调查、登记、编号，1955年陈习删撰著《大足石刻志略》，1962年北大教授阎文儒一行六人考察，1984年编撰出版《大足石刻内容总录》，[11] 对各处开创年代、造像题材、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对后来两次普查新得的63处造像，就不尽然了。

　　1993—1999年间，为编撰出版《大石刻铭文录》，笔者领同几位同志搜集28个乡镇境内75处石窟和两座古塔的铭文，总纂时对各处造像的年代、内容、石窟名称等问题，又进行了查考、判定，较前认识又准确些。现将各处石窟的开凿年代、造像题材、内容略述如下：

　　石窟开凿年代：唐代3处，宋代33处，明代27处（圆雕2处），清代12处（圆雕1处）。据纪年造像镌记，始见于初唐永徽元年（650）、尖山子第7号弥勒说法图，终于民国12年（1923）、雷公嘴“新修坤母圣像”镌记。其间历时1273年。

　　造像题材、内容：唐宋石窟36处，其中佛教造像20处（唐代3处），道教造像4处，儒释道“三教”造像5处，佛、道造像7处（详后《大足石刻唐宋造像一览表》）；明清造像39处，除明永乐年间凿造的千佛岩、七佛岩、大石佛寺是较大的佛教造像窟外，其余大都是三、五龛、多不过10余龛的小型石窟，造像题材庞杂，难以截然划分。

　　从石窟建造年代与造像题材、数量结合看：初中唐佛教造像两处（尖山子、圣水寺），但像各不过100尊；晚唐（北山）至南宋造像虽然只有34处，但几乎包括所有的大中型石窟，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典型的道教、“三教”造像区都成于其间。于是不难看出，晚唐至南宋是大足石刻造像的黄金时代。

　　以上对75处造像年代、内容的判识，除个别处明、清造像的年代尚待确认外，其他如无新的重大发现，恐不会大误。

　　石窟遗存的各种铭文，是大足石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为抢救保存这份漶蚀殆尽、又不可再得的文物资料，已搜集编纂集成《大足石刻铭文录》出版存世（重庆出版社，1999年）。铭文内容，概略有四大类：宝顶山造像龛刻经偈颂文；石窟纪年造像镌记、石刻匠师题名；石窟培修、装绚碑记；历代碑碣、题刻、诗文等。共搜得铭文1009件（一事一件），计104410字。其中，宝顶山刻经偈颂文368件，计20480字；造像镌记、匠师题名286件，计14815字（唐、五代39件，宋代175件，明清和民国72件）；历代碑刻、诗文180件，计45757字（唐宋46件、明清116件，民国18件）；附录寺院遗址出土圆雕纪年造像镌记16件（北宋）、宋代墓志铭4件，计3044字。

　　各种铭文，特别值得注重的是宝顶山造像龛刻经偈颂文，刻写的经文多与藏经异，当是历代藏经未收载的、又一藏外佛教石刻文献。尤其是柳本尊行化图刻 “十炼”题记、南宋绍兴释祖觉撰《唐柳本尊传》碑，碑记本尊于晚唐自创教派，苦行行化，“十炼”成佛。石窟中巨幅图文并重展示：在开元三大士传承的密教走向衰落之后，四川柳本尊教异军突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弘化于两川。到南宋，大足赵智凤又承持“柳教”，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创建宝顶石窟道场，以像扬教，将“柳教”发场光大。宝顶山石窟中，柳、赵二本尊像多居主尊位，并作大日如来装束，这在佛教史上是个重大突破。柳、赵二本尊成佛，为中国密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为佛教考古学提出了新课题。

　　石窟遗存的各类铭文，是大足石刻千百年间兴衰和遭遇的历史记载。历时五六年搜集、整理、编纂、出版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是大足石刻研究史上空前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它不仅是研究大足石刻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亦是一项可填补中国石窟晚唐至宋末时期学术资料空白的科研成果，从而大大丰富了大足石刻的内涵，其价值远远超过大足石刻本身。

　　拙文，谬不可免，方家教正。

　　2000年8月13日，于馆“三山”办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