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青莲寺（之二）》关于慧远

　　《话说青莲寺（之二）》关于慧远

　　一

　　硖石山大概就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并不怎么高巍，也不怎么名闻天下。但就那么个没有名气的地方，却居然惊动过两朝皇帝。一个是唐朝的懿宗，一个是宋朝太宗皇帝赵光义。一个提笔把硖石寺的名字改成青莲寺，一个提笔把新青莲寺改成“福严禅院”。

　　唐朝大诗人刘梦得说：“山不在高，在仙则名。”佛是最讲因缘结果的。能够惊动两朝皇帝，也是事出有因。硖石山是不怎么高峻，但那硖石寺的创建者——慧远禅师，却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高僧，佛界很亮的一盏灯。

　　唐朝的懿宗皇帝和宋朝的太宗皇帝赵光义，就是冲着慧远禅师来的。

　　慧远，生于公元523年，俗姓李，祖籍敦煌，后迁居晋城霍秀村。按高僧传讲，不是晋城，是上党之高都——高都，建国后发掘的大量石斧、石铲、骨锥、陶片及动物遗骸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人类在那里生息。夏朝末年，桀从安邑迁都于此故名。那个时候还没有晋城，“晋城”这块土那时候还是水泽荒梗，属高都辖内。

　　慧远幼小丧父，与叔叔同居，偏蒙叔叔提诱，示以仁孝。七岁开始读书。那孩子神志峻爽，真是聪明颖异。学业日进，把教导他的那个先生高兴得连连说：“这孩子有出息，这孩子有出息。定然是个绝世之才，未来一定是国家栋梁，社稷砥柱！”为此，先生对他的教导就更是不惜呕心，像个老园丁护了那么一株小小的春苗儿，除了拨苗助长，无不尽其所能。

　　然而，出乎先生意料的是，到13岁，那孩子竟然出家了。不过，谁也弄不明白慧远出家的原因。是叔叔婶婶克薄吗？不，不是的。家中虽然不是十分富裕，但叔叔婶婶待他却比自己的亲生还好。毕竟是个没有了父母的孩子啊，叔叔婶婶怜惜他，怜惜这个孤苦的孩子。从小没有父母的孩子，人是孤独的，心灵是孤独的，自古道离娘三分痴啊。孩子心上本就有伤，倘若待孩子薄了，会让孩子倍感伤心。能够体谅孩子的叔叔婶婶既没有给过孩子白眼，也没有过恶声恶气。而且，在某些方面待孩子比亲生还好。比如穿衣裳，让他穿新的，让自己的孩子穿他打下来的。饭够吃不够吃，先尽他吃。叔叔婶婶背地里教训自己的孩子，凡事都应该让着他们的那位小哥哥，不准与他争吃争穿。孩子们睁着大眼问：“为什么？”父母抹着眼泪说：“因为……因为他没有父母啊，因为他是个孤儿。”这是多么温暖人心的话啊。可是，听到这话的慧远却无限伤心。他知道叔叔婶婶的苦心，他对叔叔婶婶心存感激。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感激渐渐就变成了负疚。自己太对不起叔叔婶婶了，都13岁了，不但不能替叔叔婶婶分忧，还得靠叔叔婶婶养活，而且还偏着小弟兄们。他恨自己，恨自己无能。他想劝叔叔婶婶别那样做，但他又怕叔叔婶婶心里难过。

　　世界上的事情太难了。难就难在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的心事对叔叔婶婶说明白。于是，无形之中，失去父母的孤独感不觉油然而生。要是父母在世多好！于是，他就有了站在旁人屋檐下的那种感觉，就有了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像自然界的自燃物一样，无形中，孩子心灵中的创痛被触动了。不是因为叔叔婶婶，也不是因为小兄弟们，是自己。是未雨而础。他感觉到了人世间的一种苦闷。说苦也不是日间的孤苦，是夜色茫茫中的孤苦，是心灵的孤苦。

　　天性中就怀有那么一点悲情，却又偏偏不是个池中之物。年纪虽小，那小小的心却没有地方能够容纳得下。眼前看起来虽然是颗小小的心，可那颗小小的心是给将来“弘范三界，应身无量，越诸尘累，拔济未来”准备的。但叔叔对慧远是了解的。叔叔知道，他“年止三岁，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那生来就是一颗将要迦陵仙音，遍十方界，遨游三千大千世界的心。对这一点，僧思禅师也看出来了。慧远出出家时，在泽州东山古贤谷寺，拜华阴沙门僧思禅师为师。僧思禅师“练行高世。众所宗仰”，他第一眼就看出慧远是个有根柢的人，便对慧远说：“汝有出家之相。善自爱之。”

　　二

　　慧远在东山古贤谷寺辞谢天地、君王、父母、师长“四恩”，正式落发，为沙弥众，也就是说，他终于算是成了一个小和尚。

　　但是，当僧思禅师赐“慧远”给刚刚剃度不久那个小沙弥的时候，东山古贤谷寺的僧众是猛吃了一惊的。东晋时期，也就是早在将近二百年前，就已经有过一位慧远了，那是怎样了得的一位高僧啊！难道僧思禅师不知道？

　　是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位慧远，东晋时高僧，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出身于仕宦之家，从小好读书，“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宿儒贤达无不叹服其学识博奥。后来佛门落发，师从道安，成了继道安之后佛教的一代领袖。卜居庐山之时，佛教在江南已经有很大势力。可是佛教界风气很坏，佛法衰颓。尤其是一些上层僧侣，附炎趋势，迎合时流，外言弘道，内图私利，竞相奔走于权贵之门。有些甚至与最高封建统治者交通，窃弄大权，倾动乱时。慧远目睹这种状况，非常忧愤。在《与桓太尉论灶简少门书》中，他尖锐地指出：“佛教陵迟，秽杂日久，每一寻思，愤慨盈怀。”在潜居庐山以后，他一面不入都邑，不仕王侯，身体力行，维护佛法，以自己高尚淳至的德行为僧伽争人格，树楷模，一面积极提倡翻译佛经，宣扬佛教戒律，并努力用佛学来融合儒学和玄学，为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取得自立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此大名，僧思禅师焉得不知！

　　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将“慧远”这样一个闪光的法名冠给一个剃度不久的小沙弥呢？不怕他玷污了那“慧远”二字吗？不怕他辜负了那“慧远”二字吗？此举是不是有些“大不敬”，有一点“出格”呢？

　　僧思禅师似乎是有些出格了。但僧思禅师心底下非常明白，他眼前站的这个小沙弥绝非是个蠢材庸材朽木之材。与东晋时期那位慧远大师相较，是一样的聪明，一样的富有佛性。他太聪明了，且能吃得苦，耐得寒，能收得住心。

　　说到能收得住心，有几则小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慧远禅师遇到一位嗜烟者，两人相跟走了一段山路，然后坐在河边休息.那位行人给了慧远禅师一袋烟，慧远很累，吸着烟很解乏，感觉舒服极了。临别时，那行人赠给慧远禅师一套烟具，禅师高兴地接受了，但同那个人分开之后，心想:，这个东西令人好过瘾啊，但它肯定会打扰我参禅入定。于是毅然把那套烟具扔掉了。之后，他又迷上了易经，但他立刻就惊觉起来，想，如果我沉迷此道，是不是错了我的正道呢？于是，他立刻就把易经推开。每当遇到他感兴趣的事，他都能够心归本业，一心参悟。住东山古贤谷寺三年，他端心律藏，妙究精义，戒行高洁，释佛说经竟能够心裁别出。僧思禅师赏识他，赞扬他，说他日后必能成器。为了把那个小沙弥培养成大师，僧思禅师经常带慧远参加义学名僧的讲座。慧远“每以经中大义问师。皆是玄隐。”真是让僧思禅师惊异。那时候僧思禅师就有预感：这个小和尚绝非人间凡物；即使佛界，也是颗光明种子。在下决心把慧远这样一个法名赐给那个小沙弥的时候，僧思禅师就已经料定，此慧远定然会与古慧远有一样的成就，两慧远定然会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双塔。

　　正是僧思禅师的“出格”，给中国佛界创造了一个奇迹，那就是：一个山西，两个慧远；佛界翘楚，双塔并立。

　　好种子是主要的，但好种子也是需要培养的。为了那颗光明种子能成长为参天菩提，慧远16岁的时候，僧思禅师就让他随阇梨湛律师赴邺学法，以广智慧。

　　邺，就是西门豹投巫治河的那个地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朝古都”。官渡战后，曹操定都于邺，邺一时成为中国中原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有最著名的历史建筑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并称“邺城三台”。 中国古代有台式建筑之风，如司马相如文中的“玉台”、“兰台”，白居易曾经登临过的“观音台”，以及越王台，姑苏台、金陵凤凰台等。台式建筑始于周，成长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日趋完美。曹操在邺城所建的三台，特别是铜雀台，达到了我国古代台式建筑的顶峰。其建筑精美，风格独特，飞阁重檐，楼宇连阙，雕梁画栋，气势恢宏。铜雀台位于三台中间，为三台之主台，三台用阁道式浮桥连接，使得铜雀台更加壮观。“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唐代诗人杜牧诗中说的就是这个铜雀台。台高十丈，有房百间，是曹操与文人骚客宴饮赋诗的地方。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咸集铜雀台上，直抒胸襟，慷慨任气，闵时悼乱，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著名的《与吴质书》、《典论》、《与杨德祖书》、《登台赋》、《登楼赋》、《洛神赋》，《悲愤诗》，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文章一改东汉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弥漫的华而不实之风，形成了具有鲜明现实主义风格的“建安风骨”，被后世称为建安文学。曹操还在铜雀台上亲自接见和宴请了从匈奴归来的蔡文姬，蔡文姬感慨无限，写下并弹唱了悲壮的《胡笳十八拍》：

　　我生之初尚无为，

　　我生之后汉祚衰。

　　天不仁兮降乱离，

　　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

　　于此可以想得见，那是怎样的一个邺城啊！能到文化氛围如此浓厚的都城求法，对于一个小沙弥来说，真是太幸运了。但他并没有被那宏丽的“三台”吸引，而是埋头涉览大小经论。他很注重大乘经论的研讨，发愤勉励，钻摩研精，深入体会，受到佛学界师长们的好评。20岁时，由昭玄大统法上为他受“具足戒”，昭玄都顺法师作教授威仪之师，佛教领袖慧光门下的十大弟子都作为证戒法师。邺城的高僧硕望，几乎都参加了慧远的受戒仪式，被时人认为是无上的光荣。受“具足戒”后，慧远正式取得了僧伽的资格，又花了5年时间，专门向大隐律师学习《四分律》，由此有了很深的律学修养。此后他又用了七年时间钻研法上学问，纯熟地掌握了法上传授的《涅槃学》、《地论学》和律学理论，一些疑难积案被他剖断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得到了许多人广泛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