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金贝古墓暨金邶古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上金贝古墓暨金邶古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宁德网消息（王道亨）

　　一、上金贝古墓暨金邶古寺研究小组

　　自从“上金贝古墓里躺着建文帝”这篇报道见之于《闽东日报》后，市直机关一批兴趣于中国古代史、闽东地方志、文物收藏、古文化研究与考古工作的仁人志士便自发组成了“上金贝古墓暨金邶古寺研究小组”，来从事古墓与古寺的研究工作。参加研究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志愿者行为，宗旨是：只讲奉献，不讲报酬；重在参与，不求辉煌；周末行动，各司其职；聚散无常，机动灵活。研究小组由最初的5个人（王道亨，市方志委；吴泽金，市委宣传部；孙绍祥，市委组织部；林丽祥，市总工会；钟亮，市博物馆）发起。该5人均为市直机关科级以上干部。此后，陆续有人闻讯自愿加入该研究小组。目前，研究小组已拓展至20多人，他们来自市委办、政府办、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团市委、市方志委、市文化局、市博物馆、闽东日报社、蕉城区文化局、蕉城区方志委、金涵乡政府等10多个单位。

　　研究小组的工作，得到了市委组织部与金涵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资助。尤其是市委组织部郑部长，经常给予指导与引导，及时提供信息，帮助排忧解难，使研究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关于上金贝古墓暨金邶古寺研究的主题与方向问题

　　我们研究小组把主题确定为：揭开明史第一谜案：明建文帝下落问题探讨。主要意图与目的是：通过研究古墓与古寺，寻找建文帝由浙入闽的证据，寻找建文帝隐跸（跸泛指与帝王行止有关的事情）金邶寺的证据，寻找古墓散落的文物，以证明古墓墓主就是600多年来，中国史学家苦苦寻找的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的陵寢。以达到揭开这一历史谜团之目的。同时，借机以提升宁德市的文化品位与知名度，为环三都澳发展战略挖掘与增添一新的旅游资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

　　至于研究的方向，我们认为，凡事都有个起始与开端的问题。要做好这篇大文章，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从头做起。任何投机取巧式地做学问都是不可取的。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参与争论的历史学家不下几百位，从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极需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避开纠缠，直奔主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

　　历朝历代史学界一直存在三种说法。一是自焚说，二是出亡说，三是“不知所终”的折衷说。对此，我们研究小组的意见是：既然我们已经赞成王振镛研究员提出的“上金贝古墓主是建文帝”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赞成了“出亡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必花费时间去研究“自焚说”与“折衷说”了，而应该“绕道而过，直奔主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古墓主是谁的问题。

　　无独有偶，这个问题在蕉城区及金涵乡一带，历来也存在三种说法，一是僧人说，二是太监说，三是皇帝说。承上观点，同理可证，我们既然同意了“皇帝说”，也就再无必要去考证与研究“僧人说”与“太监说”的必要了。解决的办法仍然是“绕道而过，直奔主题。”

　　第三个问题：建文帝的出亡路线问题。

　　既然赞成“出亡说”，那么，就有一个“从哪里逃出？沿途经过哪里？最终逃往何处”的问题。当然，这里的“最终”应是指初始逃亡的最终，而不应是指其日后云游的最终。

　　我们研究小组决定把这第三个问题，即建文帝的出亡路线问题作为我们的研究方向。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三个小问题，我们决定逐个加以解决。

　　首先，我们决定从专家学者论述时所依据的各种资料分析入手。终观历朝历代专家学者研究此问题时所使用的资料，莫过于下列几种：《明太祖实录》《明太宗实录》《明英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明史考证》《明史·郑和传》《明史·胡滢传》《明史·姚广孝传》《明史·恭闵帝本纪》《祖训录》《致身录》《罪惟录》以及清编《明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中国皇帝史》。此外，还有辅助性资料《郑和下西洋》《杰出航海家郑和》《传信录》《从亡随笔》《建文帝之谜》（何歌劲）等等。这些史料，多收入《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部分见于《续修四库全书》。上述三部巨著，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三部最大的丛书，《永乐大典》，全书共22973卷，11095册。《四库全书》，全书共79337卷，36227册。尤其是后者，襄括了从先秦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领域。可是，就是这两部鸿篇巨著，却也还有许多小乘之书与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未被收录。于是，《四库全书》编成以来，几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多次向统治者倡议续修。清嘉庆初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利用职便，在江南陆续采购《四库》未收书170多种，向朝庭进呈，并撰写《四库未收书提要》。这可以说是乾隆以后对《四库全书》拟加补修的开端。可惜未果。后来，民国17年（1928年），张学良将军（时兼东北大学校长）也曾提出“拟垫私财”对《四库全书》进行影印、增补、续修的倡议。亦未果。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94年，《续修四库全书》始被列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开始启动，历时8年，至2002年4月完成全书1800册的编纂出版工作。《续修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既包括对《四库全书》成书前传世图书的补选，也包括《四库全书》成书后的著述的续选。补选之书主要是被《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焚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续修四库全书》总共收书5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可见规模之巨。该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下限至1911年，这之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可大致荟萃于此。

　　针对以上三大巨著，我们认为，《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与宠臣解缙所主修，不会有我们所要的东西。《四库全书》虽编修于清乾隆，但历朝历代专家学者把它都翻烂了，研究透了，我们是难以超越的。于是，我们便把目标锁定在《续修四库全书》这部鸿篇巨著上。有的同志提出这不是大海捞针吗？一点不错，我们就是要以这种精神来揭开这一历史谜团。我们不是盲目劳作，而是有的放矢。决定先选择《史部·别史类》下手。开头进展不大，直到去了浙江后才有了收获，也证明我们的路子是走对了，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把这种办法总结为“剑走偏锋，由偏入手，不问正史，只重小乘，绕道而走，直奔主题”。我们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果然找到了《罪惟录》《致身录》《从亡随笔》原文。并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第一，从《续修四库全书》介绍《罪惟录》一书作者查继佐的简介中我们得知，明末清初大史学家查继佐应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建文帝下落问题的专家学者，他列举了当时的23种关于建文帝行踪的传说，后代专家学者的研究基本上无出其外。由于历史的局限，查继佐对23种说法均予以否定。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却很值得研究。第二，对《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这两本小书，查继佐作了质疑，认为是伪书，系后人所作，不是当事人史仲彬、程济所作。从他的质疑来看，不无道理。但书中所记的一些细节，却与当代南京城城建挖掘出来的涵洞及砌砖十分相似，这绝非偶然。第三，关于建文帝去向的23种说法中，历朝历代专家学者只论述及21种，独缺漏了2种，而这两种偏偏都与我们福建有关，而且其中一种就与我们闽东有关（详见下文）。

　　上述第三个问题中的三个小问题，第一个是：从哪里逃出来？综上所述23种说法中，涉及“从哪里逃出来？”这一问题的说法计有5种：一云“帝骑而逸，在湖湘间某寺”（《罪惟录·建文逸记》），奔向湖南、湖北，肯定是从南京城西南方向朝阳门走。二云“帝从朝阳门出，隐跸河南某寺”（出处同上）。三云“帝削发于淮清桥，从太平门乘马出历池州，渡浙江，投义门郑氏”。（出处同上）当时太平门在南京城正南向。四云：“金川门开，帝猝不知所出，……主録僧溥洽为帝落发及举火，帝从水关出。”（出处同上）水关在当时的南京城光华门内，光华门在当时的南京城东南面。五云“大内火起，帝从鬼门遁去，从者22人。”（《致身录》）鬼门亦在当时的南京城光华门内，可以从水路直通神乐观，方向亦是南京城的东南方向。以上5种说法，前两种说法都是向西或西南方向出逃。后三种说法都是向南或东南方向出逃。我们研究小组经过分析研究，比较赞成第五种从“鬼门”出逃至神乐观之说。理由有二：一，“鬼门”直通秦淮河，可达神乐观。神乐观位于当时的南京城东南方向，是当时的南京城外交通最便利之处（见《江宁府志·古迹篇》与张学义编著《古南京史话》。神乐观北为护城河，南为秦淮河，朱棣率燕军从北面金川门攻入南京，建文帝想逃离南京，相对来说南京城东南方向是最理想的突围处。秦淮河据说为秦始皇开凿，该河全长110公里，流域2100公里。朱元璋曾命李新在溧水与南京秦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胭脂河，无形中为建文帝营造了一条逃生之路。二、从近年南京城城建挖掘时发现的多处地下涵洞（即明皇城下水道，也即史书上所说之“鬼门”），为其从“鬼门”南逃之说提供了依据。明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潘群认为，这很有可能为建文帝下落问题提供了新线索。所以，我们认为沿送这条线索查下去是正确的方向。

　　上述三个小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是：沿途经过哪里？这里又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在溥洽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城，先隐在江苏吴县普济寺，后在姚广孝的帮助下，转移至穹窿山皇架寺。然后再逃至浙江浦江县郑义门。一种是说从神乐观直接逃至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对此，我们研究小组认为，第一种，说法言是先至江苏吴县（今吴江市），后转移穹窿山皇架寺，再转至浙江浦江县郑义门。我们可以从地图上看，吴江市虽在南京城的东南面，但路途遥远，中间还隔着一座太湖。胭脂河只通至溧水，与太湖并无水路相通。既然目的地是浙江浦江县郑义门，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弯，所以，此说法于理不通。如果说建文帝有到过穹窿山皇架寺，那也只能是其第二次到浙江浦江县郑义门（60多岁时）后再到该寺的事了。因此，我们解决此争议的办法仍然是“绕道而过，直奔主题”，既暂时把“逃向江苏东南方向穹窿山皇架寺”一说撇在一边（反正最终目的地也是浙江浦江郑义门），只研究“逃向浙江浦江县郑宅镇郑义门”一说。于是，我们研究小组一行7人，专车拜访了浙江浦江县郑宅镇郑义门郑氏研究会以及与此有关的兰溪市皇回山皇回寺。功夫不同苦心人，终于在此两地发现了新的证据与线索，为我们断定建文帝出逃浙西浦江郑义门提供了新的证据。第一证据是清代修的《浦江县市》《兰溪县志》均有记载建文帝在浦江县郑义门及兰溪市皇回寺隐跸事。第二个证据是皇回寺的清代碑刻亦有记载建文帝在皇回寺隐跸事。第三个证据是浦江县郑义门《郑氏宗谱》有记载建文帝在郑义门隐跸详情。并有记载建文帝60岁后重回郑义门事。第四个证据是，皇回寺僧人亦说建文帝60岁时有重回皇回寺。故郑义门郑氏宗祠（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内始建有“老佛社”，皇回寺内亦建有“老佛堂”供后人祭拜。此并非偶然。

　　此外，还有许多辅助证据：号称“江南第一家”的郑氏家庭教师即是朱元璋的四大谋臣之一的宋濂。郑氏宗祠内至今仍留存有600年前宋濂亲手栽种的10株古柏。朱元璋曾为郑氏宗祠题写过“江南第一家”匾额。建文帝曾亲手为郑氏宗祠题写过“孝友堂”匾额。可惜这些匾额原物已毁于“文革”之时。还有，郑氏第二十六代孙郑洽就是伴随建文帝出逃的22名近臣之一，建文帝会到郑义门与皇回寺，实与此人有关。郑洽终身追随建文帝，矢志不移，最后客死他乡，不知所终。建文帝在郑义门隐跸时，曾遭乡人陈忠举报，郑宅因而遭3000多名御林军和锦衣卫搜查，建文帝被藏于结满蜘蛛网的枯井内，始躲过一劫。由郑义门转移到皇回寺，可能与此有关。

　　凡此种种，我们研究小组认定，建文帝从“鬼门”突围，离开南京城后，第一站（即第一个停驻点）应在神乐观。从神乐观出发，乘船沿胭脂河南下，到达溧水后，改走陆路。经溧阳沿官道入浙，到达浦江县郑宅镇郑义门。所以，郑义门应是建文帝南逃的第二站（即第二个停驻点）。

　　上述三个小问题中的第三个小问题是：最终逃往何处？也即逃离浙西后逃向何处？赴浙西的外调，还有一个收获是，郑义门郑氏研究会的同仁与皇回寺的僧人都告诉我们，据传说，建文帝离开浙西后，或向西去贵州，或向南去福建。这里又出现了两种说法。我们的解决办法仍是“绕道而走，直奔主题”。不管西向，只管南向。

　　从浙西外调回来后，我们又倾尽全力，发动了许多人，帮助上网查找《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终于在《别史类·罪惟录》中查找到了两条重要线索，这可是两条明史研究专家们从未提起的重要线索。这就是《罪惟录·建文逸事》中记载的“一云，帝削发于淮清桥，从太平门乘马出历池州，渡浙江，投义门郑氏……旬日去之，如余姚石梁王氏。历温州，入闽”。“一云，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后又纳一妾，生四子，……而帝左腋有痣，初别郑氏时，留龙纲为记，走住福州雷峰寺（查福州无雷峰寺，疑为雪峰寺之笔误）。三保下洋遇之，泣拜于地，为之摩足。帝微嘱三保举事，泣对不能，别去后，徙广东某寺”。可见，建文帝一行是沿着余姚、温州一线，由浙入闽的。不知何因，历朝历代的史学家以及我们福建籍的专家学者竞无一人去研究过此两种说法。是没看到这些资料还是受查继佐“质疑说”的影响？抑或认为根本不可能从浙江逃往福建闽东地域？

　　对此，我们认为还是应试探性地走一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吧，继续朝着既定的方向走下去。

　　对上述两种逃往福建的说法，我们仍采取“绕道而走，直奔主题”的办法，只研究“由温州入闽”一说。“由温州入闽”，第一站应是原福宁县劝儒乡地界（今福鼎市地界）。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目前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建文帝“由温州入闽”至宁德县（今蕉城区）的直接证据，但却发现了许多间接的证据。据福鼎市与蕉城区两地的家谱与口碑资料，原福宁县劝儒乡（今福鼎市）与宁德县（今蕉城区）境内的昭明寺、国兴寺、祭山寺、龟山寺，在永乐年间，被朝庭派兵焚毁，和尚悉数被杀。蕉城区金涵乡一带群众作证说，多年来，不断有人看到文物贩子从金涵乡一带收购走金佛、玉碗、玉箸、以及刻有“大内卸用”字样的端砚等。还有刻在金邶古寺后的水井井壁上的“蒙泉，住山仓海作”等遗墨，以及被收录在清代的《福宁府志》《宁德县志》中的一首罪名僧人元定作的寓意深刻的诗作“长志岩高晓独跻，地因金涌见招提。潜鳞沼畔云霭，碧水帘前石马嘶。灵响音消怀旧恨，盘陀藓剥见新题。蒙泉更可供清赏，遥指山林日未西。”诗中的“瑞云霭”“石马嘶”“怀旧恨”“见新题”“供清赏”“日末西”显然都是有所指。从高超的诗作可见僧人远定决不是个等闲之辈。定然是个知情者，或许就是“仓海禅师”身边的“弟子”未可。

　　此外，我们从《致身录》记载中考证出，伴随建文帝出逃的22人中，有一个福建人牛景先（三元人，即今三明市人）。这也许是建文帝逃向福建的一个原因。

　　另外，我们还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中发现，建文帝离开神乐观后，人马是分两拨走的，一拨是建文帝真身去浙西；一拨是由廖平（兵部侍郎）等人保护7岁的皇太子朱文奎走湖襄（湖北襄阳）。我们认为，这也许就是出现多种说法的原因之一。

　　为了查清“由温州入闽”以及“由福宁至宁德”这两个课题，为其寻找依据。我们研究小组下一步计划要做几件事：1、继续翻阅《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把注意力从《罪惟录》转向《明史钞略》，以寻求新的线索，新的发现。2、继续在福鼎市与蕉城区一带调研，寻找物证与家谱。3、继续对金邶寺周边展开搜索，寻求物证。4、计划到闽侯雪峰寺外调一次（因此寺自古以来就有与支提寺、金邶寺有联系）。5、试行编纂出《建文帝逃亡大事年表》。6、与温州方面联络，看看浙南一带地方志有无记载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