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寺的契约文书

　　大觉寺的契约文书

　　宣立品　张蕴芬

　　千年古刹大觉禅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发现于上个世纪初的一批契约文书,以其内容广泛、种类纷繁而最具科研价值。

　　大觉寺的契约文书迄今已历三百多个寒暑,在朝代更替的兵火、世事变迁的兴衰、岁月轮回的消磨中,能够有序流传,完整保留,殊属不易。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沦陷和六七十年代“文革”破四旧,这些纸制文物得以渡过劫难,幸存至今,更是难上加难。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当时保护大觉寺和这批契约有功的一位老人:常修。

　　常修是大觉寺最后一位僧人,卢沟桥事变时,不得已到广济寺受戒出家。1940年春季,广济寺方丈派常修去大觉寺常住,以看守寺院,经管田产。常修到大觉寺后,尽力与土匪和日军周旋,努力使寺院文物古迹不受更大的破坏。

　　新中国建立后,大觉寺收归国有,当时隶属林垦部管理,常修于1952年成为林垦部下属的林业机械研究所一名职工。林机所当时就设在大觉寺,所以常修仍未离开寺院。这批契约文书,常修倍加珍视,几十年来,谨慎收藏,从不示人,在“文革”期间,他将其藏在大雄宝殿的顶棚内,匣装绢裹,小心翼翼,精心看视。“文革”后期,常修曾向北京文物部门的有关专家反映了这些文书的情况。1981年3月他因病去世,1991年3月北京市文物局西山大觉寺管理处将这批珍贵的文物进行登记,整理入藏。

　　这些契约文书上限起于清代康熙七年(1668年),下限迄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总计128件。其种类可分为土地房产的租赁契、典当契、买卖契,以及借贷契、置产簿、收租簿等,还包括禀呈文书、诉讼文书等,共20余种。它们写在横长40—50厘米、纵宽50—60厘米左右的黄绵纸上,文字竖排,用毛笔书写。

　　现以第一例卖契为例做以说明。契约右侧首行“立卖契文约人祖洪……”等字表示该契的种类和立契人,“因手乏无钱……”说明卖掉土地的理由,“今同中说合情愿……”是麻烦别人做中保卖掉土地。契约中还写明了这块土地的来源、位置及数量,买、卖、中人三方共同议定的价格,最后为了预防纠纷还写下了如不按时履约的罚则内容。结尾部分是立契日期、双方立契者和中人的名字,名字下画押。此契无官印,为民间自行议定。一般契约上钤有官印,要报知官府并缴纳契税,钤有官府红印的契约称为红契,反之则为白契。大觉寺所藏契约文书大部分为白契,将这些契约与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代契约比较,两者在格式上大致相同。清政府为加强对封建土地的管理,曾三令五申严格要求各州府县对土地田产买卖实行官契,但事实上仍有大量白契通行,大觉寺内所藏契约就是典型的代表。这足以证明清政府在当时已不能按其意志控制土地田产买卖活动,另外也反映了大觉寺这座皇家敕建寺庙与清皇室及地方政府的关系极为密切。

　　这些契约是记录大觉寺发展的档案,为研究大觉寺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它们揭示了清代北京西山地区寺院的经济情况,是研究清代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探讨租佃关系、土地关系等方面情况,并由此窥探清代北京的社会经济现象。此外,因为这批文书在流传过程中没有受到干扰,具有很强的“归户性”和连续性,所以大觉寺收藏的契约文书,对契约文书文本形式的比较研究、地名考证及书法风格的演变,有特殊的价值。

　　为充分展示北京地区深厚博大的历史蕴涵,卷帙浩繁的古今文献,在初步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大觉寺管理处在这批契约文书中选取了80余件,向社会展出,即现在于大觉寺展出的“大觉寺寺藏契约文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