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塔宝藏的秘密——揭开“七宝供养”之谜

金棺

内容提要：佛陀在世时，佛弟子以佛陀为精神中心，佛陀涅槃后，信徒就以佛塔作为精神中心了。佛塔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寝陵、坟墓，佛塔地宫和天宫的功用是瘗藏佛舍利。舍利瘗藏的供养物即“七宝”，七宝供养属于“财供养”，蕴含了佛家净土光明与智慧思想，赋予了深刻的宗教内涵，因此七宝供养物也成为佛教的圣物。本文试图通过北宋佛塔“地宫”和“天宫”发现的七宝实例，探索北宋社会舍利信仰及其相关文化现象。

关键词：七宝 地宫 天宫 佛塔瘗藏　舍利文化 北宋

作者汪海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佛教七宝也称七珍，指七种珍宝，但所指并不确定，也不限于七种，而是泛指世间一切珍贵稀罕之物。早期佛经中提到的七宝，很多是中国本土没有的，故依梵音翻译，且音译略有差异。不同的经书所译七宝内容也不尽相同：《智度论》译为金、银、毗琉璃、颇梨、车渠、马瑙、赤真珠；《阿弥陀经》译为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般若经》译为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虎珀、珊瑚；《恒水经》译为白银、黄金、珊瑚、白珠、砗磲、明月珠、摩尼珠；《法华经》译为金、银、琉璃、砗磲、码碯、真珠、玫瑰；《称赞净土经》译为金、银、吠琉璃、颇胝迦、牟娑落揭拉婆、赤真珠、阿湿摩揭拉婆。同一部经书，不同历史时期所译的不同版本也略有不同。以《无量寿经》为例，汉代版本译为金、银、琉璃、水精、车渠、珊瑚、琥珀；曹魏时期译本为紫金、白银、琉璃、水精、砗磲、珊瑚、琥珀；唐代版本是黄金、白银、琉璃、颇梨、美玉、赤珠、琥珀；宋代版本为黄金、白银、琉璃、颇梨、砗磲、真珠、琥珀。藏传七宝与汉传说法也不尽同，一般指红玉髓、蜜蜡、砗磲、珍珠、珊瑚、金、银等等。

七宝起塔，源于佛灭时代。《四分律》记：“云何安舍利？应安金塔中，若银塔，若宝塔，若杂宝塔……”，此“金银杂宝”即“七宝”之属。随同舍利瘗藏的供养物“七宝”，与舍利一同被视为佛教圣物。《菩萨璎珞经·供养舍利品》曰：“佛言起七宝塔，满中全身舍利”；《大唐西域记》载：“七宝小窣堵波，置如来顶骨”。这里所说的七宝不限于外部装饰，而含有内部瘗藏物。

金银　

金器的使用可追溯到大约四千年前。黄金的物理性能稳定，在自然界中多以游离状态存在，故获取较易。黄金质表华美，机械加工性能好，延展性强，因此黄金一出现就用于装饰。殷墟就有金箔出土，商代有夔凤绞金饰器出土；春秋战国至汉是金器盛行的时代，此时金器为王公贵族所垄断，民间难得一见；隋唐时期民间金器的使用才大行于世。银在自然界中是以化合物形态存在的，提炼技术较为复杂，故其发现与使用比金器要晚。目前所知最早的银的使用，当属春秋时期的错金银兵器和礼器。由于在自然界中银的储存量大于黄金，故而一旦其提炼技术为人们掌握，银器就流行起来，而且由于其价格方面的优势，使得民间用银器的数量远远超过金器。北宋时期京师开封城商品经济繁荣，且出现大宗金银交易。《东京梦华录》记载“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金银至今仍作为货币行使流通手段职能，是自然界中最早被人类所认识的财宝之一。

殿宇里的佛造像要贴金，即“佛要金妆”；菩萨要铸金银身，表示“金身护体”；许愿灵验要给佛菩萨镀金身，有“真金不怕火炼”的意蕴。佛教七宝所谓金银，并没有明显界线区分，一般被视为同一类物质。金棺银椁或金椁银棺本身就是七宝圣物。目前已发现的瘗藏佛舍利的金银棺椁主要是唐宋两代皇室制作。北宋时期较具代表性的有山东汶上县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地宫出土的金银棺椁。

1994年3月，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地宫发现宋代瘗藏佛牙舍利的金椁银棺，系北宋皇室精品之作。整器由金椁、银棺、银须弥座组成。金椁为银质贴金箔，长26厘米，高28厘米，宽8.4厘米。椁盖为五棱体，套两道金箍，前档有錾宝相花火云冠。金椁安置在银须弥座上，须弥座围透雕栏杆，通体錾吉祥缠枝纹，束腰有镂空如意云斗图案。座头两侧悬“太平通宝”鎏金币二枚，是宋太宗时期皇家特制的供养钱。金椁整器集锤鍱、贴焊、铆合、镂雕、錾刻、贴金等繁缛手法于一体，玲珑剔透，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工艺考古价值。银棺长16厘米，高4厘米，宽5－6厘米，由盖、体组成，素面，银封箍一道，分前后两室，以木匣分隔，前盛佛牙，后储舍利，有丝织物包裹。

金银棺椁在北宋地宫中多有发现，比较著名的还有：陕西武功报本寺塔、江苏涟水妙通塔、河南邓州福胜寺塔、南京长干寺遗址出土的金棺银椁和山东兖州兴隆塔的鎏金银椁等。台湾佛光山展出的金银棺椁大多也是北宋时代的。

需要说明的是，金银棺椁本非储殓佛舍利的专用品。三国曹操死后，众官入殓于金棺银椁；唐玄奘圆寂后，唐高宗为他安排了极其隆重的葬礼，用金棺银椁储殓玄奘舍利。只是唐宋时期更多地以金银棺椁瘗藏佛舍利，渐成为一种佛教仪轨和固定法事。

其他形制的舍利金储具也有发现。如南京长干寺遗址地宫出土的七宝阿育王塔，塔高1.1米，堪称“金塔之最”，更为特别的是，塔内还有一套金银棺椁，这种复合式的瘗藏储具还是第一次发现；隋唐盛行的盝顶金银函和吴越国流行的金涂塔在宋代瘗藏中仍有大量发现；兖州兴隆塔地宫出土的瓜棱形金瓶，有碑文铭记其确切制作年代，可作为北宋舍利金瓶的标准器。

1988年在五台山中台顶佛塔地宫遗址出土了一千多枚背面刻有佛像的“淳化元宝”金币，是宋太宗布施给五台山的供养钱。另外，北宋佛塔还常见金银佛菩萨像、金银代舍利颗粒和金条等瘗藏物。

玻璃水晶瓶

水晶和玛瑙都是自然界中的矿物质。水晶又称水精。《本草纲目》记，水晶“莹沏晶光，如水之精英，会意也”，并将它同玻璃归属为一类。北魏张辑撰《广雅》称，“水精谓之石英”。这正是它的现代化学和矿物学名称，其成分为SiO2，属六角晶体，未加工有棱角的天然石英晶体俗名“菩萨石　”，即据其六角对称性和分光作用的效果“如佛顶圆光”而得名。

水晶最早成为佛教七宝说明古印度对水晶的认识和利用也是较早的。水晶器皿、原料在多数佛塔瘗藏中都有发现，有的直接充当了舍利，可见其在佛家心中的地位。水晶器在佛塔瘗藏中多曾发现：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地宫石函内，发现过多枚“巨大”的水晶珠和一枚“水晶”饼，是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之前的文物；南京长干寺遗址地宫也出土了北宋时期瘗藏的多枚“随球”，又称“摩尼珠”，即水晶；湖北当阳玉泉寺地宫发现大量水晶佛珠和紫色水晶石。地宫出土的水晶器很多是盛装舍利的容器，许多水晶舍利瓶是与佛舍利一起由印度进入中国的。

玛瑙产生在大约一亿年前。在矿物学中，它属于玉髓类，是具有不同颜色且呈环带状分布的石髓，通常是由二氧化硅的胶体沿岩石的空洞或空隙的周壁向中心逐渐充填、形成同心层状或平行层状块体。一般为半透明到不透明，储量很大，色彩斑斓。

玛瑙在古代文献中有马瑙、马脑、码碯、阿湿摩揭拉婆（A·magarbha）等异译。玛瑙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之物。藏传佛教神秘的“天珠”即是玛瑙之类。佛塔瘗藏七宝中玛瑙的出土数量极大，许多细粒状的玛瑙直接充当了舍利，如兖州兴隆塔地宫发现的五颜六色的“舍利”数十万计，多数是经过磨光的玛瑙和水晶砂石颗粒。

汶上宝相寺地宫出土有玛瑙管饰。同时出土了水晶摩尼串珠和水晶舍利瓶。水晶摩尼串珠共108颗，每颗直径约0.8－1厘米，椭圆体，原为高僧随身佩带的法器，出土时搭放于金棺之上，显示了较高的瘗藏规格；水晶瓶为天然水晶琢刻，通体透明，质有纹理，厚壁，盖、体可分，盖比例较大，高８厘米，最大腹径4.8厘米，状似束腰葫芦，盖顶端为宝珠形，下部覆钵体，硕腹，底渐内收。这一型制近似原始佛灭时代标准舍利储具造型，应与佛舍利同时舶来。

玻璃 琉璃

在古代，玻璃和琉璃都是人工冶炼的宝石。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化学界的检测证明，中国有生产玻璃的历史。但考究中国的生产状况，似乎时起时断，从未形成一种延续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的玻璃手工业。玻璃是炼丹家偶然的发现，玻璃的生产工艺及其成品，都被人们当成是一种神秘的事物。陕西宝鸡市的西周墓、战国曾侯乙墓等，都曾出土为数不少的料珠和玻璃珠；河北满城还发现了汉代玻璃杯、盘；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古代墓葬中，近年来陆续出土了大量玻璃管珠、棱形珠和琉璃壁、琉璃杯、琉璃瓶、剑柄镶嵌物等。东汉王充所记“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至今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河北定县发现的北魏玻璃钵、瓶、葫芦瓶等，陕西耀县、西安等处发现隋代玻璃杯、瓶、盒、罐、蛋形器等，陕西三原、湖北郧县、甘肃泾川等多处发现唐代玻璃瓶、矮颈瓶与舍利瓶等等，这些玻璃器皿的发现多在佛教遗址，尚不能确定其生产地。据调查，出土的隋代玻璃几乎都是绿色。唐宋玻璃制品矮颈瓶与舍利瓶，都与佛教有关。

外国输入的玻璃与中国自产者大不相同。考察中国玻璃的历史，中国古代除了少量自产的玻璃，更多的是舶来品。春秋战国墓地和南方楚墓中出土的玻璃珠就是从陆路或海路输入中国的玻璃制品；秦汉以降，西域玻璃制品不断传入中国。《汉书o西域传》载，罽宾国出产“珠玑、珊瑚、虎魄、壁琉璃”；《汉书o地理志》有武帝时“入海，市明珠、壁琉璃”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西域僧人和使臣屡有进贡玻璃的记载。《梁书o诸夷传》记，天监十八年（519），扶南国谴使“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中大通二年（530），丹丹国王谴使“献舍利，火齐珠，古贝、杂香药等”。在唐代此类记载更多。武德二年（619），罽宾国谴使贡“颇黎状若酸枣”，劫者国也谴使献“宝带、玻黎、水精杯”；贞观四年（630），林邑国王“范头黎谴使献火珠，大如鸡卵”，婆利国使者献佛舍利和“方物”；贞观十五年（641），“中天竺王尸罗逸多谴使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贞观二十三年（649），堕和罗国“又谴使献象牙、火珠” ；此外，史书还记载了泥婆罗国、康国、波斯国、拂菻国出产玻璃、水精，还有南天竺、呾蜜国，吐火罗、箇失密国也均有出产或献琉璃等物，以及天宝初，狮子国王尸罗迷迦“再谴使献火珠”等等。

《本草纲目》将琉璃与火齐、云母混同，它们共同处是都具有微弱的透明度。需要说明的是，古代文献往往混用“玻璃”与“琉璃”二名称。晋吕静《韻集》说：“琉璃，火齐珠也” 。琉璃是硅晶体熔化后仍保持液态结构的固体，或者是保留在过冷态的液体。例如，瓷器上的釉是琉璃，完全透明的琉璃就是玻璃。虽然仅据典籍记载中的“琉璃”二字难断其孰是玻璃，但从具体使用的相关描述中可以区分它们，如透明度，在阳光下对日取火可否。能用以对日取火的“火珠”肯定是玻璃珠或水晶珠，而不可能是琉璃珠或蚌珠，即使记为“琉璃”或“璧琉璃”，也可以肯定大部分是玻璃。照此判断，入宋求法僧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的“看彻琉璃，佛牙放光”之可透光的琉璃也一定是玻璃。

玻璃制品在古代是极其宝贵的。明代小说《西游记》中说，沙僧本是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打了八百，贬下界来，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胸胁百余下方回……一盏失手竟让玉帝如此震怒！玻璃之重，可见一斑。

早期佛经所记舍利储具大多使用琉璃、水晶器，说明舍利在古印度也是由国王和上层贵族供养。阿育王分送舍利所用的储具即是玻璃琉璃器。《法苑珠林》记：“（阿育）王作八万四千金银、琉璃、颇梨箧盛佛舍利。又作八万四千宝瓶以盛此箧……乃至一日之中立八万四千塔，世间人民兴庆无量，共号曰'阿育王塔‘”。

外国所献方物中玻璃与火珠均为皇家珍藏，民间极难见到，因此，无论是水晶或玻璃在唐宋之际还是稀罕之物。宝相寺地宫出土了一件玻璃舍利瓶，瓶分盖体两部分，盖有纽，高9厘米，短颈，硕腹，浅足，胎壁脆薄，色碧，半透明，有汞镀银痕迹，具有伊斯兰风格，当为西域佛国舶来品；另外一只玻璃葫芦形舍利瓶，高3厘米，色白，薄如纸，此类葫芦形小瓶也当为舶来品。河北定县两座塔基地宫也出土了几十件玻璃器，有玻璃钵、瓶和葫芦形小瓶等，许多产自西亚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宝物进入中国后，很多曾为皇室所有，也就是皇家供养之物。

琥珀　蜜蜡

琥珀、蜜蜡是自然界中长期变化生成的一类物质。琥珀或译虎珀、虎魄。琥珀是4000万年至6000万年前的针叶树木所分泌出来的树脂，经过地壳的变动而深埋在地下，逐渐演化而成的一种天然树脂化石。琥珀的色泽含蓄，质地温润，给人一种安详恬静的心灵感受。琥珀是唯一有生命的“活化石”，在时间的雕琢下，它的颜色会更加红润，质地更加晶莹，对于修行者来说，似乎可看到变幻莫测的极乐世界。琥珀帮助修行人定心增慧，生出禅定心境。琥珀里的包裹物万年不变，喻意佛祖誓度众生的宏大愿望，是永恒的象征。琥珀是经过了千百万年蕴育而成的宝石，用琥珀作为佛教七宝，暗喻要想得到佛的真传，需经过长时间的修行，要经得起考验才能渐渐开悟。《本草纲目》记载，琥珀可以宁心神、安五脏、明心绪、定神魄。佛家认为，它与佛教中的“戒、定、慧”三学相对应，可以帮助修行人产生定力。

琥珀按透明度划分，可分为透明琥珀和不透明琥珀。不透明的琥珀，颜色似蜜，具有蜡状的光泽和质感，传统上习惯称之为“蜜蜡”。蜜蜡在物理成分和化学成分上都和琥珀没有区别，只是因其“色如蜜，光如蜡”而得名。蜜蜡的质地柔美、温润，色泽含蓄，自古就被视为是珍贵的宝物，是佛家的吉祥七宝。

砗磲 珍珠　珊瑚

砗磲、珍珠、珊瑚均为湖泊、海洋生物或生成物。砗磲，梵音“牟娑落揭拉婆”（Musāragalva），青白间色，是深海贝类之最大者，长径可达一米多，壳很厚，内壳洁白光润，外壳呈黄褐色，将其最精华的尾端部分切割、雕琢、研磨，制成佛珠及装饰之宝。在早期佛教里，砗磲很早就列入佛教七宝。

珍珠又称真珠，是珍珠贝分泌的胶汁状碳酸钙化合物包裹异物而形成的，一般做念珠。珍珠是一种有机宝石，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们视做奇珍异宝，据地质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证明，在两亿年前，地球上就已经有了珍珠。我国是世界上利用珍珠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四千多年前，《尚书·禹贡》中就有河蚌能产珠的记载；《诗经》、《山海经》、《尔雅》、《周易》中也都记载了有关珍珠的内容。珍珠有白色、红色、黄色、深色和杂色等五种，多数不透明。珍珠直接被充当舍利有许多实例。山东济宁铁塔天宫就出土一颗被重重函具瘗藏的“珍珠舍利”。

珊瑚是珊瑚虫分泌出的外壳。珊瑚虫是一种海生圆筒状腔肠动物，在白色幼虫阶段便自动固定在先辈珊瑚的石灰质遗骨堆上。珊瑚的化学成分主要为CaCO3，以微晶方解石集合体形式存在，成分中还有一定数量的有机质。形态多呈树枝状，上有纵条纹，每一单体珊瑚横断面有同心圆状和放射状条纹。珊瑚颜色鲜艳美丽，常呈白色，也有少量呈红色、蓝色和黑色，具有玻璃光泽或蜡状光泽，不透明或半透明，无荧光。

珊瑚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世说新语》讲述东晋士族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晋武帝送给王恺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高二尺。王恺把石崇和众官请到家中炫耀宝物。石崇用铁如意砸毁珊瑚树，众官失色，石崇从容派家丁取来几十株珊瑚树作赔，最大者高四尺，王恺羞愧不及。

珊瑚与佛教的渊源甚深。印度和藏传佛教视红珊瑚是如来佛的化身，把珊瑚作为礼佛的吉祥物，或装饰佛像，或做成佛珠。珊瑚有时被充当舍利瘗藏于佛塔。

杂宝

佛经中所说的七宝，有些很难断定究竟为何物。如“赤珠”，又称“赤真珠”，所见实物一般为红珊瑚珠。但宗教常常将其圣物神秘化、神奇化，如《大智度论》记“真珠出鱼腹中、竹中、蛇脑中”，《佛地经论》说“赤虫所出，名赤真珠”；《智度论》说“如意珠生自佛舍利，若法没尽时，诸舍利皆变为如意珠，譬如过千岁冰化为颇梨珠”，或说“如意珠”是出自龙王或摩竭鱼脑中，或为佛舍利所变成；《太平广记》记“玛瑙，鬼血所化也”，或认为“码碯”也并非我们今天所认识的“玛瑙”，而是一种翠绿玉或带有深绿色光辉的宝石，等等，实不知所云，故不易获取可靠信息，了解物质真相。佛塔一般还伴随着鳌龙蛇妖镇塔护宝的神秘传说。

佛经中提到的七宝计有几十种之多，除了上述常见的十数种外，其他“杂宝”尚有许多。如：菩提叶、菩提子、玫瑰（一种彩色宝石，多为红色）、明月珠（夜明珠）、美玉、翡翠、法螺、象牙、犀角、玳瑁、钻石、红玉髓、红宝石、蓝宝石、孔雀石、祖母绿、月光石和猫眼等。《集异门论》云：“财供养云何？答：以可意色声香味触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资具，于他有情，能惠能施，能随惠施；能弃能舍，能遍弃舍，是谓财供养。”也就是说，财供养之“财”不外人间生活杂物。北宋时代地宫、天宫发现的不见于经藏记载之杂宝有很多，如：铜盒、铜镜、铜钱、铁铸佛像、铁牌、舍利石函、玉幢、旃檀佛像、泥塑佛像、陶瓷碗盏、螺钿漆盒、香料、药材、丝绸、刻经、写经等。从材质上看，囊括了铜、铁、石、化石（动物骨骼、牙齿）、玉、泥、竹木、陶瓷、砂石、贝、丝、纸等等。而且很多是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如筯、碗、盏、杯、盘、镯、钏等。几乎北宋民间使用的所有材质，在当时只要认为是宝物，都可以作为供养物瘗藏，故今天能在佛塔瘗藏中找到宋代生活实物。这一方面反映了北宋佛教信仰的广泛参与性和大众化，同时反映出佛教发展的世俗性与民间化趋势。杂宝直接充当舍利的事例在佛塔瘗藏物中屡见不鲜，似乎也不必特别说明所藏“舍利”是替代品，且《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明确表示：“若无舍利，　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七宝杂宝乃至砂石代替舍利瘗藏是没有异议的。

佛塔的瘗藏

佛塔“地宫”是因袭中国帝王寝陵深埋习俗而出现的特有建筑构造。具有一定空间意义的地宫出现在唐代，而天宫大约出现在五代，两者均在北宋趋于成熟。较有代表性的北宋佛塔地宫例如：

河北定州两座地宫遗址。1969年定州发掘静志寺和净众院两座舍利塔遗址地宫。静志寺地宫瘗藏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中有北魏兴安二年（453）石函、隋大业二年（606）石函和唐龙纪元年（889）的两具石棺，出土有金、银、铜、铁、玉、瓷、琉璃、水晶、玛瑙、木制器物460余件，这些瘗藏物前后跨越五百余年，是研究佛塔瘗藏极为难得的宝贵资料；净众院地宫瘗藏于至道元年（995），石函内有银塔、银棺、银瓶，在券门两侧各有一石塔，塔内有瓷瓶，瓶内装的是用杂物仿制的“舍利”，其它器物有的也装着这种“舍利”，成分大约不出七宝、杂宝之属，总重量超过一百公斤，地宫中还出土银、铜、瓷、琉璃、石刻等90件。

河南密县法海寺石塔地宫。咸平二年（999）瘗藏。1966年石塔拆除地宫现。地宫内上下重叠两石函：上层石函内置三彩琉璃塔，下层石函内放三彩琉璃方塔2座和三彩琉璃舍利函1个、瓷舍利盒2个、银舍利盒1个、琉璃器50件，铜佛像3个，汉至宋铜钱457枚。

江苏南京长干寺遗址地宫。大中祥符四年（1011）瘗藏。2008年发掘出土。在一只大铁函内，发现银鎏金七宝阿育王塔，塔身镶嵌宝珠452颗，包括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珍珠、玻璃等七种宝物。塔内有金银棺椁等（资料不详）。函内尚有银舍利瓶、水晶珠、玛瑙球、玻璃杯、玻璃瓶、鎏金凤凰饰物、莲花银香炉、砗磲、檀香、杂宝和大量丝织品、铜钱等。

浙江瑞安慧光塔地宫。庆历三年（1043）瘗藏。1966年发现（曾被盗）。地宫形制不清，残存金书、银书、墨书写经35卷，檀木识文描金舍利函1件，内装金银器和银造像，包括錾刻开光莲花纹带盖金瓶、鎏金舍利瓶银龛、鎏金玲珑银塔、银葫芦瓶、鎏金银盂子、鎏金银筯、舍利银瓶、银天王造像、木雕泗州大圣像、刻花蓝玻璃瓶、经袱和唐宋铜钱560枚等。

浙江金华万佛塔地宫。嘉祐七年（1062）瘗藏。1956年发掘。出土有经幢，前放一铁函（曾被盗），残留佛像、塔、盒、镜等物80余件。唐宋钱20余枚。

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嘉祐八年（1063）瘗藏。2008年因地宫被盗而发掘。地宫内部散乱，出土石匣、石碑、铜钱若干，动物骨骼及大量杂宝“舍利”达数公升。另外追获的有鎏金银棺、舍利金瓶、玻璃瓶、瓷碗（疑为明代）和大量金银构件（应为须弥座栏楯）。

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地宫。元丰元年（1078）瘗藏。1974年发掘。出土石函、唐宋铜钱。石函盖上立铜坐佛，函内置漆函、铜卧佛和大小两银函。漆函内藏舍利、银珠（代舍利）及唐“开元通宝”钱。铜卧佛内放沉香和舍利，大小银函内藏佛牙、舍利。

江苏镇江甘露寺铁塔地宫。元丰元年（1078）瘗藏。1960年发掘。出土的石函内发现唐李德裕太和三年（829）年瘗藏舍利的两个石函，宋代安奉的银函、银盒。供养品有漆函、木轴、银牌、银太子像、琉璃珠、丝织品、铜钱等。

河北正定县天宁寺凌霄塔地宫。崇宁二年（l103）重修。1982年发掘。出土鎏金银棺、鎏金银瓶多件，还有料瓶、白釉彩斑葫芦瓷瓶、铜镜、铜钱、水晶珠、水晶饼、茶晶球、白玛瑙珠、玛瑙柄形器、 璞玉、砂石、麻布、木雕饰件、马牙、植物根等等，极为庞杂。

山东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地宫。政和二年（1112）瘗藏。1994年发掘。在出土的石匣内瘗藏金银棺椁、檀木匣、丝织品、水晶摩尼串珠、水晶舍利瓶、玻璃舍利瓶、铜舍利盒、银菩萨、金条、鎏金币、玛瑙器、绿松石、水晶料和铜钱若干，另外有铁胎泥塑菩萨和石雕佛像等一百余件。是北宋时期有代表性的供养具足的实例。

山西阳泉天宁寺西塔天宫和地宫。至道元年（995）修建。2005年修缮西塔时发现天宫和地宫。地宫出土漆器、银器、陶质釉面净瓶、熏炉、瓷盏、瓷碗、瓷碟、丝织帷帐、银质錾花盔顶方盒和唐宋铜币数十枚；在塔身的二层发现天宫，有一小石函，内有银壶一件。

佛舍利在古印度是没有地宫瘗藏概念的，而是置于塔刹、塔龛或埋入塔内。中国式天宫不是印度瘗埋舍利传统的承袭，而是自我创新，是瘗藏制度的延伸与完善。由于天宫位置在塔身上，故不及地宫对瘗藏物的保护有利。许多佛塔因自然或人为破坏，或历史上的维修改造，天宫瘗藏难以确定时代，如终南山仙游寺唐代法王塔，在佛塔第二层发现的天宫，有鎏金铜棺和葫芦琉璃瓶等，因无文字记载，不能确认是唐代瘗藏；更多的佛塔则已无法判断是否曾经存在过天宫了。但天宫瘗藏在北宋佛塔中仍有不少的发现。例如：

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天宫。建隆二年（961）瘗藏。1957年发现。在第二层天宫发现经卷、锦包竹帘、残织物、牙牌、珠饰、香炉、瓷碗等；在第三层天宫中的石函内藏铁铸金涂塔和木质喇嘛塔，金涂塔内置盛舍利的金瓶，喇嘛塔里放盛舍利的玉幢，供养品有碗、杯、佛像、像龛、佛珠等60余件。

江苏苏州瑞光寺塔天宫。大中祥符六年（1013）瘗藏。1978年于塔之第三层发现天宫。有双重方形木函，函内置“真珠舍利宝幢”，幢身内有瘗藏舍利的琉璃葫芦瓶，放置经咒、银龙、铜钱、料石等，出土佛像、佛塔、漆函、佛经、印章等十余件。

江苏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天宫。天圣九年（1031）瘗藏。1974年发现。塔内第二层天宫中石函内置铁函、佛骨和内装舍利的琉璃瓶。铁函内放银椁、银精舍和盛舍利的葫芦瓷瓶。银椁内置银棺、银函，银函内放佛骨和盛舍利的琉璃瓶。银精舍内木莲座上置木刻佛牙和盛舍利的琉璃瓶。天宫还出土银盒、银丝、铜佛、镇兽、水晶块、线香、雄黄及汉至宋铜钱1288枚。

浙江安吉县灵芝塔天宫。庆历七年（1047年）建造。1994年维修时在佛塔九至十层束腰部发现天宫。天宫清理出金涂银塔一座，银塔内有钱币19枚，以及菱形水晶柱、水晶珠、玻璃瓶、鎏金铜饰箱、铜镜、鎏金铜镯等首饰。

山东济宁市铁塔天宫。崇宁五年（1106）瘗藏。1973年发现。铁塔第一层塔座天宫发现石函，内有木函、银棺和瓷盒，银棺内有菩提子，瓷盒内有木座，中心安放一颗珍珠（代舍利）。另外还有铜佛、铜镜、铁牌、佛经等物。济宁铁塔是北宋铁塔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间瘗藏。
浙江温州市白象塔天宫。政和五年（1115）瘗藏。1965年拆除时，在塔之一至五层的内发现大量的经卷、绘画、雕塑品、石刻彩塑、钱币、漆器、瓷器、铜器等共有1000余件。

余论

古印度葬俗兼重火葬与土葬，释迦牟尼涅槃荼毗后，瘗藏舍利的储具最初用瓶、塔、罐、坛等。地宫是中国帝王式的瘗埋方式，棺椁也是中国特有的瘗葬冥器。舍利进入中国后，瘗藏方式、舍利储具和随同舍利瘗藏的供养七宝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瘗藏制度的形成在历史上是有一个渐进发展过程的。地宫肇始于唐，兴盛于宋，天宫在北宋也得到发展。南北朝到隋代尚未形成地宫，舍利石函直接入埋或者在其周围用砖石构筑简陋的墓室，随舍利瘗埋的供养物以金银珠宝为主；到了唐代，塔基下出现了仿墓室的地宫和瘗藏舍利的贵金属储具、金银棺椁以及包裹的丝织物，随舍利的瘗藏有金、银、铜、瓷、琉璃、陶等材质的法器和供养物；至北宋时代，佛塔瘗藏的形制结构渐成规制，宫室在佛塔内的空间位置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地宫外，大量构筑舍利天宫，或舍利天、地宫并存，供养品中出现了佛像、佛经和塔模，更多的民间生活用品填充其中。瘗藏制度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佛塔瘗藏的大量发现对研究北宋宗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北宋瘗藏不难看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加入了本土文化即儒家思想的元素，“入土为安”的传统古训促成了地宫的形成；中国化的舍利瘗藏受到儒家厚葬思想－－“孝”和“礼”的影响，春秋时期孔子宰中都所制定的严格的棺椁制度在宋代佛教地宫中找到一个很好的注脚。中国佛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儒释文化完美结合的宗教。

瘗藏七宝圣物的种类和数量多寡取决于寺院规格和瘗藏历史背景等因素。从北宋佛塔出土七宝实物和碑记记载来看，瘗藏施主没有贵贱男女之分。有的施主可以独资修筑地宫乃至佛塔，有的施主却只能施舍一件经袱或写经，如长干寺遗址地宫出土的大铁函内，在阿育王塔周边就有许多供养人捐献的丝织物、首饰等生活杂物。供养者相信，行善不分贵贱，施舍不论轻重，只要虔诚礼佛，佛祖就会降福。北宋时期供养七宝种类、数量之多普遍超过前代，同唐代地宫中供奉物的施主只有皇亲国戚、地方官吏、寺院僧尼的情况相比，宋代参与供奉佛舍利的信众无疑就广泛多了，供养物的丰富说明佛教已进入世俗生活，于是佛塔的建造和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体现了佛法“不离世间觉”的入世思想。同时也可以窥见北宋社会各阶层对舍利崇拜的平等观，这在唐代是不可想见的。社会各阶层都有机会直接参加舍利供养活动是北宋社会佛教信仰最显著的特点，大量民间生活实用品的出土对研究北宋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南北朝到北宋，中国同西亚，南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密切、加强。可以说，这种交流与佛教传播是分不开的。为了弘扬佛教，印度僧人不断地到中国来传法译经，中国僧人也不断出使印度求法，遂使中西贸易往来频繁。据考证，北宋时期自乾德三年（965）到宝元二年（1039）的七十四年间，共有四十五批印度及西域僧人或使者、宋朝赴印求法回归者带回佛舍利，且大多数人还带来了梵文佛经、佛像和其他宝物。从北宋地宫瘗藏物中就可以看到大量舶来的“七宝”实物。《宋史·外国传》：“宋乾德三年（965）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此类“琉璃器”也许正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的宝相寺琉璃舍利瓶之属，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