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经事业的开展

　　译经事业的开展

　　佛教经典的汉译，历时悠久，卷帙繁复，事业庞大，是我国翻译史上最灿烂光辉的一页。从翻译年代之久远和翻译作品之庞大来说，可以说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业。《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那时正是佛教初传中国的开始。由于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历代的译经事业

　　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悠久，从东汉到唐代中叶，历时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后，仍有大量佛教经典从梵文译成汉文、西藏文，也有从汉文转译成西藏文。中唐前后的这些译经事业及其成果，成为我国佛教典籍文献中的一大宝藏。到了宋、元二代，虽然也有经典的汉译，但数量上显著减少，而且所译的经典多属于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旧译经典的重译、拾遗，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而言，影响力也较小。译经事业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第一期佛经的引入，并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从西域诸国间接传来，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苏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带)，有许多佛教学僧前来中国。当时翻译所根据的佛典，大多是西域当地的语言或文字写成的，通称为“胡本”或“胡语经典”。

　　汉代佛经的翻译，主要有大小乘两大系统：一是以来自安息国，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是大小乘同时并行，从经典翻译的现象来看，正是反映了这个事实。

　　汉末三国时代的译经僧中，最著名的是来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会，他对江南佛教的传播，影响极深。我国僧侣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从于阗抄写胡本的《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嘱咐弟子带回洛阳，经由竺叔兰与无罗叉译出，称为《放光般若经》。这部经在东晋时代，普遍受到研究。晋代译师中，译经数量最多的，首推西晋的竺法护，共译出大乘经典一五四部三○九卷，译出时间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间。竺法护在西元二八六年译出《正法华经》，于是有观音信仰的启发。

　　二、南北朝、隋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第二时期，译经高僧不是来自西域，而是从印度来的。他们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汉文。由于诸译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分判不同宗论著作，逐步厘定各种义理的汉译名词用语，并且确立了特有的翻译文体。他们的文体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经典的大幅进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第三时期的译经事业，与前两期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时期是由中国高僧所主导，为佛教经典的汉译与宗派的建立缔造了佳绩。典型代表是玄奘及义净两位高僧。他们曾在印度居住十几、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学造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无畏、不空翻译大量的密宗经典，也是这个时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国人译经达到巅峰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的全盛时期。此后，一直到宋、元为止的译经事业，都可视为唐代译经制度、组织与规模的再发展。

　　佛教经典的汉译事业为我国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促进佛法的弘传，同时也充实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富有文学价值的佛教经典极多，如竺法护译的《普曜经》，描写佛陀的生平事迹，是一部极好的传记；鸠摩罗什译的《维摩诘经》，就像一出趣味横生的舞台剧；《法华经》更是一部饶富文学意味的经典，采用许多譬喻故事，阐扬佛法妙义；昙无谶所译《佛所行赞》，是佛教诗人马鸣的杰作，采用梵文韵体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全篇共九千三百句，四万六千余字，是一部长篇的叙事诗，堪称印度佛教文学的空前钜着；另如宝云译的《佛本行经》，以汉语四、五、七言格律合用，文字尤显生动精彩。综观这类佛教文学的作品中，表现出两个基本特色：一是富于想像，而善用譬喻；二是散文、韵文并用的体裁。这些特色精神给予中国文学莫大影响。

　　译场组织与人事

　　早期的佛经翻译，多属私人自行翻译，并没有一定的人众共同参与的译场组织。例如从东晋到隋代之间，就是私人相约对译，由于规模组织很小，限于人力、财力，往往只能译出小品小本的经典，并无系统可言。后来发展为公立译场，由国家广罗人才，逐渐成为专业工作。苻秦之时，道安大师在长安所主持的译场，已受国家重视。鸠摩罗什在“逍遥园”，集合僧众数百人共襄译事，这是国立译场的开始。北凉“闲豫宫”译场，设于姑臧，由昙无谶主持。在鸠摩罗什前后来华的译经大师，他们主要目的是在弘法，为了弘法的需要而翻译佛典，因此，在当时就是讲经形式的译场。

　　入唐以后，由于译经方式大幅度改变，参与译场的高僧大德人数大为精简，是属于专家组成的译场。唐代国立译场的制度，已渐完备，分工精细，设有译主、笔受、证义、润文等各种职掌，立有译经的规则与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需对译文进行讲解与讨论，反覆钻研，使翻译和研究相结合，促进了译经事业的更进一步发展。例如慈恩寺的译场，往往动员了好几十个译经大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翻译之时，最低限度要经过六种不同程序：资料的选择、意义的翻译、文字的记载、文字的修正，再与原典校勘，最后，还需透过文学家的鉴定、审核，才算是完整的作品。

　　到了宋代，太宗在太平兴国寺西侧建立译经院，当《开宝藏》雕造完成后，太宗即敕命在译经院的西侧创建印经院，开始印刷大藏经。此时，佛典的翻译、雕版、印刷、裱册和流通，成为北宋的国家事业。

　　从历代译场组织与分工内容来看，早期较为粗疏，晚期逐渐细密，经过调整改进，时代越晚，分工越细。以太平兴国寺的译经院为例，说明译场的设备组织与工作职掌的情形。

　　译经院由三堂组成，中央为“译经堂”，东序为“润文堂”，西序为“证译堂”。每堂各有精密的分工：

　　第一、译主：居中央正坐而面朝外，宣读梵文，是译场的灵魂人物，负责主持译经工作，又称主译。他必须熟谙三藏，尤其精通他所要翻译的佛典。

　　第二、证义：坐在译主右边，伴同译主评量梵文。

　　第三、证文：坐在译主左边，当译主高声宣读梵文时，注意倾听，纠正错误。

　　第四、书字梵学僧：审慎倾听梵文，写出同音的汉语。

　　第五、笔受：将梵音改译成汉语。笔受必须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同时具有高深的佛学造诣。译经时，先由书字梵学僧用汉文音译，再由笔受意译成汉文。

　　第六、缀文：将已汉译的梵文连缀为通顺的汉语。

　　第七、参译：参酌梵汉两种文句的异同，避免产生矛盾。

　　第八、刊定：校订经文，删修冗长的文字。

　　第九、润文：坐在南面，参详经义，润色字句，兼管译场的僧众。

　　第十、梵呗：将译好的经典仿照梵音唱念一遍，修改音节，使人听来和谐悦耳。

　　初期译经事业，一部经典自开译到最后的校勘、定本为止，才算大功告成，译场即可“解座”，也就是解散译场。如果是新译的经典，则由信徒抄写，或雇人抄写，以便流通。到了唐代，译经成为国家事业，及大藏经编定之后，又多了“缮写进内”、“钦定入藏”两道程序，就是由监译大臣将新译的经典献给皇帝御览，再经皇帝钦赐，将经典编入大藏经之内，才对外流通。

　　宋代的译场组织，是由不断演进而逐渐达到完备的型态，具有无比的工作效率，所以宋代的译场制度也为中国译经事业创下不少佳绩。

　　汉译经典的原则

　　随着译经事业的演进，道安、彦琮、玄奘、赞宁等祖师，为适应佛教发展时代的需要，各提出不同的译经原则，广为历代译经师所遵循。

　　一、五失本，三不易

　　“ 五失本，三不易”，这是道安大师首先提出，在译经时应予避免误蹈的五种情形，及佛典翻译本质上的三种困难，详载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序》文中。

　　所谓“五失本”，就是将原典翻译为汉语时，有五种情况易于失去本意：

　　在语法上，原典和汉文结构不同，所以在汉译时有语序变更的问题。

　　原典的文字本是质朴无华，而中国人一向喜好文饰，所以汉译时会因修饰而失去本意。

　　原典常有同类语词几次反覆重述的情形，翻译时容易被随意删削，所以会失去本意。

　　原典经文中，常附有说明的文字，汉译时若被任意删除，会失去本意。

　　原典在说完一事再接叙他事之时，常有重覆前述文词的情形，汉译时多省略重覆的部分，所以会失去本意。

　　所谓“三不易”，是三种不易翻译的情况：

　　佛经是依当时的风俗、语言等等而说的，但物换星移，时俗全然不同，要使经文变为适合现代人可读可懂的文章，不容易。 贤所说深义，历经千年百世，要使末世凡夫理解，不容易。 佛经是由大迦叶、阿难等具足神通的大阿罗汉结集而成，距佛世不久，现在要由千年后的凡夫来传译，不容易。

　　生在乱世中的道安大师不止学养具足，尤其能够高瞻远瞩，见地超凡，他对佛经翻译的主要立场是，不失原典的本旨，一心要使译文的文字契合经典的内涵。

　　二、八备十条

　　跨越北朝、隋朝两代的彦琮大师，是第一位将译经理论写成专文的人。他精通梵文，因此主张直接研习梵文佛典，但为了普及佛教，梵文佛典仍有翻译的必要，故提出翻译人才应具备“八备”的条件。道安大师在“五失本，三不易”之中，已大略说明了梵文的体制，但彦琮大师认为仍然不够完备，所以在《辩正论》中又重新拟定“十条”要例。

　　《辩正论》述说八备的内容：

　　一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是说译经者首先必须心诚意正，具足恒心毅力。

　　二备：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是说从事翻译工作之前，必须先持守良好的戒行。

　　三备：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译经的人才，理所当然要博通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

　　四备：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直。是说除了佛学素养之外，还要旁及各种文史领域。

　　五备：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在人品器识方面，要有宽宏的胸襟，才能不偏不执。

　　六备：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乐好佛法而澹泊名利，也是先决条件之一。

　　七备：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对于原典的梵文或其他的胡语，必须精通娴熟。

　　八备：薄阅苍雅，粗安篆隶，不昧此文。是说译经者对于传统的文字学，乃至书法等，也应略知一、二。

　　由上可知，八备所谈，偏重于译场工作人员的选拔标准。综结八备的内容，可归纳为三项：

　　一备、二备、五备、六备等，是译者必备的操守。

　　三备，是专指译者必需精通佛学。

　　四备、七备、八备，是要求译者必需精通梵汉诸学。

　　《辩正论》述说十条的内容：字声；句韵；问答；名义；经论；歌颂；咒功；品题；专业；异本。

　　三、五种不翻

　　译经生涯长达十九年，译经卷数多达一千三百余卷的玄奘大师，因鉴于旧译时代注重文采而不忠于原典的缺失，立下严谨的译经理论。综结他的看法，可归纳为下列三点： 寻求完整版本。 绝对忠于原本。

　　强调五种不翻。

　　其中的“五种不翻”，就是他主张译经时，有下列五种情形不予意译，仍保留原音(音译)：

　　秘密故不翻：如诸经中的陀罗尼，本是诸佛秘密语，微妙深隐，不可思议，因此不予翻译。

　　含多义故不翻：如薄伽梵一词，兼具自在、吉祥、炽盛等多种含义，如果任意择译，必然有所偏失。

　　此方无故不翻：如阎浮树，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因此保留它的原音。

　　有古译故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但自古以来已习惯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且也广为周知，因此保留前人的译法。

　　令生善故不翻：如般若一词，可以让人心生信念，如果译为“智慧”，恐生轻薄，因此以尊重故不予意译。

　　四、新意六例

　　正值译场组织巅峰时代的北宋佛学史家赞宁，虽未直接参与译经工作，但他检讨前代几位译经大师的译经理论，就梵语、胡语、汉语等问题深入研究，自创译经“新意”，一共六例，载于《宋高僧传》卷三。说明如下：

　　译字译音：分为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等类。

　　胡语梵言：说明原典有西域胡语与印度梵语的区别，梵语又有五天竺地域之别，而各地胡语也不尽相同。

　　重译直译：直接从印度梵夹译成汉语的，称为直译；而由梵语先译成胡语，再翻为汉语的，称为重译。又译者来华途中，经历诸胡国时所译的经典，译语之中常夹带胡语，这种情形，既属直译，亦属重译。

　　粗言细语：印度的语言，有平常使用的口语，与典正书写的文言，佛陀说法时大多采用口语。佛陀的语音又可分为两类：分明典正的全声，即细语；不分明讹僻的半声，即粗语。

　　华言雅语：译成的汉语也有雅俗之别。

　　直语密语：梵语之中，涉俗者为直语，涉真者为密语。

　　四大译经家

　　历史上记载有名的两百多位译经家中，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义净四位大师最为知名，并且被尊为我国四大译经家，对中国的佛教贡献至钜。四位大师虽然生于不同时代，来自不同地域，但在译经事业的成就，却是相互辉映，照耀千古。

　　一、鸠摩罗什

　　自幼聪敏，深具宿慧的高僧鸠摩罗什，龟兹国人，最初研习小乘，后来改学大乘经论，声誉传于西域诸国，甚至远及汉土，曾因名望，被前秦骁骑将军吕光所迫，困居姑臧十七年之久。直到后秦弘始三年(四○一)，姚兴以“国师之礼”待之，迎请罗什来到长安。在姚兴亲自主持下，数百位高僧集于罗什大师门下，在西明阁和逍遥园开始我国历史上空前的译经活动。一时名哲俊彦都在译经行列，如解空第一的僧肇，倡说“顿悟成佛”，能洞彻佛旨的竺道生，另有僧叡、慧观等人都是一时之选，人才济济，可说创下了辉煌成果。这些杰出的弟子们，后来都分布在各处讲经说法，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从弘始三年到十五年中，罗什大师与弟子一共译出三十五部二九四卷的典籍，当中以大乘经论为主，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法华经》、《维摩诘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部论书，称为“三论”，属于大乘般若系的根本论典，也是罗什一生所致力弘通的法门。“三论”再加上《大智度论》，系统性的发挥了龙树的空观思想，罗什大师因此被尊奉为三论宗的鼻祖。

　　罗什大师在译经之时，重视文词的流畅，易于理解而不失原意，他的译着可说是历代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译本。他与玄奘大师忠于原典的译经风格，大异其趣。罗什大师是旧译时代的代表，玄奘大师则是新译时代的代表人物，两人在译经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功业。

　　二、真谛三藏

　　生逢乱世，在颠沛流离中仍然译经不辍的真谛大师，是西北印度优禅尼人，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他是南北朝时期最重要，最特出的译经家之一。在真谛大师所译经典中，《俱舍释论》、《摄大乘论》、《唯识论》等，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的重要译作，这些论是印度瑜伽行派的无着与世亲划时代的论着，透过真谛大师的传译，大乘唯识学遂在中国发展开来。

　　三、玄奘大师

　　留学印度十七年，横渡八百里沙漠，秉持“宁向西天一步死，不回东土一步生”求法精神的玄奘大师，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旅行家，更是我国译经史上杰出的译经家。

　　玄奘大师从印度归国，除了满载荣耀，重要的是带回大小乘佛经五二○夹六五七部等，呈献给唐太宗，获得太宗的重视。他婉拒了从政的仕途，决心从事经典翻译的大业。

　　玄奘大师在唐太宗、高宗支持下，先后在长安、洛阳组织译经院，聚集各方名僧大德二千余人，分掌各职，具有完备的组织。他主持译场十九年中，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他不但佛学造诣高深，又能精通梵汉，强调译经之时要逐字逐句，忠于原典的本义，提升了译经的品质。到高宗麟德元年为止，总计译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的佛典经论，译经数量之多，是历代诸译经家之冠。

　　玄奘大师译经的内容极为广泛，包罗了佛教各种派别学说的重要经典，他的代表译着有：因明学的《因明入正理论》，部派佛教的《大毘婆沙论》、《俱舍论》，律部的《瑜伽菩萨戒本》，中观学的《大乘广百释论》，瑜伽行派的《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因玄奘大师而能形成系统，又有门下俊才窥基继承，开创法相宗，影响远及朝鲜、日本。在他晚年译出的《大般若经》六百卷，更是史无前例的旷世钜作。

　　玄奘大师以一生的尊荣，对佛教的贡献，可说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血液，更为世界文化添增了菁华光辉。

　　四、 义净三藏

　　义净三藏是继法显、玄奘等两位高僧之后的西行僧。玄奘大师由陆路抵达印度，而义净则选择海道，从广州出发。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十一年，游历印度二十多年，经过三十几个国家，深入考察印度的风土民情，尤其关于僧团的生活情况，写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又把唐初西行求法的六十位高僧事迹及其本人的自传，写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此二书成为研究印度及南海文化史的宝贵资料。

　　在回国途中，义净大师又经室利佛逝，停留两年，从事译经工作。回国时受到武则天女皇的热烈欢迎。他首先参与实叉难陀的译场，翻译《八十华严》。后又在洛阳、长安主持译场十余年，一共译出五十六部二三○卷经典。所译出的经典，依其内容可分为经律论三藏，其中，经藏部分，遍通大小二乘、显密二教；律藏部分，共译出有部律十八部二○六卷；论藏部分，以法相唯识学论典为主，如《成唯识宝生论》、《观所缘缘论释》等。此外，还有因明论着八种，以《集量论》、《理门论》最为精要。

　　在《翻译名义集》卷三<翻译主>篇，义净三藏题了一首诗，云：

　　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这是义净三藏为历来西行求法高僧所道出的共同心声，并且赞叹历代高僧西行求法，冒险犯难，九死一生的精神，藉以警诫后学对于经典不可以轻慢心阅读，所谓“顶戴奉行”，乃可报答前人之一二。

　　历代的藏经版本简介

　　佛教经典的翻译，对于佛法的传播贡献至钜。这些译出的经典，经过历代的汇集、整编、刊刻，逐步成为大藏经，流通至今，实在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尤以藏经的刊刻，其卷帙之广，板片之多，由书写、校对以至雕刻，是要聚集多数佛弟子的体力、智慧、物力等众缘，历时数年乃至数十年而后才能圆满完成的。

　　宋代以前的佛经是以写经单行流通，或刻在石上保存。尤其隋大业年间(六○五｜六一六)静琬大师发愿创刻的“石刻大藏经”，为史无前例的刻经事业，世称房山石经。宋太祖开国以后，于开宝四年(九七一)在成都开雕的木版印刷大藏经，为我国第一部大藏经。自此，历代先后皆有刻本出现，可是至清代《龙藏》以后的三百余年间，却不见有修藏之举。直到一九七七年，佛光山突破历代各版藏经的传统窠臼，重新编纂《佛光大藏经》，乃至输入电脑，制成光碟，成为佛教经典雕刻史上的一大创举，方才为佛法的延续写下另一新的里程碑。

　　历代各版藏经有：

　　宋藏：蜀版开宝藏、辽金版契丹藏、金藏(赵城本，完全由山西民间自资兴刻的大藏经)、福州版崇宁万寿藏(私版)、毗卢藏(私版)、湖州版思溪圆觉藏(私版)、思溪资福藏(私版)、碛砂藏(延圣院版，私版)。元藏：普宁藏(私版)、弘法藏。明藏：南藏(南京刻印)、北藏(北京刻印)、武林藏(方册本之始)、径山藏(嘉兴藏本万历方册本)。清藏：龙藏(为我国历代各版钦定大藏经中部帙最大的一部)、频伽藏(频伽精舍用活字排版)、百衲藏(一八六六年杨仁山于金陵发起刻经，会同各寺分刻全藏。因集合北平、天津、金陵、江北、扬州、毘陵、苏州、杭州诸刻经本而成，故称百衲本)。高丽藏：初雕本、续藏本、再雕本(号称精本，版片尚存于韩国海印寺)。日本藏：天海藏、黄檗藏(铁眼本)、弘教藏(缩刷藏本)、卍正藏、卍续藏、大正新修大藏经、昭和再订缩刷藏、圣语藏、宫本。少数民族语文大藏经：元刻西夏大藏经、西藏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民国以来的藏经：普慧藏、中华大藏经、佛教大藏经、佛光大藏经。

　　其中，“佛光大藏经”，乃星云等成立的“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编修，全藏分为十六类，即：阿含藏、般若藏、禅藏、净土藏、法华藏、华严藏、唯识藏、秘密藏、小乘藏、律藏、本缘藏、史传藏、图像藏、仪志藏、文艺藏、杂藏，是历代各藏中最完备者。《佛光大藏经》最大的特色是以各版藏经作全经考订、文字校勘，并以经文分段、逐句标点、名相释义、经题解说、诸家专文及各部类的索引等，使经典达于大众化与现代化。目前已完成出版者为阿含藏十七册、般若藏四十二册、禅藏五十一册，其余各藏也正陆续出版中。在一九九四年完成的“禅藏”，于翌年由佛光山文教基金会赠送一千部予世界各大学、图书馆、寺院及对文化、学术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可谓“续佛慧命，点无尽之灯，开般若之华，让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