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

　　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

　　作者：李云雷

　　1、 引子

　　如何阐释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焦虑，即使对于中国或中国人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说清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与我们每个人的切身感受息息相关。如果从长时段来看，我们可以将当下中国视为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的一个阶段，这一转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仍然没有完成；同时这一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不断扩张、将中国纳入其中的过程，这同样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而在这两个过程的交织中，“中国”从一个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中央大国，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自强、维新、革命、改革，演变成今日国际条约体系中的一个“民族国家”。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未来的“现代中国”是什么样，仍然是未知的，这首先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这相对于以单一民族、宗教为基础的西方“国家”观念来说是一个异数；其次在“金融危机”风声鹤唳的今天，人们会更容易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弊端，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以及有着悠久文化与社会主义经验的大国，即使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也有可能对这一“体系”本身产生较大的改变或影响，从而转变人类与世界未来的面貌。

　　在上述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极大改变，中国人的心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作为表现心灵的一种方式，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在传统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小道”，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格局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文学内部，也是诗词等文体占据着正宗的位置，小说与戏曲只是一种卑下的文体，经过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在整个文化中有了较高的地位，而以小说为代表的新文体则取代诗词、“古文”等传统文体，在文学中处于中心位置，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即文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四分法，而其他的传统文体，如碑、铭、诔、赋等，如果不能纳入到“散文”或“诗歌”中得到承认，则被划到了“文学”之外。然而文学“现代化”的另一面是，它被赋予了表现或组织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责任，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中国文学都参与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它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自身，从“旧文学”蜕变成了一种“新文学”。

　　2、 “中国经验”与中国文学

　　何谓“中国经验”？这是一个人言言殊的问题。在我看来，所谓“中国经验”应该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经验，也应该是与“传统中国”不同的现代中国的发展经验，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与一个前提。这三个部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而其前提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首先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处于边缘的位置；其次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屡受侵略，濒临瓜分或灭亡而终于独立，至今仍处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而在国内，则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一个人口大国。这一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改变，也是我们讨论“中国经验”的基础。

　　如果我们将“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相对比，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比如在竹内好、沟口雄三等人看来，日本从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以来，所走的就是一条“优等生”的道路，他们学习西方并在亚洲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与此同时也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只是融入了欧美主导的全球体系与世界秩序。而中国从孙中山、鲁迅、毛泽东以来，所探索的便是另一条现代化的道路，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或者说从中国文化自身中开辟出现代化的道路，从而为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拓展出新的道路，也为未来的世界想象提供新的可能。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固然是这样，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也是如此。有人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来概括鲁迅的生平事业，——鲁迅是最新的，但同时也是最旧的，他的文章越过桐城派、唐宋古文而返回到“魏晋”，但同时却为新文学开辟出了新境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与延续着。

　　“传统文化”是丰富复杂的，并不只是孔子与儒家，它既是一个几千年来不断发展的过程（如“经学”中的汉学、理学、心学、朴学），同时也包括诸子之学与佛、道及民间文化与地方文化。在晚清时期“传统中国”崩溃以后，我们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才第一次有可能避开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重新审视更加丰富的传统文化。从魏晋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所遇到的第二次危机，但佛教进入中国后，一方面中国化为“禅宗”等派别，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出现了宋朝的“新儒学”，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佛教在其发源地已经湮没，只有在中国及以中国为中介传播的国家仍在现实中发生影响。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虽然很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如今它也已内化为中国新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政治制度等层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如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一融合的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传统的中国文化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只有在“凤凰涅磐”之后，才会有中国文化的“浴火重生”。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西方文化以及其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然而，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看待中国或“传统文化”一样，我们也不能笼统地看待西方或“资本主义”。首先，资本主义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发展出来的一种西方现代文化或生产生活方式，与西方的“传统文化”或“古典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其次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国、美国，500年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全世界”，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扩张“有赖于一个大的农村部门的存在，那里的人们还没有加入到工资劳动力的市场中来。但是，作为一种世俗倾向，这种地区恰恰正在缩小。全世界非农村化的曲线正在上升，这种现象在过去的500年中正在不断发生，而从1945年起这一进程大幅度地加速了” ，按照阿瑞基的说法，“在过去500年里，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规模扩张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而是国与国的竞争加上整个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权力的日益集中。” 可以说，我们今天正置身于这一历史的进程中，或者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即已置身于这一进程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一种超越的努力。对置身于列强环伺之中、随时有可能被瓜分或侵略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几个层面具有吸引力：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客观规律”。而20世纪的中国革命，通过对底层民众的广泛动员与组织，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而强大的“新中国”，新时期以后的改革开放，则通过部分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也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然而，“中国经验”并不是简单模仿西方强国融入世界的“崛起”，也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可以解释得清楚的，而有着更多丰富复杂的因素，需要我们去认真总结。可以说，当今中国的变化并不是某一种理论所能概括的，“中国经验”的丰富、复杂乃至矛盾之处，挑战着各种现成的理论体系与阐释框架，而这不仅刺激着本土理论的产生，同时也为贴近具体经验与“内心”的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既是“中国经验”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表述“中国经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阐释中国文学，需要认识到在这一转型中，“文学”及关于文学的观念是变动不居的，我们不应受制于某一种固定化的文学观念，而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与开放的视野，同时也需要在文学与现实中国及其变化的联系中加以把握。

　　如果说在晚清之前，中国文学有一个稳定的传统，几千年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此后则处于频繁而激烈的变动之中，几乎每十年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从“小说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到普罗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到“文革”，到“新时期”，到“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在剧烈的变动中，每一个时期的作品，在下一个时期都会被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价，或者被历史所淘汰。即以“新时期文学”为例，去今不过30年，究竟还有多少作品能在文学而非文学史的意义上为人认可，就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仍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新传统”，但在近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也即鲁迅以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我们可以将这一传统视为传统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也可以视为未来的“新传统”的萌芽或基石。

　　3、 全球化中的价值观或认同问题

　　以上我们从纵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接下来我们从横的角度来

　　考察一下当前世界格局中的价值观问题，并探讨文学在其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根据萨缪尔·亨廷顿的看法，在冷战以后的世界格局中，“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世界秩序重建的一个新的框架，中国作为“儒教文明”的主要代表，也成为他所列举的诸种文明之一。而在911之后，布什主义重申“圣战”，将与恐怖主义的斗争描述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这也让人们认识到“文明”作为一种价值认同体系，已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

　　根据潘维在《核时代的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说法，在核武器制衡的现代世界中，不可能发生全面性的战争，那么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等方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便显得分外重要。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无疑应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传统这三种“传统”的融会贯通中，发展出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价值理想，——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也不同于西方，而是既“中国”又“现代”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也将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然而，这样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系，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或者说现实中人们的价值是紊乱的、无所适从的。五四以来，新价值观与旧价值观、西方道德与中国道德、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之间互相矛盾的标准，使任何一种标准下的“好人”，在另一种标准看来都是可疑的，比如“父慈子孝”在传统的价值观看来是一种天经地义，但在新的价值观看来，却蕴含着一种等级制，是不“民主”的，再比如一个贪官在公共道德上无疑是亏欠的，但或许在私德上他是一个好人，这样价值的紊乱已经使社会陷入了一种混乱。

　　在近百年来的剧烈变化中，虽然我们尚未形成一种稳定的新型价值观念体系，但已摒弃或超越了某些旧的观念，形成了新的价值认同。比如宗族观念与家族观念，随着“大家庭”的解体已经淡化，“差序格局”中的等级观念与亲疏关系同样淡化了，所谓“世交”或“世仇”也不像以往那样成为左右人们的重要关系。再比如地方观念，今天人们虽然还会认同自己属于哪个省或哪个县哪个村，但这种意识也已经薄弱了，他们会首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一种“国家认同”或“国民意识”已经取代地方观念，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身份意识，而这在军阀混战的民国时代尚没有建立起来。再比如婚恋观念，今天的人们都会认同“一夫一妻制”，而不会认同于一百年前还被视作当然的“一夫多妻制”，即使通俗的言情小说，其故事的逻辑也建立在“一夫一妻制”的婚恋观念基础之上，也已经“现代化”了，否则三角或多角的恋爱对于男女主人公并不必然构成痛苦的根源。

　　在这种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中，文学不仅展示了历史中“个人”具体而微的心灵波折与内在痛苦，而且也以其生动形象的描述，对新型的价值观或身份认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萧红的《生死场》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为邻里纠纷、家族矛盾而斗争的人们，在日军入侵到村中以后，如何摆脱了这些“小”的困扰而形成了共同对抗日军的意识，而正是在这种艰难而痛苦的转变中，一种现代的“民族意识”才得以形成。而在叶紫的《星》、《火》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饱受地主欺压、剥削的农民，在忍无可忍之后，如何联合起来与地主对抗，而正是在这样充满波折的“联合”过程中，才形成了朴素的现代“阶级意识”。可以说，在现代意识的形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中国文学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然而从长远来看，新型的价值观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如何将传统观念中的亲切感与责任感，与现代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性别意识以及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认同，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

　　问题的另一面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价值错位或价值虚无，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任何坚不可摧的观念，一切都处于相对化或虚无化的状态，都处于无根的漂泊中。在19世纪，我们看到“上帝死了”所象征的绝对价值的崩溃，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正是在这一精神困境中的挣扎，在20世纪，我们在伯格曼、小津安二郎等大师的电影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旧价值和新价值之间的痛苦选择与探索。

　　如果就西方内部的价值观来说，只有古今、新旧的矛盾，而对于中国及其他后发国家，在古今、新旧之外，还有一个中外的问题，使价值的问题更加混乱与复杂。另一方面，西方的价值观处于自发的演变之中，历时已有数个世纪。而在我们中国，从坚守“三纲五常”到“目无纲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价值的剧变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今天价值标准的紊乱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而这些尚未得到作家的足够关注，似乎也很少有人为此感到内心的痛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或许也是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师”的原因。

　　4、 1980年代“文学理想”的破灭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既是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是“世界文学新拓的一个支

　　流”，它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既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一面，同时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同时，它也是在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形成的，“新文学”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新的价值认同，同时也将转型过程中的艰难转折呈现了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与精神资源。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渐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现在看来，1980年代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不过是以一种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英阶级的既定美学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形式、叙述、技巧的倾向。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学理想，是“走向世界”，是“纯文学”，是对作家创作“天才”的迷信，那么在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一理想已经破灭了。一是对西方文学的“模仿”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家，二是“精英化”使它逐渐远离了底层，远离了读者，在表面的繁荣之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如果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这些危机主要包括作家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影响、他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的缺陷，以及市场化与消费主义文学环境的影响等。

　　李美皆在《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一文中指出，“成功以后的苏童，身上越来越见出贵族气质的沉淀，同时作品也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纳闷，苏童是在韬光养晦吗？在期待之中迎来了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结果却是大失所望。我甚至怀疑：这是苏童写的吗？尤其书出来以后，苏童明明底气不足，却还到处去做宣传，倒显出某种贵族身上的寒碜，让人觉得遗憾和难过。……其实苏童丧失的不仅是悲悯，更是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那种勇气。这个苦难包括内在和外在的。苏童的贵族气，地道看来应该是中产阶级气味。中产阶级最大的特征便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自足性。” 李美皆的描述是极富洞察力的，然而处于这种状态的作家不只苏童一个人，而是大多数在80年代成名的作家，即使还没有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中产阶级化”也是其中大部分人的梦想，于是我们便不能不一次次从他们的新作中感到失望。当作家仅仅满足于成为一种“成功人士”，成为一种“中产阶级”，那么他们的文学也就只能成为这个阶层的审美或标签，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观察、思考及艺术化的能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师的焦虑”与“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在这里折射出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简单认同与追逐，二是他们对名利的过分看重，或者说对“文学场”中的权力的过分看重。

　　在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上，80年代的很多作家尤其是“先锋派”，一直是以主观化、抽象化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及其本质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叙述比现实更加重要，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将人物、故事、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艺术化的世界。主观化的方式有利有弊，但只要与作家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也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在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先锋的“姿态”后的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这样一种仅从主观把握世界的方式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创造力。

　　另一方面，是文学环境的市场化与消费主义倾向。市场化既为作家带来了机遇，也给作家带来了伤害。以余华的《兄弟》为例，对余华这样成名于80年代，以《活着》等作品在90年代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家来说，其名字与声誉便是无形的“象征资本”，如何将“象征资本”转化为现实财富，恐怕不仅取决于作家本人的意志，也是出版与商业等机构所汲汲以求的。对于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来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关键的是要将所获得的声望等“象征资本”转化为现实财富，于是不管写得多差，只要有了宣传的力度与覆盖面，也会取得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而一些可能写的更好的年轻人，则被压制、压抑了。

　　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80年代文学的一个整体效果是：普通读者数量剧减，从业余作者、基层作者中培养“文学新人”的系统崩溃了，而“大众化”的生产—流通—接受模式也被摧毁了，文学成了精英阶层把玩的玩意儿，或者商业化的一种“产品”。在这一过程中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40—70年代文学“大众化”的渠道，造成了“文学的繁荣”，而后又摧毁了这一运行方式，把大部分普通读者排除到接受的范围之外了。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它们是面向精英、面向批评家、面向（海外）市场的，好像与中国的底层民众没有关系，既不关注底层民众关心的事情，也不把底层民众当作预期的读者，那么自然底层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

　　以上这些不仅造成了80年代“文学理想”的破灭，对“文学”本身的存在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5、 “底层文学”的传统，或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重建了

　　文学与现实、与世界、与民众的联系，并从底层的视角观察与描述着中国的变化，只有这样的视角，才有可能全面地表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复杂性，也只有这样的视角，才能表现出普通中国人在这一变化中的情感与内心世界。

　　如今关注“底层”已经成为了一种思潮，不只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话剧）、电影（故事片、纪录片），在美术、摄影、电视剧，甚至流行歌曲中都有所表现，在理论、批评领域更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可以说是一个整体性的文艺思潮。这一思潮的产生与中国现实的变化相关，与思想界的论争有关，也与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

　　“底层文学”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出现了一些代表性的作家，以前不太关注底层的作家也开始写这方面的作品，一些青年作家也正在涌现出来。就作品来说，“底层文学”也在不断丰富，如果说早期更多的是“问题小说”，那么近两年已突破了这一模式。现在有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个是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底层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这是一种深化，也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另一个是有作家开始以底层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以前引起关注的“底层文学”都是中短篇，长篇的出现说明作家不单是关注某一社会问题，而力图在总体上呈现对底层、社会、时代的看法，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底层文学”不断深化的一个表现。

　　现在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常有论者将“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联系在一起，认为“左翼文学”构成了“底层文学”的文学史传统，我也是最早持这种论点的研究者之一。这一讨论方式的长处在于，可以将“底层文学”的讨论纳入一种历史的视野或框架中，从而不单纯讨论当前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而可以从“左翼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而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一些研究者往往将“底层文学”与“左翼文学”简单地相提并论，不论其赞成或反对，都首先是针对“左翼文学”而来的，而这又因为对“左翼文学”理解的窄化与“意识形态化”，从而加剧了对“底层文学”的偏见，也忽略了“底层文学”在新时代的创造与独特性。因而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底层文学”的传统，及其在新时代的可能性。

　　“左翼文学”固然构成了“底层文学”的重要资源，但却并不是唯一的传统，在“左翼文学”之外，“底层文学”还有更多值得借鉴的传统。而从“底层文学”当前的创作实践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左翼文学”，毋宁说它更接近于现代文学史中“民主主义”一派的创作，也即以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虽然它们对社会现实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充满义愤，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改变的途径或方向。在巴金的《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与《日出》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小人物”的挣扎以及对社会的控诉，却看不到主人公未来生活的“出路”。在以往的文学史叙述中，“没有方向”或“看不到出路”是这一派文学最终为“左翼文学”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但在“去革命化”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在昔日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失去光彩之后，“没有方向”成为大多数作家的现实处境与精神处境，因而巴金等作家对现实社会压迫结构的揭示，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悲悯，及其背后的人道主义等思想资源，便成为底层文学所继承的重要文学遗产。

　　我们固然可以批评他们“看不到出路”或者无法提出新的“乌托邦”，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这是包括左翼思想在内的批判思想在当今世界所遇到的普遍困境，我们毋宁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描绘与批判，视为寻找出路或者从困境中突围的一种方式，而只有在这种寻找与突围之中，我们才能够看到新的曙光与新的希望，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这些作品的积极意义。或许也只有这样，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探索的一种形式，其丰富性和多样性才能充分得以展示，也即文学并不能提供某一种固定化的理想或“真理”，也不期望以一套“完整的方案”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作家们只是对社会现象或现实问题提出各自的批判与质疑，发出自己独立而独特的声音，彼此之间不必相同，正如巴金与老舍不同，而他们又都不同于曹禺一样，从而形成一种参差错落、多元共存的美学景观。

　　但同样重要的是，“民主主义”作为总体上相近的一种文学思潮与思想倾向，作为“新文学传统”的一脉，自然也与“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其他派别不同。它们并不将文学当作“得意时的消遣或失意时的玩意儿”，也不追求“为艺术而艺术”，而注重文学在改良人生、改造社会中的功用，这正是它与“左翼文学”的相似之处。巴金通过“激流三部曲”和《寒夜》、《憩园》告诉我们：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改变！而老舍通过描写祥子“个人奋斗”的波折和最后的堕落，曹禺通过对比上层社会的奢靡与底层生活的艰辛，也告诉了我们同样的道理。这是一种站在底层或“小人物”立场上的呼喊，是对旧秩序或旧中国的批判与质疑，也是对更公平、更自由、更民主的“新社会”的召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先驱，或者说，“底层文学”继承了他们的精神血脉。

　　我们并不否认“左翼文学”是“底层文学”的传统与精神资源之一，“底层文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的契机，而且在全球化的时代为书写中国经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自民间与底层的视角。只有建立在底层之上的“中国文学”，才是稳固的、坚实的，也才能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在价值碎片的整理与重建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的“转型”中，中国文学与中国一样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而正是由于与中国的大地与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中国文学才获得了勃勃生机。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来说，能否呈现出中国经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能否展示出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微妙、矛盾之处，能否探讨并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能否发展出一种新的美学，则是其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来源：《南方文坛》2009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