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佛教音乐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延伸

　　中韩佛教音乐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延伸

　　中国 中国佛教协会 凌海成

　　我国学者开展佛教音乐方面的研究大约只有半个世纪。上世纪50年代，杨荫浏、潘怀素等学者对智化寺京音乐及湖南佛教音乐所作的调查与研究，成为当代最早的研究成果。但其后佛教音乐研究中断了20余年。上世纪80年代初，佛教音乐研究得以恢复。时间又过了20多年，佛教音乐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历史的角度看，佛教初传到近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佛教音乐的发展脉络已基本清晰；从研究领域看，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重要佛教音乐乐种和梵呗唱诵都得到普查并有乐谱及专著问世；从佛教语系角度看，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巴利语系佛教的音乐都得到广泛关注并分别取得研究成果；此外，在佛教音乐音响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录音出版方面的成绩也显而易见。2003年，中央音乐学院与韩国音乐界共同举办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至2005年已成功举办了3届。两国学者就中韩佛教音乐的形成与历史演变、宗教义理与宗教仪轨、音乐形态与音乐美学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可喜成绩。中韩佛教，一脉相承，两国佛乐亦因缘深厚。但中韩佛乐既非佛教音乐源头，也非佛教音乐全部，而只是庞大的佛教音乐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佛教音乐概念宽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教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宗教目的的佛教音乐颇多差异，这些都是佛教音乐丰富性与多元性形成的主要因素。中韩佛教音乐研讨会是国际间联手研究佛教音乐的良好开端。但从已经召开的3次会议情况看，我们的眼界还没有放开，我们的视角还不够开阔，参与活动的学者范围也比较狭窄，这些局限必将影响到今后更广阔的学术研究前景。因此，将中韩佛教音乐研究融人亚洲佛教音乐文化圈中，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议扩大为亚洲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议，邀请亚洲各国学者参加，共同把亚洲佛教音乐文化推向繁荣，应当成为我们不久未来的努力方向。本文想就这一问题作些粗浅讨论。

　　一、佛教音乐的源头

　　佛教诞生于2500年前的古印度，但佛教音乐却是继承了产生于更久远年代的记述梨俱吠陀歌咏方法的娑摩吠陀。这种歌咏方法产生了佛教早期唱诵——孤起颂(梵文名伽陀)。释迦牟尼佛十分重视这种颂法，命跋提、优婆利、目连、阿难、难陀、婆耆舍等弟子依此法而歌。佛教的“声呗”，即“梵呗”，乃至五明之一的“声明”都是以此为基础而逐渐形成。当时佛教音乐的功能第一是赞佛功德，弟子马鸣菩萨曾作赞颂佛陀功德事迹的歌曲《赖托》和《罗伎》；第二是宣教与法事，据传，弟子龙树菩萨曾作过金刚歌咏之赞；第三是供养佛陀。印度是一个歌舞之邦，早在吠陀时代，歌舞已经盛行。佛陀在世时，每当外出，信众无以供养，便在佛前歌舞以作供养。佛教重要经典《华严经》、《阿含经》等都对“乐供养”作过描述。“乐供养”与香、花、灯、茶、果等供养合称六供养。佛陀时代的佛教音乐以歌咏形式为主，用乐器演奏佛教音乐的最早年代，目前尚无定论。佛经中记述的时间较早，但学术界有人认为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才出现用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演奏的佛教音乐。据考古研究，吠陀时代已出现名之“维拉”和“喀尔喀利”的弦乐器及横笛类管乐器。如《梨俱吠陀》和《娑摩吠陀本集》中提到的乐器有20多种，除维拉、横笛外，还有螺号、铜鼓、喇叭、钟、铃及一种叫莫里登格的鼓。所以，佛经上记述的以乐器演奏佛教音乐的情景和时间大致可以成立。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印度是世界上保留古典音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印度佛教音乐一方面继承了更古老的音乐传统，一方面吸收了不同民族的音乐素材而继续发展。印度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各宗教之间虽有矛盾与斗争，但更多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如印度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至今保留着不同宗教同处一寺的传统。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斯瓦扬布佛寺是佛教重要道场，但寺内专门建有印度教殿堂，供信徒拜佛之后再拜印度教的湿婆大神。不仅神佛为两种宗教共同尊奉，在雕塑、绘画、音乐方面也互相影响，难分彼此。虽然佛教作为宗教在印度已消失数世纪之久，但佛教文化却从未从印度消失。古印度阿旃陀、爱罗拉等众多佛教石窟及其雕塑、壁画至今保存完好。佛教音乐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样保存难度较大，但其流传一二千年的歌赞形式及唱颂旋律都已融人民间音乐及其他宗教之中。印度传统音乐中存在大量宗教成分，其中依然可辨的佛教音乐仍占有一定比重。从古至今，印度音乐始终与宗教关系密切。无论在宗教仪式上，还是在个人与神佛之间的神往交流中，唱诵与奏乐都必不可少。音乐已成为人们与神佛交流、祈愿的语言。印度民间流行着出生礼、初食礼、剃胎发礼、婴儿出门礼以及更重大的婚礼、葬礼等名目繁多的礼仪，这些民间礼仪都与宗教以及相应的宗教音乐紧密相连。正如我们对佛教犍陀罗、摩菟拉艺术高度重视并从中汲取养分一样，对埋藏于印度传统音乐中的佛教音乐成分也应给予高度重视并挖掘出来。从音乐学角度研究印度传统音乐的著作出现于12世纪，劳舍·格威所著《拉格德凌吉利》为其开篇。13世纪又有夏冷格戴沃所著《桑吉德勒纳格尔》(音乐宝库)问世。王树英在所著《印度》一书中谈到对《桑吉德勒纳格尔》的评价以及其后出版的一些有关印度音乐的重要著作：

　　《桑吉德勤纳格尔》是介绍和研究印度音乐最详细的专著。书中谈到

　　印度南北音乐的特点，以及音乐、乐器和舞蹈三个方面的关系。后来又有

　　《音乐丛书》、《拉格门吉利》等音乐书籍相继出版。索姆纳特的《拉格威包

　　特》于1610年出版，达昌德尔·米斯拉的《桑吉德达尔巴郎》于1625年出版。

　　后来阿豪巴罗的《桑吉德巴里贾德》也问世了。书中提到了122个旋律结

　　构，它对了解北印度音乐非常重要。

　　《印度》一书还例举了印度18、19世纪出版的音乐学著作，这些著作对研究印度古代音乐，特别是其中的佛教音乐很有帮助。由于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与消亡，人们就误以为属于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印度佛教音乐一定也随之消亡，事实并非如此。当优秀的文化遭遇生存危机时，此种文化往往凭藉种种因缘改头换面，从而获得生存的机会。即便一时被摧残至“死”，只要是真正不朽的文化，就一定会死而复生。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多不胜举。佛教音乐学者如果能了解佛教音乐源头的一些情况，就有可能更多了解古印度“声明”及各国佛教音乐的源流问题。

　　二、佛教音乐的传播

　　佛教诞生于亚洲，佛教国家与佛教信众也集中在亚洲。其中一些国家和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佛教。中国的藏族、蒙古族可归人全民信仰佛教之列；汉族虽非全民信教，但信仰佛教的人数已远远不止“上亿”。

　　2世纪中叶，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对佛教音乐十分重视。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及佛教音乐开始从印度向国外传播。首先是传往于阗、疏勒等西域佛教国家；6、7世纪戒日王时期，佛教音乐达到鼎盛，于是再次传往西域。一部分越过葱岭和天山南麓到达龟兹；另一部越过天山北麓，到达高昌。7世纪末，佛教走向衰微。僧侣纷纷离开故土，前往异域他乡弘法。佛教音乐先后传到今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1000多年来，印度佛教音乐在不同国家得到继承和发展。如2世纪，印度出现一种共鸣箱如船形的弹拨乐器，这种叫“庄恩”的乐器传到缅甸后被保留至今，只是由7根弦增加到13根弦。在很多重大佛事活动中，缅甸佛教徒都用“庄恩”演奏佛曲供养佛陀。缅甸在接受印度佛教音乐的同时也接受了印度七声音阶，这方便了“声明”在缅甸的传播。七声音阶有比较丰富的表现力，遗憾的是1000多年前中国采用的是五声音阶，与印度七声音阶不协调，此外，梵汉歌赞文字与旋律译配方面出现的矛盾，也使得印度佛教音乐在中国流传遇到困难。尽管如此，印度“声明”和西域佛教音乐在我国唐代仍盛极一时。佛教音乐有时随佛教舞蹈传播。736年，西域僧人佛哲将印度佛教舞乐传人日本。印尼巴厘岛的一种舞蹈传自古印度，至今保留着浓郁的古印度舞蹈风情。印度和西域佛教国家的舞蹈在隋唐时代盛行中国，隋初设有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等七部乐。这些伎乐在唐代传人日本，成为用于佛教仪式上的乐舞。日本十部伎乐中就有《金刚》、《迦楼罗》、《昆仑》、《力士》等带有西域色彩的乐舞名称。

　　印度“声明”的传播，在汉语系佛教这一支上，主要是从西域到中国，从中国传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3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上，都有韩国学者沦及佛教“声明”和梵呗的传承问题。如第三届研讨会上韩国学者尹昭喜在其论文《中国台湾和韩国梵呗的传承状况》中谈到了中国、日本、韩国梵呗的情况。文中介绍日本高僧人唐求法，在中国山东荣城赤山有新罗僧人驻锡的法华院听到的用“唐风”与“新罗风”唱诵的梵呗。这是佛教音乐传播中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圣德太子执政时(公元574—622)中日关系密切，日本先后派出19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来中国，每个使团中都有负责学习音乐的“音乐长”和“音乐生”。845年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佛教音乐亦遭大劫。当时日本高僧圆仁已将包括佛教音乐在内的大批珍贵佛教典籍、资料收集到手并携归日本，使得一些中国唐代梵呗(日本称之声明)得以在日本保存。现存日本高野山的“真宗声明”，其源头也是古印度的声明，传人中国后，于806年被日本人唐高僧空海和尚带回日本。与空海和尚同时人唐的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和尚开创了日本另一大声明流派——天台声明。

　　在南亚地区，古印度梵呗余续仍有迹可寻。赖信川在《(鱼山声明集)典籍初探》中说，加拿大的鲍勃教授(A．Barber)考察尼泊尔佛教音乐时意外发现，“尼?白尔还存在一个释迦族后代尼瓦尔族(Neward)，该民族现仍尊奉古印度佛教仪式，其中包含唱念部分，应为原始佛教梵呗的音声资料。”笔者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并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佛教名寺斯瓦扬布聆听这一梵呗团的唱诵。斯瓦扬布寺建于一座小山之巅，大约每天清晨6时至8时半，尼?白尔信众(估计不仅尼瓦尔族)就登上山顶，在大佛塔下的一个房间里唱诵佛经，其中一些人一边唱诵一边手持法器、乐器伴奏，曲调优美动听。此种唱诵与古印度梵呗之间的关系，因缺乏研究，尚无定论。

　　佛教是一个流传2500多年长盛不衰的宗教，作为这一宗教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音乐，也一定会长盛不衰。佛教存在一天，佛教唱诵也一定会存在一天。各国佛教音乐的历史与现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研究佛教音乐不应仅依据文献资料，而是要深入寺院，向各国、各教派的僧人学习。

　　三、佛教音乐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延伸

　　佛教音乐研究领域的扩大与延伸，有扩大研究范围、深入研究层面的意思。

　　具体而言，无论是扩大研究范围，还是深入研究层面，都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为纵向轨迹研究，一为横向点面研究。纵向从历史传布路线人手，考察源与流的关系；横向从一些国家的佛教音乐现状人手，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教派、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佛教音乐的同与异。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横向研究，都需要亚洲佛教国家的学者合作完成。

　　横向点面研究更需多国学者协作开展。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日本、韩国、中国都是佛教音乐保存得比较好的亚洲国家，它们充分体现了佛教音乐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各国学者和佛教人士加强学术交流，互通学术信息，提供有关资料，接待学者访问，合作开展课题研究及录音、录像、出版活动，是中韩佛教音乐研究应当创造的未来前景。

　　佛教音乐从出现到今天的2000多年间，从未停止过发展与演变，也从未停止过创作活动。因此，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学术，更重要的是为当前佛教音乐的创作、演出、弘法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音乐素材。这些依据与素材需要各国学者及佛教人士协作获得。至于各国佛教音乐的演出活动，也最好纳入亚洲佛教音乐学术交流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