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思想与唐五代小说创作——以“三教论议”为中心

　　三教思想与唐五代小说创作——以“三教论议”为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 夏广兴

　　内容提要 自魏晋始，文人名士、道徒高僧，即已倡儒、佛、道三教一致之论。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三教会通，儒、释、道三位一体初步建构。本文梳理了三教思想形成的脉络，并结合唐五代小说，来看三教思想在小说创作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三教 小说 唐五代

　　自汉武帝接受卫绾、董仲舒等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思想，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儒家思想从而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直至唐代,儒学一直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历代帝王尽管有佞佛崇道之不同，但谈及“经国治天下”时，却又总是要抬出儒术，标为“根本”。如梁武帝在宣布舍道就佛的次年——即天监四年(505)，就下令置五经博土。他还下诏：“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梁书·武帝纪》)唐太宗则更以崇文治出名，“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佛教东传，至唐而极，道教依唐室而显，遂形成儒、道、释三股思潮而波及大江南北。儒家强调敬天法祖，经世致用，将王权与神学进一步结合，并兼采南北经学流派，形成具有唐代特点的经学。佛教建立起南北统一的各宗各派，师承有序，并涌现了大量阐述各宗观点的著作，使佛教中国化的特色趋于成熟。道教则以民族宗教的面貌，并依李氏皇族而积极发展。三者发展的历史就是由初期的反对、抵抗、接受，以至交渗互融，趋于一统的历史。

　　一

　　佛教传人中国内地之初，儒学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进入两晋之交，随着佛教的不断渗透，加之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儒学地位开始动摇。有些站在佛教立场上的学者，为了帮助佛教在中土生存传播，吸取、融合儒家思想，曲意迎合，从而使佛教思想趋于儒化。如题为汉代牟子作的《理惑论》，即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宣扬佛学与儒学相一致。如牟融在此文的序言中说：“于是锐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为酒浆，玩《五经》为琴簧。”认为“《五经》则五味，佛道则五俗”，把佛学视为与儒学相容不悖的一种思想理论。三国名僧康僧会亦是一位调和儒释，援儒人佛的著名人物。如他的“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1]，则把一些儒家的“格言”引进佛教。东晋著名学者孙绰作《喻道论》，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2]，率先从思想上调和、会通儒佛。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3]更是积极协调儒佛的关系。东晋后期和南北朝时期，随着佛学和玄学的交融，“三教调和论”更为流行。如宗炳在《明佛论》中说：“彼佛经也，包五典之德，深加远大之实，含老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是以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南北朝后期的著名儒家学者颜之推，作《颜氏家训·归心》，强调“内外两教(指佛、儒)，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杂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4]亦极力糅合儒佛。上述所谓的“格义”佛学阶段，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可见，从东晋时起，对于儒、释两种思潮的主要关系来说，已表现出了一种交汇互融的基本趋势。

　　有唐一代，为中土佛教最隆盛之时期。诸宗并兴，名僧辈出。当时一般的思想界已为佛教所支配。其时聪明的俊彦之土，多归佛而舍儒。当时人土，多受佛学思想之熏陶，而儒林文苑中，乃与佛教多有关系，有大量文人士大夫进行着融合儒释的工作。如柳宗元曾写过与韩愈论辩、阐发“统合儒释”主张的文章，《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送元暠师序》、《送僧浩初序》等即是，使佛教思想更加儒学化。白居易在调和儒佛方面成绩尤为突出。他认为：“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同异。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也。”[5]此论会通二家之说，与时人柳宗元所谓佛“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云云，几乎一致。梁肃则以儒家解释佛教。如其所撰之《止观统例议》，就是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佛教的止观思想。同时，被称为大儒的杜甫，其诗中亦表现出儒释混同的现象，使两者能自然融合在一起。权德舆和独孤及也是好佛的儒家学者[6]。有许多以儒释思想的作品，著作透现出儒、佛思想交融的倾向，是当时唐代儒林的思想倾向之一。如据《国史补》卷上载李舟与妹书云：“释迦生中国，没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生；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人。”唐代各大宗派的出现，就是佛教学者摄取儒、道等思想的结果。如天台宗先驱者慧思、禅宗六祖慧能、华严宗学者李通玄、澄观和宗密，都热衷于凋和儒家思想。宗密作《原人论》，提出以佛为本，儒为末的“会通本末”的主张。《原人论》是调和儒、佛的重要哲学著作，是从调和伦理道德的对立到融通世界的分歧的重要标志。这也表明佛儒两家的融合已进入思想文化的深层了。可见，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因素一旦形成以后，既会不断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变化，又会对周围环境在较长时期中发生反作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

　　佛道两界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亦十分突出。早在汉末，佛教传人中土初期，作为外来宗教，为便于弘传，佛教是依附于神仙方术和道教而发展的，并且从思想理论上也积极吸取道家和道教。这从《四十二章经》和当时风行一时的《安般守意经》中即可看出。所以，人们把初传佛教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种，不是没有原因的。自此，佛道两教初显融合之迹，共同发展。道教受佛教的影响更加明显。任继愈先生在其《中国道教史》中系统地阐明了佛教对道教的影响：

　　到了东晋南北朝，大批经律译出。对道教影响明显。东晋杨羲炮制《真诰》，已开

　　吸取佛教经义的先例。朱熹指出：“《真诰·甄命篇》，却是窃佛家《四十二章经》为

　　之。”到了晋宋之际，许多新出的道经，尤其是《灵宝经》，从形式到内容都模仿佛经，改

　　换佛家术语，大量吸收佛教教义，如涅槃轮回、因果报应等，加以改造，成为道教教义的

　　一部分[7]。

　　不过，这种影响主要是出现于东晋中叶以后，在这之前的道教经书和著述，基本上未受佛教影响，或所受影响甚微。从汉末至西晋，佛教势力尚小，而神仙方术和黄老思想则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东晋始，佛教相继摆脱对道家和玄学的依附地位，渐成为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力量。道教为了争取发展，急需在教理上完善，因此，道教吸取佛教渐多，至南北朝尤为突出。如《太上洞渊神咒经》，不仅采用了大量佛教名词概念，如“三业”、“三界”、“地狱”等，最突出的是吸取了大量佛教思想观念，如“三恶道”和因果轮回思想等。这时佛道理论已渐趋融合。道教中人亦极力主张谐调三教，自三国至晋代，《老子化胡经》开始出现，使佛道之间首先发生了龃龉。葛洪为了使道教思想系统化纳入儒教为主流的社会，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三教合一的主张。陶弘景在其《茅山长沙馆碑》中就指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8]进入隋唐，主张三教合一者大有人在，如隋朝李士谦论三教说：“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9]即把三教纳于一体。王通《文中子·问易篇》中亦力倡三教一致。[10]从盛唐人中唐的王颜(728—802)，是三教一致的实践者，有如下记录：“道儒释者，代谓三教。公皆计论深趣，拟议损益，俱臻妙极，三而一之，心归释空，体服儒有，总而冥道。”[11]唐朝李去泰所写的《资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场文》中亦明言：“有金人流化，开悟方便之门，宝篆内宗，冲融自然之理，法本无别，道亦强名，随化所生，同归妙用。故知二仪生一，万象起三，殊途而归，体本无异。”[12]极尽调和三教归一。张九龄亦撰《贺论三教状》赞颂三教归一，[13]玄宗以《答张九龄贺论三教批》答之。[14]另外，唐玄宗还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在玄宗的《道德经注》中，更能看到他三教融合的态度。唐肃宗亦著有《三教圣像赞》。[15]他如刘禹锡、司空图等都力主三教一致。另从佛道俗讲的局面亦可看出佛、道两教的相融相安，“五月一日，敕开讲，两街十寺讲佛教，两观讲道教。”[16]五代时三教融合仍并行不悖。如僧延寿在其《万善同归集》卷下云：“儒道先宗，皆是菩萨，示劣扬化，同赞佛乘”[17]。可见三教思想仍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

　　唐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亦强调三教调和，因此，习儒释道并精通三教者，大有人在。据宋代钱易《南部新书》庚记载：“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儒释道三教，无不该通。”[18]皮日休《游栖霞寺》：“不见明居士，空山但寂寥。白莲吟次缺，青霭坐来销。泉冷无三伏，松枯有六朝。何时石上月，相对论《逍遥》。”[19]此诗表现了唐末丧乱之际，文人亦儒亦佛亦道，藉以逃避现实痛苦的人生主张。士大夫的信仰也并不专一虔诚，崇佛者人道流者不乏其人，尊道者人释家者亦大有人在。有唐一代，伴随佛道的消长，出入佛道，改变宗教信仰者极为普遍。如《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所记之释子弘智，即是“委掷黄冠人山修业”者，同上卷二十五所记释子智旷亦是先遇道士人道，后值高僧，乃授戒为佛弟子。

　　有唐一代，由于统治者的好恶，佛道两教排列次序和社会地位不断变化，三教之间，尤其是儒、道与佛之间的论辩不断，冲突屡起。因此，佛道势力的消长，跟随帝王对两教的态度而起伏。如唐代开国之初，帝室攀宗李耳，因而主倡先道后佛。武周革命之后，出于政治需要，转而崇佛抑道。《僧史略》卷中《僧道班位》梳理了释道二教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先后，“释氏虽西来客教，自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大隋，僧班皆在黄冠之上。……唐贞观十一年，驾幸洛阳，道士先有与僧论者，闻之于太宗，乃下诏曰：‘……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上。，……则天天授二年四月，诏令释教在道门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睿宗景云元年二月，诏以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土、女冠宜行并集。”尽管如此，三教之间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争斗到渐趋会通归一。可见，三教合一也是佛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消长的过程中渐次形成的。儒教在隋朝从被动地位强调三教合一，至唐末，韩愈和李翱则更自觉地纳佛道人儒。佛教也积极吸取道教，并在各个新宗派中容人道教教义和道术。而道教则一方面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特质，另一方面更深入地融合佛儒。宗教界人士亦不遗余力，极力协调三教一致。如唐代僧人宗密(《大正藏》误作“宋”人一笔者注)在其《原人论·序》中说：“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20]唐僧神清在其所著的《北山录》中亦有儒佛道三教一同的主张。晚唐道徒杜光庭在其《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中言：“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21]亦明言三教一致。可见，儒、释、道三界均不同程度地积极调和三教之间的关系。

　　这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当时的小说创作。在隋唐五代小说中大致也可寻到一些踪迹。在以道佛为题材的小说中，作者借用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来诠释三教思想。如《宣室志》卷一有则故事记一浮屠氏自小好佛。后人太白山，自是绝粒。有一道士，邀其游仙都。表现的是当时亦佛亦道的独特现象，凸现出佛道两教的融合态势。再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所记“昨上巳日，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右延舞《婆罗门》。”其中称为灵芝夫人的名字和寺院名同时出现，道佛混淆的叙述也就显映出来。接着又叙述到“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恃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吾于讲下舍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称为上真子的，乃为道教的人物，去佛教寺院参拜，听的也竟是佛教经典的讲解，并施舍物品，乃完全的道佛混淆的构成。牛僧孺《玄怪录》中之《杜子春》中并不是指向深远的佛教教理的弘宣，在它的后面，表现的则是道教色彩的起伏。这类作品的作者本身即是三教合一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形象生动地层示了这一意识形态现象。这种佛道混淆的独特表现，是特殊的社会思潮所致，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富贵功名既是虚幻，人生不得不求一个真正的归宿，这便是当日流行的虚无消极的佛道思想。”[22]而当时佛道势力的消长，又直接左右了人们的信仰价值取向，故当时存在着佛道两教兼信的现象，如权德舆即兼信佛道，独孤及既信神仙，又信佛教。梁肃是天台宗九祖荆溪大师湛然的弟子，同时也信神仙，并写有《神仙传论》。因此，小说中这些内容的表现，多少反映了当时佛道发展的历史。处在这种思想潮流中，当时的志怪、传奇小说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是毫不奇怪的。因此，从隋唐五代小说中亦可窥见佛道混淆的宗教特质，反映出佛道由争胜到趋同合一的历史事实。将佛道二教思想能融合起来，纯熟无间的成为小说的题材，这更表示了佛道圆融的趋势与其必然性。

　　从以上论述来看，佛儒、佛道之间已渐趋圆融会通。佛教作为外来思想文化，渐次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渗互融，水到渠成，儒、佛、道三位一体在唐代初步建构。

　　二

　　伴随着三教思想的渐次形成，一种规范和约束三教思想发展的“三教论议”制度应运而生。三教论议亦称“三教论衡”、“三教讲论”，是唐代一项重要的哲学宗教活动，是随着佛道之间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儒佛之间的“沙门敬礼王者”和“因果报应”之争，在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直绵延到隋唐，反映出一时期内思想文化冲突和磨合，渐趋一统的历史。[23]

　　三教沦议据李小荣先生考证，“最早见于宋明帝泰始七年(471)，……至北周，三教讲论渐趋流行。”[24]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南北朝时，三教讲论已有较具体的记述，据《周书》：北周建德二年十月，“集群臣及沙门、道土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25]《北史·周本纪下》亦有记载：“十二月癸巳，集群官及沙门道土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26]《续高僧传·释昙无最》卷二十三：“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请释李两宗上殿，斋讫侍中刘腾宣敕，请诸法师等，与道士论议。”[27]同卷“释道安”条：“至天和四年岁在己丑三月十五日，敕召有德众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余人于正殿，帝升御座，亲量三教优劣废立，众议纷纭。”[28]进入隋唐以后，关于三教论议的记载亟增，《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及诗文笔记中有大量文字记录。如《旧唐书·韦渠牟传》：“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释、道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口水注；上谓其讲耨有素，听之意动。数日，转秘书郎，奏诗七十韵，旬日，迁右补阙，内供奉。”唐小说《刘宾客嘉话录》详记此事：德宗降诞日，内殿三教讲论，以僧鉴虚对韦渠牟，以许孟容对赵需，以僧覃延对道士郄惟素。释家亦载此事[29]，并说“元魏后周隋世，多召名行广学僧，与儒道对论，悦视王道，亦庆生之美事矣。”[30]认为召集儒释道目的是为了“悦视王道”以为“庆生”的节目。陈寅恪先生说：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

　　《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

　　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

　　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31]。

　　可知，“三教论议”人唐已形成制度。周勋初先生认为“唐德宗时，正式形成了‘三教论衡’的制度，并且规定在皇帝的诞辰日一天举行。”[32]如上述之唐德宗于诞日论议，·他如唐高宗、文宗朝时皆有文献记载于皇帝诞日举行讲论[33]。从相关文献的记载来看，自唐代初期始，这种制度即已形成，至德宗朝大盛。讲论者多由大德硕学之人充当，据圆仁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

　　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

　　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

　　此法师为第一[34]。

　　可见，“三教讲论”已成为一种资格，“重大俗讲是由‘三教论衡’的讲论者充任的”[35]。论辩场所多在宫廷，由皇帝出面主持召集僧道各若干人参加，让大臣列席听讲。

　　儒、佛、道三教合一发展的态势，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是分不开的。从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历史来看，统治者大多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能起着互补作用，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多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以外，还著有《中庸讲疏》、《道德经注》、《老子讲疏》等。有唐一代，诸帝对儒、释、道三者多采取折中政策。唐高祖：“三教虽异，善归一揆”[36]，已开其先，继之太宗：“三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37]，高宗之：“佛道二教，同归一善”[38]，武则天之：“佛道二教，同归于善，无为究竟，皆是一宗”[39]，睿宗之：“释典玄宗，理均迹异，拯人化俗，教别功齐”[40]，玄宗之：“缁黄三法，殊途一致”[41]，都不同程度地极力调和三教之间的矛盾。

　　佛教至李唐已达极盛，而中国自创之道教，亦依托李氏皇族至此达到高峰。二者同为宗教，在教法的传播上，不免互有争论、摩擦。这种情形，尤以唐代初期为然。在统治者的干预下，佛道二教，此消彼长，至唐景云二年四月八日，才“齐行并集”[43]。朝廷为了他们彼此之间互相观摩、商榷意旨，而不要私自攻击，于是召集各方名流大德，以公开的盛会在帝王或太子面前析理明教，举行三教讲论。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召集儒、释、道三教头面人物人宫论议，命国学博士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慧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太学博士陆德明“对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旧唐书》卷一八九上《陆德明传》)，首开调和折中三教矛盾的先河。《大唐新语》卷十一亦详载此事：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嘉讲《老子》。诏刘德明与这辩论，于是诘难锋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义各有宗旨，刘、徐等并当今杰才，德明一举而蔽之，可谓达学矣。”赐帛五十疋。唐统治者的调和折中工做主要表现在不断在宫庭召集三教头面人物论议。则天朝同样采取调和折中态度，且能“亲御明堂，大开三教。……命侍臣及僧道等以次论议，日昃乃罢。”[43]特别是进人中唐，“三教论衡”普遍起来。寒山诗第二百三十一首：“解讲围陀典，能谈三教文。”《敦煌歌辞总编》卷三《皇帝感》：“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卢仝《寄赠含曦上人》：“化物自一心，三教齐发起。”《王梵志诗校注》中之《道士头侧方》：“道士头侧方，浑身总着黄。无心礼拜佛，恒贵天尊堂。三教同一体，徒自浪褒扬。一被沾贤圣，无弱亦无强。莫为分别相，师僧自设长。同尊佛道教，凡格送衣裳。粮食逢医药，垂死续命汤。敕取一生活，应报上天堂。”这首诗虽是写道士的，但主张三教一体。

　　“三教论议”作为当时重要的活动，在小说中亦频频出现，如据张读《宣室志·辑佚》记唐师夜光，雅尚浮屠氏。尽通内典之奥。时唐玄宗好神仙释氏，……夜光至长安，因赂九仙公主左右，得召见温泉。命内臣选硕学僧十辈，与方士议论，夜乐在选。演畅玄奥，发挥疑义，群僧无敢比者。上奇其辩，诏赐银印朱绶，拜四门博士，日侍左右，赐甲第洎金钱缯彩以千数。时号幸臣[44]。《邺侯外传》“李泌”条记“开元十六年，玄宗御楼大酷，夜于楼下置高座，如三教讲论”[45]。后分别于开元十八年(730)玄宗诏僧道论议于兴庆宫花萼楼，开元二十三年(735)八月千秋节玄宗命诸学土及僧道讲论“三教同异”，并手诏报称：“略举三教求之精义，会三归一”。唐德宗朝亦经常举行这种论议。三教论议个别时候在寺观举行。如上元二年夏(761)，唐肃宗“于景龙观设高座，讲论道释二教，遣宰臣百僚，悉就观设斋听论。”[46]大历三年(768)，道土史华与僧徒崇慧在东明观和章信寺斗法，“朝廷公贵市肆居民，骈足摩肩而观”[47]。唐文宗朝，亦兴三教论议，据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六十八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奉敕召人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略最大端不可具载。”[48]钱易《南部新书》乙卷记“贞元十二年，天子降诞日，诏儒官与缁黄讲论。”小说中所载亦能反映当时三教论议的局面。如《大唐新语》“褒锡第二十四”条记高祖尝幸国学，命徐文远讲《孝经》，僧惠乘讲《金刚经》、道士刘进嘉讲《老子》。诏刘德明与之辩论。于是诘难锋起，三人皆屈[49]。《摭言》“陈磻叟”条记陈硒叟当有词不达意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后人道门。……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议，而黄衣屡奔，陈硒叟自荐出辩，胜之[50]。三教讲论的形势是“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51]，“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52]，“初若矛戟森然相向，后类江河同归于海”[53]。以上诸部文献所引之“同归于善”、“同归于海”，均忠实地说明了三教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中唐时已大大改善，这一结果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现今保留在《白氏长庆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三教讲论之目的即在使三教调和，所以，会三归一是必然的趋势。唐代后期，思想的调和已成，论难也只是形式表现而已，冲突最大的佛道二教，也渐趋融合了。

　　三教论议，是唐前期诸帝贯彻折中政策的重要措施，是与儒释道之争的整个形势紧密相连的。唐前期，儒释道之争比较激烈，统治者比较重视，内容多为唐前三教长期争论的一些问题四，各方的论据，基本上还是唐以前历代三教之争中反复争论的东西。中唐以后，国势衰落，儒释道之争比较缓和，此时期的三教论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变化，成为一种例行活动，又添加了一些娱乐活动，已失去原来的本旨。鲁迅先生亦指出，“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浑”[55]，如据《旧唐书》的记载：“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释、道三教，渠牟枝词游说，捷中水注，上谓之讲缛有素，听之意动。”[56]从“上笑语款狎，往往外闻”，恐讲论所涉，事非正经。高彦休《阙史》“俳优人”条记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待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异之。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57]五代时亦是如此，如据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记载后唐庄宗时“有僧录慧江，与道门程紫霄谈论，互相切磋谑浪嘲戏，以悦帝焉。庄宗自好吟唱，虽行营军中，亦携法师谈赞。或时嘲挫，每诞辰饭僧，则内殿论义明宗”。[58]则是将严肃的话题，表现为调侃、谐谑，从中亦可看出，三教论议已进入末途。难怪玄宗于天宝元年七月，特别发布诏令：

　　或有凡流，矜于小辨，初虽论难，终杂诙谐，出言不经，积习成弊。 自今以后，除难问经典之外，不得辄请，宜令本司长官严加禁止[59]。

　　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在三教论衡过程中，亦有各种娱乐活动配合其间。安史之乱后，国势衰弱，儒释道之争比较缓和，三教论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变化。这个时期，诸帝只将它当作皇帝生日的例行活动。同时，聚讼不已的一些重大问题相对减少，辩论流于走过场。此外，则增添了蹑刀梯、蹈烈焰、探油汤、食铁叶和嚼钉线等法术比试。可见，三教论议已从严肃地论议本教高下发展为民间的大型民俗活动，渐趋世俗化、形式化。三教论议到五代石晋之时，每于皇帝诞日，仍多有讲论，且皇帝亲坐，累对论议。至大宋太祖朝，渐趋式微，只重僧讲，以三学为上，盛极一时的三教讲论制度至宋退出历史舞台，但三教融为一体的思想已最终形成。

　　总的来说，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有斗争、有融合，是在一种相互矛盾斗争，而又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三教论议无疑促进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建构，亦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道作为我国历史上的两大宗教，与儒家提倡的敬天祀祖的习俗汇为一流，便构成我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

　　[2]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1，第2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1，第84页，

　　[4]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68(三教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 参见河内昭圆：《权德与佛教》，文载《文艺论丛》(日本大谷大学1983~V)20。

　　[7]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8] 李养正：《道教概说》10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9] 《隋书》卷77《李士谦传》。

　　[10] 隋王通：《文中子》，四部丛刊本。

　　[11] 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唐故虢州刺史王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12] 《全唐文》卷444。

　　[13] 《全唐文》卷289。

　　[14] 《全唐文》卷37。

　　[15] 《全唐文·续拾》卷1。

　　[16]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 《万善同归集》卷下，《大正藏》卷48，第988页上。

　　[18] 宋钱易《南部新书》，第84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19] 《全唐诗》卷612。

　　[20] 《大正藏》卷45，第708页上。

　　[21] 《道藏》第17册，第187页，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版。

　　[22]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3] [梁]僧佑：《弘明集》、[唐]道宣《广弘明集》，白居易《三教论衡》，记录了两晋至初唐三教之争的历史。

　　[24] 参见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第29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25] 《周书》卷5《武帝纪》。

　　[26] 《北史》卷10《周本纪下》。

　　[27] 《佛藏要籍选刊》第12册，第6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28] 《佛藏要籍选刊》第12册，第6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29] 据[宋]赞宁《大宋僧史略》：“贞元十二年四月诞日，(德宗)御麟德殿，诏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及许盂容、韦渠牟，与道士葛参成，沙门谈筵等二十人，讲论三教，渠牟最辩给”(《大正藏》卷54)：

　　[30] 《大宋僧史略》，《大正藏》卷54，第248页中。

　　[31] 陈寅恪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2] 周勋初：“‘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

　　[33] 据《大宋僧史略》记载：“唐高宗召贾公彦于御前，与道士沙门讲说经义。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命许盂容等，登座与释老之徒讲论。……文宗九月诞日，召白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于麟德殿谈论。居易论难锋起，辞辩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揖之。”(《大正藏》卷54)

　　[34]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上海占籍出版社1986年版。

　　[35] 胡小伟：“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文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

　　[36]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0《帝王部·崇儒术》，中华书局1960年版。

　　[37]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中华书局1960年版。

　　[38]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大正藏》卷52。

　　[39] [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113《条流佛道二教制》，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40] 《旧唐书》卷7《睿宗纪》。

　　[41] 《全唐文》卷29《禁僧道不守戒律诏》。

　　[42]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49《僧道立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3] 《旧唐书》卷22《礼仪志》。

　　[44] 张读：《宣室志》第17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5] 《太平广记》卷38《李泌》。

　　[46] [宋]钱易：《南部新书》丁卷，中华书局1958年版。

　　[47] 《宋高僧传》卷17《崇惠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

　　[48]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9] 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

　　[50] 《太平广记》卷265《陈蹯叟》。

　　[51] 《新唐书》卷161《徐岱传》。

　　[52] [宋]钱易飞南部新书》乙卷。

　　[53] [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2《诞圣》，中华书局1960年版。

　　[54] 唐前佛道所争论的问题一般是集中在佛道孰优孰劣、与传统伦理的冲突等方面

　　[55] 《鲁迅全集》第5卷，第3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6] 《旧唐书》卷135《韦渠牟传》。

　　[57] 《太平广记》卷252《俳优人》。

　　[58] 《大正藏》卷54，第248页中。

　　[59] [北宋]壬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0《崇儒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