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荆州佛寺考

　　东晋时期荆州佛寺考

　　南京大学哲学系 杨维中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东晋时期刹州佛寺建造的基本情况的考证来显示这一地区佛教的传播程度。这一时期，除众所周知的以慧远为核心的庐山佛教之外，襄阳、江陵佛寺较为集中，堪称当时的佛教中心。襄阳的佛寺有“羊叔子寺”，道安率弟子等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东晋时期，江陵是长江中游地区佛教最发达的地区，此地佛寺众多，特别是道安和慧远弟子，于江陵兴建了数座佛寺，可考者有长沙寺、竹林寺、高悝寺、赡养寺、安养寺、琵琶寺、五层寺、辛寺等。荆州上明县有一所佛寺，是道安高徒昙翼所修，习称上明寺。武昌可考的佛寺是昌乐寺、寒溪寺。竟陵郡的新阳县也有一座佛寺，寺额未知。 东晋时期今湖南省内至少有三座佛寺，一所位于武陵郡(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西)的平山，一所位于长沙的岳麓山，一所位于武当山。本文特别指出，岳麓山寺的初建，法崇建麓山寺的时间也是在东晋安帝时期，很大可能是在义熙年(405—418)中期。

　　关键词 东晋 荆州 佛寺

　　荆州所辖的范围极大，历史上变更很多。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设十三州，荆州为其中之一，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七郡。汉末三国时期，荆州行政区划经过一系列复杂变化。至西晋统一之后，“分南郡为南平郡，分南阳立义阳郡，改南乡顺阳郡，又以始兴、始安、临贺三郡属广州，以扬州之安成郡来属。州统郡二十二，县一百六十九，户三十五万七千五百四十八。”〔1〕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割荆州、扬州十郡合置江州。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广州九郡置湘州。本文所说的荆州泛指今日湖北、湖南、江西大部地区。东晋时期，荆州治所屡屡迁移，“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阳，后治武昌；王廪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襄阳，后还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还江陵，此后遂治江陵。”〔2〕在佛教逐渐引起上层社会的重视的情况下，政治中心的转移往往会带来佛教弘传中心的迁移。东晋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的传播，恰与此相对应。东晋初期，相对于荆州其它地区，佛教在武昌的传播颇有领先之势。然而，随着荆州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特别是道安僧团的南下以及分张徒众，佛教在襄阳、江陵的传播后来居上。此后，在这一地域，逐次形成了襄阳、江陵、上明和庐山等四个佛教传播中心。东晋时期佛教在庐山的兴盛，研究成果很多，本文暂不涉及。在此，仅将佛教在襄阳、江陵、上明的传播情况作一较为详细叙述。武昌、江夏、长沙等地佛寺不多，则略作叙述。

　　一、武昌、竞陵

　　作为孙吴政权早期的都城以及东晋初期荆州的州治，东晋时期，佛教在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的传播延续了此前孙吴和西晋时期的发展势头。可惜，留存资料有限，无法细说。

　　东晋时期，武昌最重要的佛寺是昌乐寺。关于此寺的修造，宋代文献以及地方志都将其说成是孙权初建。如宋代沙门志磐在《佛祖统纪》卷三十五说：“黄初元年，吴主孙权于武昌建昌乐寺。”〔3〕光绪十一年编修的《武昌县志》中也有这方面的记叙：“昌乐院，在县南六里，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作寺，有二浮图。”魏黄初元年即220年，孙权于此年在樊口设樊山戍。到公元221年，他才把东吴的统治中心迁到鄂县(今鄂州市)，并改此县为武昌。孙权在武昌建都仅仅九年，而如前文所分析叙述的，孙权对佛教的好感是在支谦和康僧会的影响下逐渐产生的。文献中将孙权为康僧会建造的建初寺视为江南第一寺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孙权建昌乐寺之事不见于南北朝至唐初的文献中。鉴于这些情况，本书将昌乐寺的初建定为西晋末年至东晋立国之初这一时间段中。

　　现存文献中关于昌乐寺的最早记载是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五，此卷在叙述王庾的艺术成就时说：王庾，“善属词，工书画，过江后为晋代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踪。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廪画。王敦用廪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护南蛮校尉，赠侍中，年四十七。”依照此文所记，东晋时期，镇军谢尚曾经在武昌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由此昌乐寺便有双佛塔。然而，将此文所涉及的王廪、谢尚、戴若思的生平事迹对照即可知，这一记载蹊跷之处甚多。然而无论是中国古代画史，还是当代艺术史，也包括地方志著作，大多不加辨析地采纳其说。鉴于此，本文略作考辨，以正视听。

　　首先，查考王庾的生平，便可发现王庾曾经两次任荆州刺史。第一次是在西晋末年。根据《晋书》卷七十六《王庾传》记载：“王敦左迁陶侃，使廪代为荆州。”经查，此事发生于建兴三年(315)十月。而《晋书》卷七十六《王廪传》说：“初，王敦左迁陶侃，使廪代为荆州。将吏马俊、郑攀等上书请留侃，敦不许。庾为俊等所袭，奔于江安。贼杜曾与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廪。庾督诸军讨曾，又为曾所败。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广等助廪击曾，曾众溃，庚得到州。”根据《晋书》记载，“庾在州大诛戮侃时将佐，及征士皇甫方回，于是大失荆上之望，人情乖阻。”[4]因为此前的刺史陶侃甚得民心，而王庾大刺杀戮陶侃部将，口碑不好。《晋书》卷六《元帝本纪》记载，太兴元年(318)十一月，“加大将军王敦荆州牧”[5]，于此时，王廪回朝廷任辅国将军、散骑常侍。王廪第二次任荆州刺史是在王敦叛乱中发生的。根据《晋书·王庾传》记载：“及王敦构祸，帝遣庾喻敦，既不能谏其悖逆，乃为敦所留，受任助乱。敦得志，以廪为平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王敦于永昌元年(322)正月发动叛乱，而《晋书》卷六《元帝纪》记载：永昌元年冬十月“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廪卒。”[6]可见，王庾这一次任荆州刺史仅仅数月。在此需要指出，王庾两次任职荆州刺史的镇所都在江陵，而非陶侃、王敦在任时的武昌。

　　其次，查考戴渊(戴若思)的生平，现存的数种正史中未发现他曾经于武昌或者荆州任职的记载。太兴四年(321)秋七月，“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7]王敦起兵，戴若思回防建康，于永昌元年(322)正月四月，被王敦杀害。

　　其三，查考谢尚生平可知，谢尚与戴渊、王庾不属于同一代人。谢尚出生于永嘉元年(308)，戴渊、王廪卒年，谢尚方才十四五岁。《晋书》卷七十九《谢尚传》记载：“人补给事黄门侍郎，出为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将军如故。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尚数诣翼咨谋军事。”[8]这一事件，发生于成帝咸康年间(335—342)，江夏相镇所为江夏(今湖北省武昌)，而荆州刺史庾翼镇所为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由此才有驻于江夏的谢尚与镇武昌安西将军庾翼之间发生的如下故事：“尝与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建元二年(344)，康帝下诏说：“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辍黄散，以授军旅。所处险要，宜崇其威望。今以为南中郎将，余官如故。”此年十月庾冰卒，谢尚“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领江州刺史。俄而复转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假节，镇历阳。”[9]谢尚任江州刺史的时间不长，永和二年(346)，谢尚调任豫州刺史，镇芜湖。[10]而且江州刺史的治所并不在武昌。如《宋书》卷三十六《州郡二》所说：江州刺史，“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11]

　　综上所述可知，《历代名画记》所说的镇军谢尚于武昌昌乐寺造东塔和戴若思造西塔并请王庾画佛画的故事，漏洞甚多。如此以来，便有几种可能：其一，至王廪活动时期，武昌尚无昌乐寺，因而就不存在建双塔毁佛画的事实。其二，至东晋时期，武昌确实有昌乐寺存在，且确实建有双塔，但并非是在谢尚和戴若思主持下修造，然而确实有王庾的佛画。其三，《历代名画记》所说全是传闻，东晋时期，武昌既无长乐寺，也无双塔，也就无王庾于塔内所绘的佛画。本书倾向于第二种情况可能近真。

　　《高僧传》卷六《庐山慧远传》记载，武昌有一所寺额为寒溪寺的佛寺。《高僧传·庐山慧远传》记载说：

　　又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每夕艳发，经旬弥盛。怪以白侃，侃

　　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尝往夏口，夜梦寺遭火，而

　　此像屋独有龙神围绕。珍觉，驰还寺。寺既焚尽，唯像屋存焉。侃后移镇，以像有威

　　灵，遣使迎接，数十人举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没。使者惧而反之，竞不能获。侃幼

　　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间，为之谣曰：“陶惟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何遥

　　遥。可以诚致，难以力招。”及远创寺既成，祈心奉请，乃飘然自轻，往还无梗。[12]

　　从这一段文字可知，寒溪寺中有浔阳陶侃从广州送回的“阿育王像”，此像后来被慧远迎到庐山东林寺供奉。

　　陶侃(259—334)，字士行(或作士衡)，江西鄱阳人，东晋大司马。初为县吏，渐至郡守。建兴元年(313)，陶侃任荆州刺史。永嘉五年(311)，任龙骧将军、武昌太守。此后四年间，拜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参与击溃杜弢领导的巴蜀流民起义军。建兴三年八月，荆州刺史陶侃攻杜殁，杜搜战败死于逃跑路上。此年，陶侃受王敦排挤，“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廪为荆州”。[13]太宁三年(325)五月，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荆州刺史。陶侃重归武昌。咸和五年(330)十二月，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太尉陶侃帅众讨伐郭默。第二年五月，陶侃擒郭默于寻阳，斩之。“朝廷诏侃陶侃都督江州，领刺史，增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镇武昌”。这是说，陶侃于咸和五年十二月离开武昌，驻军江州之寻阳。在朝廷下诏令其兼任江州刺史之后，又移镇武昌。时间在咸和七年七月之前[14]。

　　对照陶侃的行历与《高僧传·慧远传》中的记载，二者可以相互印证。陶侃在广州任刺史时获得一尊传说是印度阿育王时期雕造的菩萨像(有关庐山慧远的文献中说是一尊文殊菩萨像)，因为他曾经长期为荆州刺史住于武昌，因此派人将此像送至武昌寒溪寺安置。陶侃在广州十年，尔后重回武昌任荆州刺史等职。其间，在咸和五年(330)至咸和七年间移镇江州寻阳。也许在寻阳时，陶侃动了转移菩萨像的想法，但最终没有实现。太元十一年(386)慧远在庐山建成东林寺，将此尊菩萨像移至庐山安奉。

　　根据《高僧传》卷六《释法安传》记载，竟陵郡的新阳县(今湖北省京山县内)也有一所佛寺，是庐山慧远的弟子释法安所建。此处所讲的新阳县不大容易确定。《晋书》卷十五《地理下》记载：汉惠帝“分江夏立竟陵郡。”[15]而《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记载稍详：“又竟陵太守，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何志又有宋县，徐无。领县六，户八千五百九十一，口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三千四百。苌寿令，明帝泰始六年立。竟陵侯相，汉旧县，属江夏。新市子相，汉旧县，属江夏。霄城侯相，《永初郡国》有，何、徐不注置立。新阳男相，《永初郡国》有，何、徐不注置立。云杜侯相，汉旧县，属江夏。”[16]此中说，汉惠帝之后，设竟陵郡，郡中有新阳县。《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篇”中的“瑰水条”说：“有浼水，出竟陵郡新阳县西南池河山，东流径新阳县南，县治云杜故城，分云杜立。”这是说，浼水发源于新阳县西南之池河山，东流经新阳县南。当时的新阳县治即汉晋时期的云杜县故址，即位于今湖北省京山县内。

　　“晋义熙中，新阳县虎灾。……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17]依据此文记载，法安于新阳县所建佛寺位于乡间，且是民间自发修建。此寺的修建时间是在庐山慧远圆寂之前，即义熙十二年(416)之前。释法安，一名慈钦，籍贯不详。《高僧传·释法安传》记载：释法安“远公之弟子也。善戒行讲说众经，兼习禅业。善能开化蒙，拔邪归正。晋义熙中，新阳县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遭虎死者，夕有一两。安尝游其县，暮逗此村。民以畏虎，早闭闾。安径之树下，通夜坐禅。向晓，闻虎负人而至，投之树北。见安如喜如惊，跳伏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左右田园，皆舍为众业”。[18]依据此文记载，法安于新阳县所建佛寺位于乡间，且是民间自发修建。而修建时间是在庐山慧远圆寂之前，也就是义熙十二年(416)之前。

　　法安“后欲作画像须铜青，困不能得。夜梦见一人迂其床前，云：‘此下有铜钟。’觉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后以铜助远公铸佛”。[19]这是说，法安所的青铜除用于其寺铸像之外，还运至庐山帮助其师慧远造佛像。法安后不知所终。

　　二、襄 阳

　　关于东晋之前的襄阳是否有佛寺的问题，现存史料中未见明确记载，只是从《高僧传·释道安传》中可知，襄阳原本有一座称之为白马寺的佛寺，只是不能确定是否为襄阳最早的佛寺。因为早在道安到达襄阳之前，此地已经有一所称之为“羊叔子寺”的佛寺。

　　根据《高僧传》卷十《竺法慧传》记载：竺法慧，本关中人。“方直，有戒行，人嵩高山事浮图密为师。”[20]法慧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至襄阳，住锡于羊叔子寺。《高僧传·竺法慧传》记载：法慧在襄阳，“不受别请。每乞食，辄赍绳床，自随于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见绳床，不知慧所在。讯问未息，慧已在床。”从这些记载可知，法慧不易义学见长，而以头陀僧的面目示人。这一点，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征西庾稚恭镇襄阳。既素不奉法，闻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预告弟子曰：‘吾宿对寻至，诫劝眷属，令勤修福善。’尔后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21]

　　庾稚恭，即庾翼(305—345)，咸康六年(340)，镇武昌，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建元元年(343)十月，庾翼移屯襄阳，准备进攻后赵。此升庾翼征西将军，领南蛮校尉。建元二年(344)九月，晋康帝驾崩，庾翼留其长子方之戍襄阳，自己还镇夏口。庾翼卒于永和元年(345)，时年四十一。从庾翼的这一段历程推知，法慧在襄阳最多一年余就被害了。法慧有弟子法照，大概是从北方跟随法慧南下的。

　　法慧到达襄阳的时间比道安早十几年。道安到达襄阳的时间是东晋兴宁三年(365)，此年四月五日，江南名士习凿齿写信邀请道安，信中说：“又闻三千得道俱见南阳，明学开士陶演真言；上考圣达之诲，下测道行之验，深经并往，非斯而谁?怀道迈训，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诸僧，咸有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迟无上之藏，老幼等愿，道俗同怀，系咏之情，非常言也。”[22]从此信中可见，襄阳当时已经有僧人传播佛教，佛教信仰者也不少。

　　在襄阳信众的期盼下，道安率领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道安住锡襄阳近十五年，宣讲、研究《般若经》，整理众经目录，制订僧团应该遵守的戒律规范，对佛教做出了很大贡献。对于道安此时的影响，《高僧传·释道安传》有精彩描述：“四方学士竞往师之。时征西将军桓朗子镇江陵，要安暂往。朱序西镇，复请还襄阳，深相结纳。”道安鉴于白马寺狭小，在清河张殷旧宅上另修檀溪寺。“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拟为承露盘。安曰：‘露盘已讫，汰公营造。欲回此铜铸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诺。于是众共抽舍，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彻照堂殿像后。又自行至万山，举邑皆往瞻礼。迁以还寺。安既大愿果成，谓言：‘夕死可矣。’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竺-二+伯]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每讲会法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尽敬矣。”此外，“晋孝武皇帝承风钦德，遣使通问。并有诏曰：‘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23]道安在襄阳十五年，以他为核心的僧团不断壮大，襄阳由于道安的住锡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心。

　　根据记载，前秦灭亡之后，昙摩难提译经的主要助手赵正，出家之后居住襄阳。《高僧传·昙摩难提传》记载：“正，字文业，洛阳清水人，或曰济阴人。年十八，为伪秦著作郎，后迁至黄门郎武威太守。……后因关中佛法之盛，乃愿欲出家，坚惜而未许。及坚死后，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颂曰：‘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归命释迦文，今来投大道。’后遁迹商洛山，专精经律。晋雍州刺史郄恢，钦其风尚，逼共同游，终于襄阳，春秋六十余矣。”[24]苻坚死于385年10月，赵正出家即在此年此月不久。长安战乱不宁，道整隐遁商洛山，后遇东晋雍州刺史郄恢而与其交游，由于郄恢常驻襄阳，道整随之到襄阳，最后圆寂于襄阳某寺。

　　至于道整至襄阳的时间可以借助于郄恢任雍州刺史的时间推定。根据《晋书》卷六十七记载，“会朱序自表去职，擢恢为梁秦雍司荆扬并等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假节，镇襄阳。”[25]而朱序以年老多病请求解职的时间是太元十七年(392)十月，由此可知，郄恢任雍州刺史始于此年此月，郄恢任雍州刺史的下限是隆安二年(398)十月不久，因为有文献记载，大概在此年月，郄恢被殷仲堪派人杀死，朝廷以杨佺期为雍州制史、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道整年六十时，圆寂于襄阳。

　　关于道整，唐代刘知几说：“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始。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记》十一篇。”[26]可见，赵整出家之后，仍然不懈地记录历史。

　　三、江 陵

　　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为楚故国都郢所在地，为“西通武巴，东有云梦之优”；很长一段时间作为荆州刺史治所，又距北方胡族势力较远，是重要的政治中心，为南迁世族的重要寄居地；不仅是长江流域重要的造船场，更为江汉经济区各种土产的集散地。东晋时期，江陵是长江中游地区佛教最发达的地区。

　　早在道安师兄弟和徒弟到达此地之前，江陵即有高僧弘扬佛教般若思想。《高僧传》卷五《竺法汰传》记载：竺法汰与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沿江东下，遇疾停阳口，“时桓温镇荆州，遣使要过，供事汤药。”当时，“沙门道恒颇有才力，常执心无义，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说，应须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昙一难之。据经引理，析驳纷纭。恒仗其口辩，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远就席，设难数番，关责锋起，恒自觉义途差异，神色微动。尘尾扣案，未即有答。远曰：‘不疾而速，杼轴何为?’座者皆笑矣。”[27]法汰在江陵组织众僧辩论般若义，由其弟子昙一和道安弟子慧远与在当地传播“心无义”的道标法师辩论。传文说“心无之义于此而息”，显系文学笔法。其实这是一场在当时非常常见“谈玄”大会，辩论的成败与一时的名声有关，并不能使一种学说当下消失，可以想见道恒仍然会在江陵弘扬其说。

　　西晋及其以前，江陵是否有佛寺，现存资料中没有记载。而东晋时期，此地佛寺众多，特别是道安和慧远弟子，于江陵兴建了数座佛寺。

　　道安在襄阳大造佛寺，影响巨大，周边地区的官吏遂有模仿者。江陵长沙寺的修造就缘于此。《高僧传》卷五《释昙翼传》记载：昙翼尝曾经跟随道安在襄阳檀溪寺，“晋长沙太守腾含，于江陵舍宅为寺，告安求一僧为纲领。安谓翼曰：‘楚士庶始欲师宗，成其化者，非尔而谁?’翼遂杖锡南征，缔构寺宇，即长沙寺是也。”[28]关于此寺的修造，《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中也有记载：“有长沙太守江陵膝唆(一云滕含)以永和二年，舍宅为寺，额表郡名。承道安法师襄川综领，请一监护。”[29]道安就委派弟子昙翼去住持。道宣的叙述澄清了长沙寺得名的由来，是以滕含当时所任职的郡名来命名的，具体时间则是永和二年(346)，这一时间明显错误。因为释道安此时还未南下，更不在襄阳。道安是兴宁三年(365)到达襄阳的，因为此年四月五日习凿齿在襄阳写信给道安邀请他前来襄阳。而前文说，长沙太守舍宅建寺，请求道安从襄阳派弟子襄理，可见，长沙寺的修建一定是在兴宁三年之后、太元三年(378)之前。《高僧传·释昙翼传》没有记载初修长沙寺所用的时间，而《名僧传抄》残卷则记载：“翼贞锡，南怔，至即缔构，一年功毕，名长沙寺。”[30]可见，长沙寺的初建历时一年。在后文将会叙述，昙翼随荆州刺史的迁镇行动至上明的时间是在东晋太元三年(378)底。如果《名僧传抄》所记长沙寺初修历时一年，则可知昙翼受其师派遣至江陵的时间是太元二年，长沙寺也就是太元二年始建的。

　　关于长沙寺的修造，现存史料中较为详尽地叙述了造像的雕凿情况。约在淝水之战后，昙翼从上明回到江陵长沙寺，“丹诚祈请，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斋座”。[31]这是说，长沙寺有舍利供奉。《高僧传·释昙翼传》记载了为修造长沙寺而人巴陵君山伐木之事，可见，在太元末，昙翼扩建长沙寺的步伐一致未曾停歇。昙翼为长沙寺迎来传说中的阿育王所造佛像。这在当时佛教界是一件大事，此寺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根据《高僧传·释法遇传》记载，在襄阳被前秦军队包围前，道安派遣其徒法遇等到江陵。法遇住锡长沙寺，成为此寺的住持人。而东晋时期，“长沙寺复有僧卫沙门，学业甚著，为殷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为之注解”。[32]此外，常住此寺然不见于记载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僧人很多，因为从《高僧传·释法遇传》等材料推测，此寺是荆州最有影响的佛寺。

　　江陵竹林寺，是宁蛮校尉刘遵所修建。关于江陵竹林寺的修建的发起者，文献记载有差异。《高僧传》记载为刘遵，如《高僧传》卷六《释道祖传》记载：“远又有弟子昙顺，……南蛮校尉刘遵，于江陵立竹林寺，请经始，远遣徙焉。”[33]也有文献记载为刘遵考，如宋陈舜俞庐山记《庐山记》卷三记载：昙顺“人庐山，从远师同修西方净社，志道不群，利济为本。宁蛮校尉刘遵考于江林立寺，请师经始，远师遣从之”。[34]《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也作了同样的记载：法师昙顺，“宁蛮校尉刘遵孝[35]，于江陵立寺，要师经始，盛弘念佛三昧之道。”[36]经过查考，此中所说的启动修造竹林寺的南蛮校尉应该是刘遵，因为刘遵考任南蛮校尉的时间是在刘宋。

　　关于刘遵，正史有若干记载。刘遵，字慧明，临淮海西人，刘道规从母兄萧氏舅。官至右将军、宣城内史、淮南太守。刘遵任南蛮校尉的时间是在平定卢循叛乱期间的。卢循以荀林为南蛮校尉，而时任都督荆宁秦梁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的刘道规“解南蛮校尉印以授咨议参军刘遵。驰往攻谦，水陆齐进。谦大败，单舸走，欲下就林，追斩之。还至浦口，林又奔散。刘遵率军追林，至巴陵，斩之。”[37]——这些事都发生于义熙六年(410)。大概从此时起刘遵即任南蛮校尉。根据《宋书·武帝本纪中》记载，义熙八年四月，刘毅代刘道规为荆州刺史。“丹阳尹郗僧施并深相结。及西镇江陵，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请僧施为南蛮校尉。”[38]可见，义熙八年接替刘遵任南蛮校尉的是郗僧施。由此推知，竹林寺是在义熙六年至义熙八年四月刘遵任南蛮校尉时修造的。而刘遵卒于义熙十年(414)，而庐山慧远圆寂于义熙十二年。这与《高僧传》的记载一致。

　　根据《宋书》卷五十一记载，刘遵考是刘裕的族弟。在征讨卢循时，刘遵考“封乡侯。自建威将军、彭城内史随高祖北伐。时高祖诸子并弱，宗室唯有遵考。长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东北平阳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关中失守，南还，除游击将军，迁冠军将军。”[39]《宋书·文帝本纪》记载：“元嘉三年十一月己亥，以南蛮校尉刘遵考为雍州刺史。”[40]可见，刘遵考任南蛮校尉是在刘宋时期，而此时庐山慧远已经圆寂多年，这与《高僧传·释道祖传》记载的庐山慧远应南蛮校尉刘遵的邀请派遣昙顺至江陵竹林寺弘扬的说法不合。

　　竹林寺初建完成后，因有庐山慧远高足昙顺的住持而颇受瞩目。昙顺在刘宋时期仍然在竹林寺弘法。庐山慧远的另一高足释昙邕也住锡于竹林寺。大概在其师慧远圆寂之后，昙邕离开庐山，至江陵竹林寺，后来圆寂于此寺。

　　江陵又有高悝寺，为时任荆州刺史的司马休之所建。《高僧传》卷七《慧观传》记载：鸠摩罗什圆寂后，慧观乃“南适荆州，州将司马休之，甚相敬重，于彼立高悝寺。使夫荆楚之民，回邪归正者，十有其半”。[41]从这一段文字叙述的历史事实中，可以大致推知高悝寺初建时代。

　　司马休之(?—417)，字季豫，河内温人。以讨王恭功拜龙骧将军襄城太守，镇历阳。北魏天兴五年(402)，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被桓玄逼逐，遂奔慕容德。及玄诛，还建业，复为荆州刺史。”[42]此文未曾明确记载休之被桓玄驱逐的具体时间。根据《晋书·安帝本纪》记载，元兴元年(402)春正月以后将军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元显前锋，前将军、谯王尚之为后部讨伐桓玄。此年三月，刘牢之叛降于桓玄，东晋军队被桓玄打败。桓玄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等等。从这些事变考知，休之任荆州刺史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魏书·司马休之传》在上文之后说：“刘裕诛玄后，还建邺，裕复以休之为荆州刺史。”此传后文直接叙述，至义熙十年(414)，司马休之子谯王司马文思“性凶暴，好通轻侠”，引起刘裕的戒心，交付廷尉，诛司马文思党羽，并把司马文思执送休之“令自训厉”，意思要休之自行了断。司马休之上表要求废掉司马文思谯王的封号，刘裕不同意。司马休之、鲁宗之等发兵起义。义熙十一年(415)四月，刘裕击败司马休之四万军队，攻克江陵。休之父子、鲁宗之等逃往后秦依附姚兴。刘裕诛杀桓玄的时间是东晋元兴三年(404)，如果单纯依照此文去理解，似乎司马休之从元兴三年就开始任荆州刺史，因此高悝寺一定是在东晋元兴三年(404)至义熙十一年(415)之间修建的。然而，史籍所记载的司马休之任荆州刺史的时间颇为复杂。

　　根据《晋书·安帝本纪》等记载，东晋末年担任荆州刺史者如下：《晋书·安帝本纪》记载：“元兴三年三月，刘裕诛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司州刺史温详。”[43]可见，元兴三年(404)三月之前担任荆州刺史的是王绥。王绥被杀后，接续荆州刺史的是司马休之。《安帝本纪》又记载：“义熙元年三月，桓振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于襄阳。”元兴三年十月改元义熙，可见，在重任荆州刺史一年后，司马休之就败于桓振，后征拜后将军、会稽内史。根据《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记载，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荆州刺史魏咏之薨。”[44]可见，在中央朝廷的军队重新夺回江陵后，接续司马休之任荆州刺史的是魏咏之。

　　荆州刺史魏咏之卒后，习辟疆与江陵令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荆州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任荆州刺史。[45]荆州局势渐趋稳定。后来，“征西将军、荆州刺史道规疾患求归。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代之。”[46]刘道规卒于义熙八年闰六月[47]。接续刘道规担任荆州刺史的是刘毅，但不服从刘裕，欲密谋造反。当年九月，刘裕矫诏下令攻杀刘毅，“又假黄钺，率诸军西征。以前镇军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怜镇丹徒，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建威将军，配以实力。壬午，发自京师。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十月，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48]不过，至义熙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并举兵贰于刘裕，裕帅师讨之”。三月“壬午，刘裕及休之战于江津，休之败，奔襄阳。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49]

　　由此上述考辨可知，司马休之曾三任荆州刺史，第一次为东晋元兴元年(402)，第二次为元兴三年三月至义熙元年(405)三月，为时一年。第三次为义熙八年九月至义熙十一年三月，为时近三年。司马休之第一次和第二次任职荆州，不但时间短，而且面临战乱，由他发起修建佛寺的时机不佳，因此高悝寺一定是在其第三次任荆州刺史时所修建，很大可能在义熙九年或者十年。

　　《高僧传·慧观传》记载，高悝寺是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为慧观所修造，而参照觉贤之行历则可更清楚此寺的建造背景。

　　《出三藏记集》卷十四《佛驮跋陀罗传》记载：佛驮跋陀罗以义熙八年(412)，到达荆州，“时陈郡袁豹，为宋武帝太尉长史，在荆州。佛贤将弟子慧观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饱辞退。豹曰：‘似未足。且复小留。’佛贤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设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饭，饭果尽。豹大惭。……豹深叹异，以启太尉。太尉请与相见，甚崇敬之，资供备至。俄而太尉还都，请与俱归，安止道场寺。”[50]稍作考辨就会发现，这一记载相当准确。《宋书》卷二《武帝本纪》记载：义熙八年九月“壬午，发自京师，……遣参军王镇恶，……前袭江陵。十月，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51]而《宋书》卷五十二《曹豹传》记载：“孟昶卒，豹代为丹阳尹。义熙七年，坐使徙上钱，降为太尉咨议参军，仍转长史。从讨刘毅。”[52]曹豹于义熙八年确实是太尉长史，且跟从太尉刘裕至荆州。义熙九年，曹豹卒于太尉长史位，时年四十一。从这些记载可知，经过曹豹介绍，刘裕接见了佛驮跋陀罗，并且在义熙九年二月回建康时邀请佛驮跋陀罗到建康，住于道场寺。佛驮跋陀罗离开荆州，而慧观则未必跟随。

　　从上述考辨分析可知，确实如《高僧传·慧观传》所说，高悝寺是荆州刺史司马休之为慧观所建，时间大概在义熙九年(414)。慧观至少在此寺住锡两年，然后至建康。

　　东晋时期的江陵又有一座赡养寺。《高僧传》卷十二《释法恭传》记载：“释法恭，姓关，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赡养寺。后出京师，住东安寺。少而苦行殊伦，服布衣，饵菽麦，诵经三十余万言。每夜讽咏，辄有殊香异气，人恭房者，咸共闻之。又以弊纳聚蚤虱，常披以饴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阳文王义季等，并崇其德。所获信施，常分给贫病，未尝私蓄。宋太始中还西，卒于彼，春秋八十。”[53]尽管僧传将此僧标为“宋京师东安寺释法恭”，但“宋太始中还西”一句似乎是暗示他晚年回到江陵赡养并且卒于此寺。而从其享年八十且被宋武帝、文帝、明帝三代皇帝礼敬等细节推知，此寺的修造是在东晋时期。文中所说的“衡阳文王义季”是宋武帝刘裕的七子，宋文帝的异母弟。

　　根据《宋书·文帝本纪》记载，东晋义熙末年，刘义隆被“授都督荆益宁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广平扬州之义成松滋四郡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持节如故”，刘裕令刘义季跟随。刘裕登基之后，封刘义隆为“封宜都王，食邑三千户。进督北秦，并前七州。进号镇西将军，给鼓吹一部。又进督湘州，是岁入朝，时年十四。行台至江陵，进玺绂。”[54]刘义隆镇江陵，直至被迎立登基做皇帝，是为景平二年(424)八月。《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载叙述衡阳王经历时说：“太祖为荆州，高祖使随往江陵，由是特为太祖所爱。元嘉元年，封衡阳王，食邑五千户。五年，为征虏将军。八年，领石头戍事。九年，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右将军、南徐州刺史。”[55]从这一叙述看，元嘉元年(424)之前，刘义季一直跟相随其兄在江陵，而刘义隆做皇帝之后，刘义季大概随其兄回京城，且被封为王，时年十岁。元嘉十六年，衡阳王代临川王刘义庆“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给鼓吹一部。二十年，加散骑常侍，进号征西大将军，领南蛮校尉。”[56]元嘉二十一年，衡阳王又被任命为都督南兖、徐、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于此时，刘义季离开了江陵。元嘉二十四年(447)八月，刘义季薨于彭城，时年三十三。

　　从以上材料可推知，刘义季年幼时跟随其兄常驻江陵，元嘉元年(424)，刘义季十岁时回建康。二十六岁时，刘义季又回到江陵，任荆州刺史等要职五、六年。《高僧传·法恭传》记载说，法恭获得了宋武帝、宋文帝和衡阳王的礼遇，从衡阳王成年后的行踪分析，法恭到达建康的时间不会早于元嘉元年，而从衡阳王与法恭交往的可能性考虑，法恭至建康的时间很大可能不会早于衡阳王赴任江陵的时间元嘉十六年(439)。

　　由此可见，法恭在江陵弘法的时间很长。而《高僧传·法恭传》记载，法恭于宋泰始年(465—472)中“还西，卒于彼，春秋八十”[57]，如果假定法恭圆寂于泰始七年(472)，则可推出其生年为393年。从这些材料综合考虑可推知，法恭出家的时间至迟应在东晋义熙末年。可见，江陵安养寺应是东晋时期修建的佛寺。

　　江陵又有琵琶寺，从现存文献推测，大概建于东晋末期，至少在刘宋元嘉初期就已建成。依《高僧传》卷十《释慧安传》所说，释慧安出家做沙弥的时间。释慧安，“未详何许人。少经被虏，属荆州人为奴，执役勤紧，主甚爱之。年十八听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风貌庸率，颇共轻之。时为沙弥，众僧列坐，辄使行水，安恒执空瓶，从上至下，水常不竭，时咸以异焉。及受具戒，稍显灵迹。”[58]从僧传叙述看，慧安是以“神通”震惊时人的高僧。他十八岁出家作沙弥时，即住于江陵琵琶寺。在受具足戒之后，仍然住于此寺多年。后来跟随商人“人湘川。中路患痢极笃，渭船主曰：‘贫道命必应尽，但出置岸边，不须器木。气绝之后，即施虫鸟。’商人依其言，出卧岸侧，夜见火炎从身而出。商人怪惧，就往观之，已气绝矣。商人行至湘东，见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这一段文字显示，此僧卒于湘东。而同伴慧济“后至陟屺寺，诣隐士南阳刘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礼之，谓济曰：‘此得道之人，人火光三昧也。”[59]这一段文字等内容颇显神秘，但可借助于文中提及的慧济至陟屺寺向隐士南阳刘虬叙述此事的细节大致确定琵琶寺初建的时间区间。

　　刘虬是当时著名的隐土。刘宋太始年中(465—471)宦任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令。齐萧子良《与荆州隐士刘虬书》中说：“刘虬初为富阳令，后为南郡丞，顷之自免，始事拂衣，时年三十二，论者比汉疎邴焉。遂辟谷却粒，饵术衣麻，布衣草层，茅室土帐，礼诵长斋，六时不缺，世谛典籍不复修综，碁书小艺一切屏绝，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义，当时莫能屈。注《法华》等经，讲《涅盘》、大小品等。”[60]刘虬主要隐居地就在荆州的江陵。齐建武二年(495)冬卒于江州，享年五十八(一说六十)。这座寺额为陟屺寺的佛寺在江陵，传说是荆州隐士刘虬舍宅而建。如萧子良文中所说，刘虬三十二岁即隐居，此年即为468年。慧济至陟屺寺拜访刘虬告知释慧安圆寂之神异的时间必然在468年至493年之间[61]。假定释慧安六十岁圆寂的话，则其十八岁止江陵琵琶寺的时间在刘宋初期。琵琶寺也应在释慧安出家就已建成，并且有师可依止。

　　释僧隐，姓李，秦州陇西人。《高僧传·宋江陵释僧隐传》记载：僧隐，“家世正信，隐年八岁出家，便能长斋。至十二，蔬食，及受具戒，执操弥坚。常游心律苑，妙通《十诵》，诵《法华》、《维摩》。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深解律要。高公化后，复西游巴蜀，专任弘通。”[62]玄高禅师(402—444)在凉地的下限为北魏太武帝灭凉的时间——439年。“顷之，东下，止江陵琵琶寺，谘业于慧彻。彻名重当时，道扇方外。隐研访少时，备穷经律，禅慧之风，被于荆楚。”[63]从此文推知，释僧隐至江陵的时间也在刘宋初年。

　　琵琶寺又有释僧彻，“年十六，人庐山造远公，远见而异之，……由是乃止。至年二十四，远令讲《小品》……由是门人推服焉。远亡后，南游荆州，止江陵城内五层寺，晚移琵琶寺。”[64]不知释僧隐之师慧彻与僧彻是不是同一位僧人?

　　与琵琶寺难于确知是否为东晋末年所造不同，释僧彻曾经住锡的五层寺确实是东晋时期修造的佛寺。

　　五层寺修建于东晋时期的直接证据是《高僧传》卷七《释僧彻传》所说，僧彻在慧远“亡后，南游荆州，止江陵城内五层寺。”[65]庐山慧远卒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而如果僧彻在慧远圆寂的一两年内至江陵住锡五层寺，则可推知五层寺至迟修建于东晋末年。此外，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在叙述上明寺的修造时提及江陵“四层寺”，很大可能二者指的是同一所佛寺。确实如此的话，则此五层寺的建寺时间要早于长沙寺。

　　《高僧传》卷七《释法愍传》记载：“释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笃志经籍。十八出家，便游践州国，观风味道。《波若》、《数论》及诸经律，皆所游刃。后憩江夏郡五层寺。时沙门僧昌于江陵城内立塔，刺史谢晦欲坏之。愍闻，故往谏晦，晦意不止。”[66]此文中所叙述的僧昌，慧皎《高僧传》未立传，而残存的宝唱《名僧传抄》中列有“宋谢寺僧昌”，而残卷文末“名僧传说处”则有“僧昌造佛像十五躯皆高一丈八尺事”[67]的条目。值得注意的是，此中写的是僧昌的僧籍是“谢寺”，传文中重要内容之一是僧昌造高一丈八尺高的佛像共十五躯，未曾提示在五层寺内立塔之事。

　　关于谢晦下令拆毁五层寺佛塔之事，《广弘明集》卷十二所收载唐初沙门释明槩《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并表》一文说：“宋臣谢晦，身临荆州城，内有五层寺，寺有舍利塔。晦性凶悖，先无诚信云：‘寺塔不宜在城。’令毁而出之。……不久叛逆寻被诛灭。此事并如宋《宣验记》说，略依记传疏此事条。”[68]谢晦(390—426)，东晋时为孟昶建威中兵参军，刘欲为东晋太尉世任参军等职。刘欲篡位建宋后，迁中领军，以佐命功封武昌县公，转领军将军散骑常侍。宋少帝即位后，加领中书令，寻与徐羡之、傅亮行废立，出为都督荆湘雍益宁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文帝即位，加使持节，寻进号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元嘉三年，举兵拒命，为檀道济所破，伏诛。从谢晦的履历可知，他任荆州刺史的时间为刘宋少帝登基(423)至文帝元嘉三年(426)，而欲毁坏五层寺舍利塔之事即发生于此一时间段之中。

　　江陵又有辛寺，在东晋南朝时期颇为有名，很多高僧住锡其中。从《高僧传》的有关记载推测，此寺最迟建于东晋末年。

　　《高僧传》卷七《释昙鉴传》记载，昙鉴，姓赵。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为师。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学究群经，兼善数论。闻什公在关，杖策从学，什常谓鉴为一闻持人。后游方宣化，达自荆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顺，励行弥洁。常愿生赡养，瞻觐弥陀”。[69]昙鉴是信仰弥陀净土的高僧，春秋七十时圆寂。

　　从厨宾来的昙摩耶舍也曾经在辛寺传播禅法。《高僧传》卷一《昙摩耶舍传》记载：“昙摩耶舍，此云法明，厨宾人。少而好学，年十四为弗若多罗所知。长而气干高爽，雅有神慧。该览经律，明悟出群。陶思八禅，游心七觉，时人方之浮头婆驮。”[70]三十余岁，“欲游方授道。既而腧历名邦，履践郡国。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普明谘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来人长安。时姚兴借号，甚崇佛法。耶舍既至，深加礼异。会有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来人关中，同气相求，宛然若旧，因共耶舍译《舍利弗阿毗昙》，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至十六年翻译方竟，凡二十二卷。伪太子姚泓亲管理味，沙门道标为之作序。耶舍后南游江陵，止于辛寺，大弘禅法，其有味靖之宾，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凡士庶造者，虽先无信心，见皆敬悦。”[71]关于《舍利弗阿毗昙》翻译完成的时间，释道标《舍利弗阿毗昙序》记为弘始十七年(415)，两年后，后秦被东晋太尉刘裕所灭。昙摩耶舍大概是在此事变前后南下至荆州江陵卒寺的，从传文叙述看，在当时影响很大。刘宋建政之后，昙摩耶舍仍然在此地此寺传禅法。

　　《高僧传·昙摩耶舍传》记载，昙摩耶舍于宋元嘉(424—453)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此传文中说，他于东晋隆安(397—401)中到达广州时已经八十五岁，若如此，则回西域时已超过百岁。或者，“时年已八十五”传抄有误。《高僧传》称其为“晋江陵辛寺昙摩耶舍”，可见昙摩耶舍南下后主要在江陵辛寺弘法。

　　昙摩耶舍有弟子法度，其严格的小乘修行做法引起时人注意。《高僧传·昙摩耶舍传》记载：“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生男，仍名南康，长名金迦，人道名法度。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唯礼释迦，五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阳尹颜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72]对此，《出三藏记集》卷五收有《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一文批评此事，而从文的表述看，法度似乎是元嘉时期方才归依昙摩耶舍。

　　根据《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记载，卑摩罗叉也曾经在江陵辛寺弘宣《十诵律》。卑摩罗叉“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及龟兹陷没，乃避地焉。顷之，闻什在长安大弘经藏，又欲使毗尼胜品复洽东国，于是杖锡流沙，冒险东人。以伪秦弘始八年，达自关中，什以师礼敬待，叉亦以远遇欣然。及罗什弃世，叉乃出游关左，逗于寿春，止石涧寺。律众云聚，盛阐毗尼”。后来，“南适江陵，于辛寺夏坐，开讲《十诵》”。[73]在江陵辛寺，有释慧猷成为卑摩罗叉的弟子。《高僧传》卷十一《释慧猷传》记载：“释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后专精禁。时有西国律师卑摩罗叉来适江陵，大弘律藏，猷从之受业，沈思积时。乃大明《十诵》，讲说相续，陕西律师莫不宗之。后卒于江陵，著《十诵义疏》八卷。”[74]卑摩罗叉至江陵最晚为刘宋初年，而慧猷少年出家即住辛寺，在受具足戒之后一段时间方礼卑摩罗叉为师。由此可推知，江陵辛寺确实属于东晋时期修造的佛寺，且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

　　四、上 明

　　东晋时期，荆州上明县(今湖北省松滋市)有一所佛寺，在东晋和南朝有较大影响，是道安高徒昙翼所修。

　　在兴宁三年(365)至太元三年(378)之间的某年，昙翼于江陵主持修造长沙寺。此后，“互贼越逸，侵掠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翼又于彼立寺。群寇既荡，复还江陵，修复长沙寺”。[75]对此，《名僧传抄》记载：“及丘贼入境，抄掠汉南，江陵阖境，避难上明。翼又于上明造东寺。”[76]此中，如汤用彤所指出，《名僧传抄》所说“丘贼”是指丘沈，但此事发生于西晋末年，时代不合。而《高僧传》的“互”为“丕”之误，即指苻丕侵犯攻打襄阳之事。[77]

　　根据《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和《晋书》卷九《孝武帝本纪》等史籍的记载，东晋太元三年(378)二月，苻坚遣其尚书令苻丕率司马慕容晾、苟苌等步骑七万围攻襄阳。此年八月七日，使持节、都督荆梁宁益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桓豁卒。十月六日，东晋朝廷以车骑将军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宁交广七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而桓冲到江陵，以为其时苻坚前秦强盛，欲将荆州州治从江北的江陵移至江南，于是上疏说：“今宜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南平孱陵县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资业军人。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余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峡。若狂狡送死，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接会济江，路不云远，乘其疲堕，扑翦为易。臣司存阃外，辄随宜处分。”[78]朝廷同意后，桓冲移镇上明，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在前秦的进攻下，江陵一度失陷。太元八年十月，东晋军队在淝水大败前秦军队，荆州的危险解除。此时，昙翼又回到江陵继续修造长沙寺。而荆州镇上明的格局暂未改变，这对佛教在上明传播提供了保障。

　　关于上明寺的修造，尽管文献记载在细节上还有一些差异，但时间和主持者是基本一致的。如上引《高僧传》和《名僧传抄》所记，道安弟子昙翼在桓冲移镇上明时从江陵南下，于其地修造佛寺，至“群寇既荡”之后，回到江陵开始修复长沙寺，所以上明寺”是东晋太元三年(378)底开始建造的。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记载：在东晋之初，于松滋之地此“置河东，改迁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间，类蒲州河曲，故有河东目也。有东、西二寺。昔苻坚伐晋，荆州北岸并没属秦。时桓冲为荆牧，邀翼法师度江造东寺安长沙寺僧，西寺安四层寺僧。苻坚殁后，北岸诸地还属晋家，长沙、四层诸僧各还本寺。西，东二寺因旧广立”。[79]桓冲于太元三年(378)十月任荆州刺史后，将州镇迁移到长江南岸的上明，同时也将原江陵长沙寺、四层寺[80]的僧人一同迁移到上明。为了安置这些从江陵来的僧人，桓冲邀请昙翼于上明造新佛寺。

　　关于昙翼在上明所造佛寺的寺额，梁慧皎《高僧传》卷五《昙翼传》未曾标明，而在此书其它几卷中多次出现“上明寺”。《名僧传抄》所录《昙翼传》说，昙翼于“上明造东寺”，但在其它部分又出现“上明寺”的提法。综合诸种文献记载，在桓冲移镇上明期间，在上明修建了东寺和西寺两座佛寺，而习惯上以“上明寺”称呼“上明东寺”。

　　关于上明东寺，《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一，关于大殿和塔：“大殿一十三间，惟两行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迭，国中京冠。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四铁镬，各受十余斛，以种莲华。殿前塔，宋谯王义季所造。”[81]其二，关于“寺房”：“寺房五重，并皆七架，别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庄严最胜，夏别常有千人。四周廊庑减一万间。寺开三门，两重七间，两厦殿宇横设，并不重安。约准地数取其久故。”[82]此寺殿宇至唐初仍然存在，如文中说：“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余无有损败。东川大寺唯此为高，映曜川原实称壮观也。”

　　关于上明东寺从东晋至隋在弘法等方面的成就，《法苑珠林》卷三十九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自晋宋齐梁陈氏，僧徒常数百人。陈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净人数千。……寺内僧众兼于主客，出万余人，当途讲说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圣果，各领千僧。余小法师五百余人，十诵律师有四十人，九人得圣。大小乘禅师八百余人，其得圣人二百二十四人。徒众严肃，说不可尽。”[83]此外，此寺重视研习经义，特别规定：“寺法立制，诵经六十纸者免维那，诵《法华》度免直岁。”[84]这一规定，有效保证了义学沙门的较高地位。

　　道世在文中特别指出了上引文字的来源：“余与慈恩寺嵩法师，交顾积年。其人即河东罗云法师之学士也，云此寺本曾住万僧，震旦之最。闻之欣然，莫测河东之号，请广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观也。”[85]此中所说的“罗云法师”，《续高僧传》卷九有传。

　　释罗云(543—616)，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从上明东寺出家，志操所怀，附参成德”。后至金陵更随道朗学习三论。“云以三论奥义未被荆南，二障多阻”，于是回到故乡，“有龙泉寺，地隔嚣尘，心存闲旷，乃居之五十余年。修缉栋宇，常坐不卧，领徒五百，时呈翘楚。”[86]此地“昔释道安于上州东寺造堂七间，昙翼后造五间，连甍接栋横列十二。云此堂中讲四经、三论各数十遍，不于文外别有撰述，皆心思口演，水释理顺，故得空、有两忘，教义双举。”[87]道宣于此传中提及道安造上明东寺大殿的传说：“传云：安公乘赤驴，从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覆，捡技两寺并四层三所。人今重之名为驴庙，此庙即系驴处也。”[88]对这一传闻，道世向罗云法师的弟子慈恩寺嵩法师询问：“弥天释氏宇内式瞻云‘乘赤驴荆、襄朝夕而见’，未审如何?”嵩法师回答说：“虚也。”道世又问：“若尔虚传，何为东寺上有驴台，岘南有中驴村?据此行由，则乘驴之有地也。”回答是：“非也。后人筑台于寺，植树供养焉。有佛殿之侧顿置驴耶?又中驴之名，本是闾国郗国之故地也。后人不练，遂妄拟之。”[89]道世的记载是对的，道宣所记纯粹是传闻，不足凭信。

　　上明寺的修造是在襄阳被前秦军队包围的情况下发生的。而道安被东晋守将朱序所限制，不得离开襄阳。此时道安又一次分张徒众，慧远兄弟等都是在此背景下离开襄阳的，有些还到了上明寺。如《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记载：“后随安公南游樊河。伪秦建元九年，秦将符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90]《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记载，慧远也跟随慧远之荆州住于上明寺，不久又一起至庐山。

　　竺僧辅以及道安弟子昙徽也于此时南下至上明寺。

　　关于上明西寺，见于记载的不多。唐初沙门释法琳撰《辩正论》卷七依据《宣验记》说：

　　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郡郭宣与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已后，夜三更，梦一菩萨慰喻之，告以大命无忧，亦觉而锁械自脱，及晓还著，如是数过。此二人相庆发愿，若得免罪各出钱十万与上明西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愿送钱向寺，处茂违誓不送。卢循起兵，茂在戎，于查浦为流矢所中。未死之间曰：“我有大罪。”语讫而。[91]

　　此故事说明，上明西寺在东晋末年颇有影响。

　　此外需要指出，不管《高僧传》、《续高僧传》以及《名僧传》等有关南北朝佛教的史籍标明的是“荆州上明寺”还是“江陵上明寺”，指的都是的今湖北省松滋市的佛寺。如梁宝唱《名僧传》现存目录中有“晋江陵上明寺释昙微”和“宋江陵上明寺释惠庄”的说法，但不能依此而说今日江陵市于东晋时期有上明寺，因为南朝时期有“江陵郡”的设置。关于江陵，汉代设置江陵县，为南郡治所。南齐时改置江陵郡，而松滋县则直属江陵郡管辖，因而说“江陵郡”的“上明县”也是可以的。

　　五、武陵、长沙

　　见于《高僧传》记载，东晋时期今湖南省内至少有三座佛寺，一所位于武陵郡(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西)的平山，一所位于长沙的岳麓山，一所位于武当山。

　　《高僧传》卷十三《释慧元传》记载，释慧元，河北人。“为人性善，喜愠五色。常习禅诵经，劝化福事，以为恒业。晋太元初，于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余僧。飧蔬幽遁，永绝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此寺后来习称平山寺，是目前所知唐初之前佛教史籍所记载的今湖南境内较早的佛寺。《高僧传·释慧元传》记载，慧元于太元十四年(389)圆寂之后，此寺仍然有僧居住修道，“寺内常闻空中应时有磬声，依而集众，未尝差失。沙门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节，后绝粒唯饵松柏，因登山蝉蜕焉”。[92]

　　关于释慧元，唐代僧人神清《北山录》卷八说：“崔慧元营寺于武陵。既殁，武当山下有见者，神色甚畅，寄语于寺僧曰：‘勿令寺业有废。’自是空中依时有磐声也。”[93]《北山录》大概以俗姓称呼释慧元，其余文字与《高僧传》相同。

　　关于岳麓山寺的初建，唐代之后的说法都以之初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此说不知其最终根据为何，而被后世所称道的唐代大书法家李邕所撰写的《麓山寺碑》无疑使这一说法得到广泛传播，宋代《佛祖统纪》直接将此事编人泰始四年下。

　　《麓山寺碑》，常称“李北海碑”，唐开元十八年(730)李邕赴贬所途中撰书，黄仙鹤篆刻。世人以为李邕与黄仙鹤是两人，《岳麓书院志》则言之凿凿地说“仙鹤为邕托名”。湘人将文、书、刻三者都归并于李邕，并据此称为“三绝碑”。此碑叙述了麓山寺修造以来的历代高僧事迹。关于此寺的早期历史，碑文说：

　　麓山寺者，晋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禅师者，振锡江左，除结涧阴，尝与炎汉太宗长沙清庙栋宇接近，云雾晦冥，赤豹文狸，女萝薜带。山只见于法眼，窦后依于佛光，至请旧居，特为新寺。禅师洎翌日，弘聚谋界众表之。明诏行矣。水臬有制，丘墟尽平。太康二载，有若法导禅师，莫知何许人也。默受智印，深入证源。不坏外缘，而见心本。无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启灵应。神僧银色化身丈余，指定全模，标建方面。法物增备，檀供益崇。广以凌云之台，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禅师者，江夏人也。空慧双铨，寂用同辔。慈目相视，净心相续。综核万法，安住一归。注《大道经》，究上乘理。永托兹岭，克终厥生。逮宋元徽中，尚书令湘州刺史王公讳僧虔，右军之孙也。信尚敬田，作为塔庙。追存宝相，加名宝山，矧乎弓冶笔精，陶甄意匠。留书藏石，缄妙俟时。候法宇之伍，期珍价以兴茸。远虑将久，遗事未彰。……此文说，麓山寺为晋太始四年(268)法崇禅师所立，太康二载(281)法导禅师“大起前功”，后则有法愍禅师安住此寺，注释《大道经》。此中所说的法导禅师，不见于僧传，竺法崇和法愍禅师则于梁慧皎《高僧传》中有简略传记。《高僧传》卷四《竺法崇传》全文如下

　　竺法崇，未详何人，少入道，以戒节见称，加又敏而好学，笃志经记，而尤长《法华》一教。尝游湘州麓山，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舍所住山以为寺。崇居之少时，化洽湘土。后还剡之葛岘山，茅庵涧饮，取欣禅慧。东瓯学者，竞往凑焉。与隐士鲁国孔淳之相遇，每盘游极日，辄信宿妄归，披衿顿契，自以为得意之交也。崇乃叹曰：“缅想人外三十余年，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后淳之别游。崇咏曰：“皓然之气，犹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谓乎?”崇后卒于山中。著《法华义疏》四卷云。[94]

　　首先须指出，此传所写确实与上述李北海《麓山寺碑》所说法崇禅师为同一僧人。然将二者对照考辨，便可发现，法崇禅师并非西晋僧人，而是东晋时期僧人。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高僧传·竺法崇传》所叙述的被法崇当作知己的“隐士鲁国孔淳之”。

　　关于孔淳之，《宋书》和《南史》都将其列入“隐逸传”中。经过对照，《南史》卷七十五《孔淳之传》文字稍多，然与《宋书》卷九十三《孔淳之传》相比，仅是多了几段趣事，主体部分相同。鉴于《宋书》撰成时代早很多，在此仅仅引用《宋书》传文作分析。

　　孔淳之(372—430)，字彦深，鲁郡鲁人。《宋书》卷九十三《孔淳之传》说：

　　祖恢，尚书祠部郎。父粲，秘书监征，不就。淳之少有高尚，爱好坟籍，为太原王恭所称。居会稽剡县，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其幽峻，或旬日忘归。当游山，遇沙门释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载。法崇叹曰：“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公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也。”及淳之还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参军，并不就。居丧至孝，庐于墓侧。服阕，与征士戴颥、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为人外之游。弘以女适淳之子尚。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入郡，终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芜径，唯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复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为广州刺史，出都与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驾东归，遂不顾也。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95]

　　将此传中的文字与上引《高僧传·竺法崇传》中有关法崇与孔淳之交游的文字对照便可发现，二者所叙述基本事实相同，而《宋书》稍微详细些，尤其是补充了二人在一起游山三年的细节。

　　现存的文献中都未列出法崇的生卒年，而从《宋书·孔淳之传》所列孔淳之的几件事可以推知，法崇到会稽是在东晋末年。理由是：《宋书·孔淳之传》说“会稽太守谢方明苦要人郡，终不肯往”。经查《宋书》卷五十三《谢方明传》可知，谢方明于永初三年(422)“出为丹阳尹，有能名。转会稽太守”。[96]元嘉三年(426)，谢方明卒于会稽太守位，年四十七。

　　从谢方明的这一行历以及谢方明曾经守孝三年等事可以推出，法崇与孔淳之的交游发生于东晋末年，至少是义熙末年。谢方明卒年为元嘉三年(326)，前推八年(守孝三年加二人一起交游三年，再加“服阕”后与戴颐、王弘之、王敬弘等共游的时间)，可得义熙十四年(418)为法崇结识孔淳之的下限。然后，依据法崇与孔淳之交游时所说的话——“缅想人外三十余年，倾盖于兹，不觉老之将至”，可大致知晓二人相识时法崇正处于由中年向老年阶段的变化。因为法崇“少人道”以及“缅想人外三十余年”，二者迭加即可得法崇于东晋末年至会稽与孔淳之相识时，最大可能是四十余岁。

　　僧传说：法崇在湘州麓山以山为寺，且“居之少时，化洽湘土”[97]，然后再至会稽。如僧传的叙述中间无时间上的间断的话，法崇建麓山寺的时间也是在东晋安帝时期，很大可能是在义熙年(405—418)中期。

　　前引《麓山寺碑》中说到法愍禅师，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有传，署为“宋长沙麓山释法愍”，而梁宝唱《名僧传》则标示为“晋江夏五层寺法愍”。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说，法愍禅师为“北人”，而《麓山寺碑》说其为“江夏人”。梁慧皎《高僧传》卷七记载：“时沙门僧昌于江陵城内立塔，刺史谢晦欲坏之。愍闻，故往谏晦，晦意不止。愍于是隐迹于长沙麓山，终身不出。”[98]前文已经考证，谢晦任荆州刺史的时间为刘宋少帝登基(423)至文帝元嘉三年(426)，而欲毁坏江陵五层寺舍利塔之事即发生于此一时间段之中。可见，法愍禅师到麓山的时间确实在刘宋时期，因此《高僧传》称其为“宋长沙麓山释法愍”很恰当。法愍在麓山著《显验论》以明因果，并注《大地道经》。后卒于麓山，春秋八十三。弟子僧道立碑颂德。

　　注释：

　　[1] 《晋书》卷15《地理志五》。

　　[2] 《宋书》卷37《州郡志》。

　　[3] 《大正藏》卷49，第33l页中。

　　〔4〕 《晋书》卷76。

　　〔5〕 《晋书》卷58《周访传》记载：“至王廙去职，诏以访为荆州。敦以访名将，勋业隆重，有疑色。其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鄙州虽遇寇难荒弊，实为用武之国，若以假人，将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领，访为梁州足矣。’敦从之。”

　　〔6〕 《晋书》卷6。

　　〔7〕 《晋书》卷6。

　　〔8〕 《晋书》卷79。

　　[9] 《晋书》卷79。

　　[10] 参见《宋书》卷36《州郡二》。

　　[11] 《宋书》卷36。

　　[12] 《大正藏》卷50，第358页下。

　　[13] 《晋书》卷66《陶侃传》。

　　[14] 参照《晋书·陶侃传》将“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参军斌与南中郎将桓宣攻石勒将郭敬”之事置于移镇武昌之后，而《晋书·成帝本纪》则将其系于咸和七年七月。

　　[15] 《晋书》卷15。

　　[16] 《宋书》卷37。

　　[17] 《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中—下。

　　[18]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中—下。

　　[19]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2页下。

　　[20] [梁]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89页上。

　　[21] [梁]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89页上—中。

　　[22] [梁]僧佑：《弘明集》卷12，《大正藏》卷52，第77页上。

　　[23]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2页中—下，

　　[24] [梁]慧皎：《高僧传》卷l，《大；正藏》卷50，第328页下。

　　[25] 《晋书》卷67。

　　[26] [唐]刘知几：《史通》卷12。

　　[27]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4页下。

　　[28]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29] [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大正藏》卷52，第415页中。

　　[30] 《名僧传抄》残卷，《续藏经》卷77，第352页中。

　　[31]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32]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6页上。

　　[33]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63页上。

　　[34] 《大正藏》卷51，第1042页上。

　　[35] 刘长东认为：《十八贤传》所言‘刘遵孝，即‘刘遵考，，考、孝形近而讹耳。其官职作‘宁蛮校尉’是。且《十八贤传》言昙顺寂于元嘉二年，也与《南史》言刘遵考在元嘉中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雍州所辖正是襄阳、荆州一带)的史事相合。”(刘长东《论慧远的净土信仰及其地域性影响——纪念佛教传人中国二千年》，《闽南佛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这一说法，与《高僧传》所说在庐山慧远圆寂之前至竹林寺的记载不一致。

　　[36] 《大正藏》卷49，第266页畔

　　[37] 《宋书》卷51。

　　[38]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39] 《宋书》卷5l。

　　[40]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1] [梁]慧皎：《高僧传》卷7，《大正藏》卷50，第368页中。

　　[42] 《魏书》卷37《司马休之传》。

　　[43] 《晋书》卷10《安帝本纪》。

　　[44] 《晋书》卷13。

　　[45] 参见《魏书》卷43《王慧龙传》。

　　[46]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7] 《宋书》卷51《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记载：义熙“八年闰月，薨于京师，时年四十三。”《晋书》卷13《天文志下》则说义熙“八年六月，刘道规卒”，《晋书·安帝本纪》则记为义熙八年七月。

　　[48] 《宋书》卷2《武帝本纪中》。

　　[49] 《晋书·安帝本纪》。

　　[50] 《大正藏》卷55，第104页上。

　　[51] 《宋书》卷2。

　　[52] 《宋书》卷52。

　　[53] 《大正藏》卷50，第407页下。

　　[54] 《宋书》卷5。

　　[55] 《宋书》卷61。

　　[56] 《宋书》卷61。

　　[57] [梁]慧皎：《高僧传》卷12，《大正藏》卷50，第407页下。

　　[58] [梁]慧皎：《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93页上。

　　[59] 《大正藏》卷50，第393页上—中。

　　[60] 《广弘明集》卷19，《大正藏》卷52，第233页上。

　　[61] 因为刘虬晚年至江州，并卒于此地。

　　[62] 《高僧传》卷ll，《大正藏》卷50，第404页中。

　　[63] 《高僧传》卷11，《大正藏》卷50，第404页中。

　　[64] 《高僧传》卷10，《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下。

　　[65] 《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下。

　　[66] 《大正藏》卷50，第372页上—中。此中所说的“江夏郡”疑误。汉代江夏郡治安陆(今湖北省云梦)，辖今豫，鄂各一部。三国魏吴各置江夏郡，孙吴江夏郡治在武昌(今鄂城)，魏江夏治上昶(今云梦西南)。晋灭吴，还治旧地，改为武昌郡。南朝宋移治夏口(今武昌)，辖区缩为今武汉及其附近一带。

　　[67] 《续藏经》卷77，第362页中。

　　[68] 《大王藏》卷52，第170页下—171页上。

　　[69]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70页上。

　　[70] [梁]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中—下。

　　[71] [梁]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中—下。

　　[72] [梁]慧皎：《高僧传》卷1，《大正藏》卷50，第329页下。

　　[73] 《大正藏》卷50，第333页中—下。

　　[74] 《大正藏》卷50，第400页下。

　　[75] [梁]慧皎：《高僧传》卷5，《大正藏》卷50，第355页下。

　　[76] 《名僧传抄》残卷，《续藏经》卷77，第352页中。

　　[77]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146页。

　　[78] 《晋书》卷74。

　　[79]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0] 如前文所叙述，当时的江陵有“五层寺”而无“四层寺”，也许二者所指相同，“四”为“五”字的误写。

　　[81]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2]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中。

　　[83]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4]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中。

　　[85]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3，第598页上。

　　[86]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上。

　　[87] [唐]道宜：《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中。

　　[88]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9，《大正藏》卷50，第493页中—下。

　　[89]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39，《大正藏》卷50，第597页下—598页中。

　　[90] [梁]慧皎：《高僧传》卷6，《大正藏》卷50，第358页上。

　　[91] 《大正藏》卷52，第538页上。

　　[92] 《大正藏》卷50，第410页上。

　　[93] 《大正藏》卷52，第623页下。

　　[94] 《高僧传》卷4，《大正藏》卷50，第350页中—下。

　　[95] 《宋书》卷93《孔淳之传》。

　　[96] 《宋书》卷53。

　　[97] 《高僧传》卷4，《大正藏》卷50，第350页下。

　　[98] 《大正藏》卷50，第372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