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嵩及其《辅教编》

　　契嵩及其《辅教编》

　　在智圆同时或前后，大量佛教僧侣都曾表述过类似的三教合一思想。

　　永明延寿在对佛教内部各宗予以融合的同时，也主张三教调和合一。他认为：“儒道仙家，皆是菩萨；示助扬化，同赞佛乘。”(《万善同归集》卷六)虽然他的三教思想是站在佛教立场上，以佛教为中心调和儒、道两家，但也没有忽视对封建宗法思想的吸收。在《万善同归集》中，他指出：

　　佛法如海，无所不包；至理犹空，何门不入。众哲冥会，千圣交归；真俗齐行，愚智一照。开俗谛也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绍，劝家以和……敷真谛也则是非双泯，能所俱空。

　　他以真、俗二谛理论，证明佛教教义与儒家忠孝思想的统一，与《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旨没有矛盾，从而推导出三教一致。

　　通慧赞宁进而认为：

　　三教循环，终而复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兴；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三王以降，则宜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则冥符于不宰。释氏之门……旁凭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犹待于三愚，为邦合遵于众圣；成天下之□□，复终日之乾乾。之于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运指，或擒或纵，何往而不藏耶？夫如是，则三教是一家之物。(《大宋僧史略》卷下)

　　教虽分而为三，但服务对象只是一家，即封建地主政权，所以说三教乃是“一家之物”。所谓“一人”，即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皇帝。他指出，佛教在三教关系中的地位，是“旁凭老氏，兼假儒家”，这一说法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宋高僧传·序》中，赞宁还对宋初的三教并尊政策表示由衷的欣赏和感激。

　　仁宗、神宗时的大觉怀琏也有调和儒、佛倾向的三教合一思想。据载，他在《答修撰孙觉莘老书问宗教》一文中说：

　　天有四时循环，以生成万物，而圣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犹是而已矣。至其极也，皆不能无弊。弊，迹也，道则一耳，要当有圣贤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汉至今，千有余岁，风俗靡靡愈薄，圣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诋訾，不知所从，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叹也。(《禅林僧宝传》卷一八)

　　对于三教分裂、争论不休的状况，他深表遗憾。同时，他又以三教同源的观点，说明三教原理的一致性和合一返本的必要性。此外，《禅林僧宝传》载有他的开堂说法语，云：“若向迦叶门下，直得尧风荡荡，舜日高明，野老讴歌，渔人鼓舞。当此之时，纯乐无为之化。”这里表达的三教调和思想，则明显的是对儒家的迎合。

　　宋神宗时的佛印了元也主张三教合一。他甚至直接提出“和会”三家为一家的口号：“道冠儒履佛袈裟，和会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双林痴坐待龙华”(《云卧纪谈》卷下)。

　　两宋之际的圆悟克勤及其弟子大慧宗杲，都主张三教合一，尤其是宗杲。宗杲认为：

　　在儒教则以正心术为先，心术既正，则造次颠沛无不与此道相契，前所云为学为道一之义也。在吾教则曰，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在老氏则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能如是学，不须求与此道合，自然默默与之相投。(《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四)

　　这就是说，三教在本质上是互相契合的，其差别只是在语言文字的表达及其实现方式上。因此他说：“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戒恶，正人心术。”甚至认为，“三教圣人立教唯异，而其道同归一致：此万古不易之义”(同上)。

　　在世稍晚于智圆、活动于仁宗时代的契嵩，是北宋时又一重要三教合一论者。他的《辅教编》给后世佛学留下深刻影响。

　　契嵩(1007-1072)，俗姓李，字仲灵，号潜子。藤州镡津人。七岁出家，从洞山聪禅师得法。后在钱塘灵隐闭门著书，始终专心于儒、释思想的调和。仁宗赐号“明教大师”，故世称明教契嵩。他“学为古文”，著《辅教编》三卷。该书“广引经籍，以证三家一致，辅相其教”，是契嵩阐述其三教合一思想的主要著作。此外，在收有《辅教编》的杂著集《镡津文集》的其他一些文章中，也有大量对三教合一思想的论述。

　　契嵩认为，三教名目虽然不同，但目的一致，即“同于为善”，区别只在深浅和功用的不同上：

　　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夫一焉者，皆欲人为善也；异焉者，分家而各为其教者也。圣人各为其教，故其教人为善之方，有浅有奥，有近有远，及乎绝恶而人不相扰，则其德同焉。(《辅教编中·广原教》)诸教也，亦犹同水以涉，而厉揭有深浅。儒者，圣人之治世者也；佛者，圣人之治出世者也。(《辅教编上·原教》)

　　他承认，佛者“吾道也”，而对儒也“尝闻之”，对道也“颇存意”。说明他的三教合一是在对三家学说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肯定以佛教为本，三教有深浅这一点上说，契嵩与智圆略有区别，即智圆以儒佛共尊乃至“内儒外佛”为基本特点，而契嵩则在表面上没有放弃佛教的基本立场。但正如时人晁说之指出的：“往年孤山智圆凛然有名当世，读书甚博，性晓文章经纬，师法韩文公，常责其学者不如韩能有功于孔氏。近则嵩力辩欧阳之谤，有古义士之风。是二人者，忘其雠而慕其善，又一反也。”(《景迂生集》卷一四)所谓形相反而实相成，两人在基本点上是一致的。

　　与智圆相比，契嵩在他的三教思想中，更加突出了忠孝观念。《辅教编》有《孝论》十二章，针对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排佛以及理学的伦理思想，以儒、释在孝论上的一致说进行调和。他承认，《孝论》十二章是“拟儒《孝经》发明佛意”，其“志在《原教》，而行在《孝论》也”(《与石门月禅师》，《镡津文集》卷一○)，表示要以《孝论》作为自己行动的守则。他说：

　　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曰：“既孝矣，又何以加矣？”嘻！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且大矣。(《孝论·广孝章》，《镡津文集》卷三)

　　他还认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孝论·叙》)。这样，契嵩不仅否定了有关佛教不孝的一切指责，而且进一步肯定了佛教孝道在诸教中的地位。他意识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孝之为道也夫！”(《孝论·原孝》)孝是天经地义的事。为此，他埋怨“后世之学佛者，不能尽《孝经》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传法正宗记》卷一)。《孝经》是儒家后学专论孝道的著作，契嵩拟用《孝经》，是为了尽《孝经》思想来“校正”佛学，同时也是为了“会夫儒者之说”。由此可见他宣扬孝道的真实意图。

　　在《辅教编·原教》章中，契嵩还从理论上说明了忠、孝的一致性和对帝王竭忠、对父母尽孝的必要性，着重指出“佛之道”“亦有意于天下国家”的道理。

　　此外，契嵩也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等同起来。这种等同说，北宋以前屡见不鲜，但在这时由契嵩重新提出，其目的和意义很不平常。契嵩的等同说，出发点是在“尽《孝经》而校正之”，“以儒校之”(《辅教编·原教》)，即以儒家为标准来衡量儒、释关系，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而其归宿，则是在“善世教人”，以儒家的治世为根本。

　　智圆十分重视《中庸》，契嵩则不仅重视《中庸》，而且将“中庸”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加以宣扬。他说：“中庸，道也。道也者，出万物也，入万物也，故以道为中也。”这个“道”相当于理学家所说的“理”。他说：“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中庸解第四》，《镡津文集》卷四)他还认为，“中庸”是“仁义之原”，即它不仅是世界本源，而且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中庸解第一》强调指出，中庸是立人之道，绝不能放弃。必须从中庸开始，由中庸而修仁义五常，由个人的正心、诚意、修身，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出自对《中庸》的重视，他还遵照儒家人性论，积极宣传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他说：

　　夫所谓天命之谓性者，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生，合之性灵者也。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圣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爱、感激、知别、思虑、徇从之情也，故以其教而充之。恩爱可以成仁也，感激可以成义也，知别可以成礼也，思虑可以成智也，徇从可以成信也。(《中庸解第三》，《镡津文集》卷四)

　　他一面把性说成是素有之“理”，一面又直接与仁义礼智信五常联系起来。对于儒家所说“穷理尽性”，他更直捷表示“吾何疑乎”！

　　契嵩在《辅教编》等著作中，以大量篇幅阐述了儒家思想，即采用援儒入佛的方法，达到儒、佛融合一致。表面上他没有放弃佛教的基本立场，实际上他对儒家的迎合比智圆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无论是智圆的儒佛共尊，还是契嵩的援儒入佛，归根结底都反映了当时佛教界的基本动向，俩人的思想还是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