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罗汉──从沙田万佛寺说起

　　万佛寺沿途的五百罗汉

　　万佛寺位于沙田宝福山与道风山之间排头村上之山腰，占地八公顷，由月溪法师于1957年创建完成，是香港著名佛教禅林。由于教学需要，每学期我都与学生到该寺作实地考察。我们探讨的，除建筑群布局、供奉佛像、社会功能外，亦会谈谈五百罗汉。

　　万佛寺是香港第一所根据云南昆明痔竹寺塑造五百罗汉像的佛寺。2000年，万佛寺住持吴星达居士根据痔竹寺梵音阁、天台来阁和大雄宝殿内安放的罗汉群像，开展为期两年的五百罗汉塑造工程，2002年完成。今天，可以见到五百尊以玻璃纤维制造、外层敷上金箔、表情殊异的罗汉，被置于沿路四百多梯级两旁，夹道欢迎登寺人士。

　　其实，塑造并安奉五百罗汉群像，对于面对地方、环境、财政等种种限制的香港佛寺来说，实非易事。万佛寺在塑造五百罗汉前，低组建筑群左右两旁已置有流行中国的十八罗汉群像，可见万佛寺对罗汉信仰的推崇。此中原因除出于宗教原则和佛寺增值之考虑外，对于能加深香港人对罗汉的认识，亦是主要目的。大多香港人都知道拜佛、拜菩萨，拜罗汉的说法相对较少。笔者曾于课堂上要求学生写下对“罗汉”一词的任何联想，结果大多数出现的答案是“叠罗汉”、“罗汉果”之类，亦颇有“十八罗汉”者，但能写出“五百罗汉”者极少，可见普遍香港学生对五百罗汉的认识不深。“叠罗汉”即“叠摞汉”，是表演杂技；“罗汉果”乃“落迕(汗)果”，是除热水果，这些词语与佛教本无直接关系，却“无辜入伍”，成为带有宗教色彩的趣难词。可见罗汉信仰在我国深入民心，促成这种谐音借用的情况。五百罗汉与十八、十六罗汉一样，是罗汉信仰的重要内容，这里不妨略作介绍。

　　罗汉即阿罗汉，梵语为“arhat”，是汉语音译名词，达到佛教声闻四果中最高阶位者为阿罗汉果。早期佛教认为，证得“阿罗汉果”者，就达到四智圆融，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出家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早期的佛经便有五百罗汉的记载。东汉康孟详194-199年间所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被认为是当前最早记载五百罗汉的汉译佛典。不过，当时我国佛教尚未盛行，五百罗汉崇拜亦未成气候。有研究者凭后来宋代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塑作》中提到有「唐代塑圣」之称的杨惠之于河南广爱寺三门外塑出五百罗汉像，而断定罗汉像最早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这个说法虽然存疑，但《宋高僧传》卷27《普岸传》中记载唐文宗大和年间河南广爱寺已建成五百罗汉殿，以及吴越忠懿王钱性(929-988)于天台山方广寺建造五百罗汉铜像，可以推断五百罗汉形象创建和崇拜的形成介于中唐至五代吴越年间。

　　至于五百罗汉的来历，说法很多。包括：一、追随佛陀左右的五百个真传弟子(《增一阿含经》)；二、五百个被佛祖度化而修成正果的盲人(《贤愚经》)；三、五百只打动猎人释放被捕大雁的飞雁(《报恩经》)；四、五百个被俘虏及挖去双目的群贼，得佛祖救赎而证得正果(《大方便佛报恩经》)；五、参与整理经、律、论大型结集的比丘，因为传播佛陀的教义而证成阿罗汉(《四分律》、《五分律》)；六、十六罗汉所领导的弟子，因其数量介乎五百至一千六百，故以五百罗汉称之(《法住记》)；七、在孔雀输柯王孙弗沙蜜多罗灭佛时幸存，而致力复兴佛教的五百罗汉(《舍利弗问经》)；八、在大枯树中因听到有人诵佛经，死后托生为人、普证佛果的五百只蝙蝠(《大唐西域记》)等等。

　　以上前四项及后四项分别出现在佛陀在生时和入涅盘后，其中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五项。翻查资料可知，佛灭后，其在世时的教义由弟子加以整理，举行了六次大型的三藏结集会，第一次在佛入灭之年，于摩羯陀国之都城王舍城，共有五百比丘出席，称为“五百集法”；第二次在佛陀入灭后约一百年，于剞舍离城，有七百比丘参与，又叫“七百集法”；第三次在佛陀入灭后二百三十六年，于摩揭陀国华氏城，有五百(一说一千)出席；第四次按南传说法地点在迦湿弥罗国，于佛入灭后四百年，有五百比丘出席；第五次和第六次则分别于1871和1954在缅甸进行。首四次的结集彼此相差达百年之久，故四次结集的比丘不可能是相同的人。如果五百比丘的称呼真是来自这些结集，那么他们就不会有特定名号。就此看来，有理由相信“五百罗汉”一词是历史积淀而生成的“泛称”，就好像我们常说“佳丽三千”的“三千”一样，并不特指某些人。

　　尽管如此，由于罗汉信仰的流行，古代佛教徒总觉得为各罗汉配取名称，才能“拜之有据”，亦有助五百罗汉信仰的继续发展。因此，古人曾据佛经为五百罗汉配上名号，但由于历史更迭，名号的统一受到影响。

　　今天，沙田万佛寺的五百罗汉，据官方所指，由第一位阿若濠陈如尊者到第五百位愿事众尊者，全部都有名号。盖其塑造意念乃取自痔竹寺，痔竹寺对五百罗汉有既定名单，因而顺用。那痔竹寺所依据的名单，又依自何处呢？昆明社科学院院长龙东林曾作追踪，证实其乃依据当时中国最早集五百罗汉名号大全的南宋《五百罗汉名号碑》一卷(《江阴军干明院罗汉尊号》石刻，完成于高宗绍兴四年(1134))而编配的，这亦是清代创作五百罗汉时的依据。可恨的是，比此碑早36年的《供养释迦如来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罗汉圣号》(刻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摩崖石刻，却偏偏较迟被发现，致使明清至今天绝大多数佛寺的五百罗汉名号，所配排的次序和名录，都非根据最早的石刻。

　　那么，摩崖石刻上的名号又是否可信？是否就是传说中的五百人？国学大家周绍良先生说：“事实上这些罗汉，固然满足了五百之数，如果仔细研究，是极为混乱的。有的处于佛所生的时代，有的却是佛灭度后的人物。……至于名号，有的用梵名，有的则为汉名，极不规则。稽其出处，都是从一些经论或传说杂凑而成。”(《干明院罗汉图录》)可见，五百罗汉尊号中，有些“一号两译”，后人误以为隶属二人，又对号入座，多画几位；有些则因对皇帝、建寺者或大施主的功德格外推崇，亦为他们造像并与罗汉群一起供奉。如成都宝光寺与昆明痔竹寺摆放了康熙、乾隆、泥塑大师黎广修等的造像，四川新都宝光寺更直接把康熙、乾隆分别塑成第295及360号罗汉，成为“罗汉皇帝”，这都是典型例子。

　　虽然这种“被尊者入群”的意念很好，但长远难免会模糊后世对五百罗汉名号的认知，其统一性势必受到干扰。久而久之，当有人再为五百罗汉重编名号时，一旦错手把他们都计算入内，并为其另立名号，便会出现超过五百位五百罗汉的古怪现象。纵然五百罗汉本来就没有确定的身份，但中国人毕竟是一个不喜欢拜“无名神”的民族，所敬奉的神明虽广而多，却必有名有号，甚至有流传故事作参拜的依据，追求“受拜者有名”。五百罗汉作为一个泛称在中国却各各拥有名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然而，既要做到受拜者有名，最好就能维持名号之统一和稳定，否则就会动摇依据的权威，如此，倒不如回流至泛称，事情便简单多了。(本文及图片由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提供)

　　郭锦鸿

　　来源：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