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佛国记》所载印度超日王时期佛教盛衰情况考析

　　法显《佛国记》所载印度超日王时期佛教盛衰情况考析

　　黄心川

　　法显是我国佛教史上向印度求法的先行者，是向我国系统地介绍佛教戒律的始作俑者。他所写的《佛国记》是研究印度笈多王朝特别是超日王时期最重要的、可信的记录，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法显的著译在我国古代就引起佛教内外的重视，在亚洲相毗邻的国家中一直广为流传，迄今已成为国内外佛教界、学术界研究中国、南亚及东南亚的古代历史、社会情况以及中外佛教交流史的准绳，对历史学和佛教学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法显的生平和去印度巡礼的途径

　　法显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仍、南北分崩的时代，黄河流域的北方当时有十六个国家先後在战争中兴起，致使山河破落，民不聊生。偏安南方的东晋朝廷也因内部残杀，岌岌可危，因而人民颠沛流离，苦不堪言。佛教在晋宋时期已由宫廷佛教逐渐转向民间佛教。佛法的传布日益广泛，中国僧人对佛教的研究开始走向深入，一些僧人对西域高僧传来的佛教深感不足，抱著怀疑的态度，纷纷要求亲自去印度了解佛教的真实情况，因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求法运动。据不完全统计，在南北朝时期，印度僧人来中国传教的有七十多人，而我国赴印度次大陆求法取经的却有八十余人，这个求法运动的意义不仅在於去佛国圣地寻得几本完整的经典和仪律，而且也担负起改造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的重要使命。

　　关於法显的生平，在佛教的僧传和史传中都有大量的记载，但对他的生卒年月迄今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法显是山西平阳县(今临汾)人，生於公元342年，卒於423年，行年八十二岁(或八十六岁)。从现有的资料看，他於後秦弘始元年(399)去印度时已达五十八岁高龄。法显去印度朝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经律，传播毗昙，推动大乘般若佛性学说的研究和发扬。他从长安出发，路过陇右、张掖、敦煌、乌夷、龟兹，从河西走廊穿越西北大沙漠，他在描述这段经历时曾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余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继又逾葱岭，“葱岭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他越过葱岭进入北印度境内以後，取道印度河流域的陀历国(今克什米尔的达地斯坦)、乌苌(即乌仗那国，今孟伽路尔)、犍陀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之东北)、竺刹尸罗(今巴首府拉瓦品地西北)、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又从印度河流域进入恒河流域，中经那竭国(今印度贾拉拉巴德城南)和十分艰险的小雪山(塞费德科山脉)，由巴基斯坦境内进入阿富汗的罗夷国(阿富汗斯坦地区)；复由罗夷国返回巴基斯坦境内的毗茶国(即旁遮普，其主要部分在巴基斯坦束部，一部分在印度)。法显在巡游北印後，再折束进入东印度和中印度，历经摩头罗国(今印度的马土腊)、僧伽施国、厨饶夷城(今卡瑙季，即玄奘所说的曲女城，佛教圣王戒日王建都处)、沙只大国(即阿约底)、拘舍罗国舍卫城(今仍沿旧名)；在游历舍卫城後又穿行访问了阿富汗的迦维罗卫城(今提劳木勒科脱)、芝莫国(今尼泊尔之揭尸那揭罗，佛陀涅盘的地方)。嗣後，由迦维罗卫到达恒河下游，进入当年佛陀行化的中心地带毗舍离(今印度比哈尔邦的木割法普尔)、五河合口(恒河渡口)、巴连弗邑(华氏城)、小孤山和那罗聚落(今印度的伽耶附近)、王舍新城(腊季吉尔)、迦尸国波罗奈城(今贝纳勒斯)、均啖弥国(今阿拉哈巴德西南)、达嚫国(即侨萨罗国，今哥达瓦里)，嗣後他为了收集佛教的戒律、经典，又折回巴弗连邑、瞻波(巴格尔波尔)、多摩梨帝国(加尔各答之坦姆拉克)，出海去师子国(斯里兰卡)。最後经漫长海道，由我国青牢山(崂山)登陆回国。历时十三年四个月。

　　二、印度笈多超日王时期印度教、佛教文艺复兴情况

　　自公元300年起迄467年止在印度历史上是笈多王朝统治时期，史家称这一时期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期。笈多王朝的巅峰时期是由第三代皇帝旃陀罗笈多亦即超日王执政时期，法显就在这一时期去的印度。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没有提到超日王的名字，但对超日王统治下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情况特别是佛教繁荣和开始凋零的情况作了十分真实的记录。笈多王朝是继孔雀王朝以後在南亚次大陆出现的最大的帝国，其始祖已不可考，但奠定这个王朝基础的是旃陀罗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他於公元320年自称为“摩诃罗阁(大王)”和“最高世尊”，也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旃陀罗笈多一世把他的领土从摩揭陀的华氏城扩张至恒河流域的比哈尔、阿拉哈巴德诸地。旃陀罗笈多一世死後，由他的儿子沙姆陀罗笈多继位，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削平了在案达罗与贵霜王朝分立时期即印度历史上南北分立时期所出现的诸多小国，征服了东北隅的尼泊尔等国，是继孔雀王朝以後印度出现的又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沙姆陀罗笈多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音乐家、诗人和学者。印度阿拉哈巴德石柱铭文上说：“他以各种各样的诗篇树立了他的‘卡维罗阖’(‘诗人国王’)的称号。”他提倡文学艺术、保护宗教。在他的宫廷中经常有一批文人出入，据说大乘佛学理论奠基人世亲曾是他的大臣，他和世亲及其兄弟无著讨论过佛教哲理的问题。他允许斯里兰卡国王美伽伐尔那在印度菩提伽耶创建佛教寺庙。沙姆陀罗·笈多的继承者是旃陀罗笈多二世，梵文文献中也称他为超日王或勇健王(Vikramaditya)。笈多王朝同时代的诗人迦梨陀娑曾写过关於他的“传奇”，因此是一位民间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据说在他的宫廷中有“九宝”(navaratna)。但这“九宝”，据有人研究，其中很多名人不是舆超日王同时代的人。在超日王统治时期，印度的宗教、文学、美术、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科学、商业都达到了印度古代的最高水准。超日王是一个印度教徒，但对佛教抱着十分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据说他重用的将军阿姆罗伽达维(Amrakadave)是一位拥护佛教的信徒，另一位重臣毗罗孙那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同时代著名的印度佛教逻辑学家陈那却是他的反对者。他对佛教寺庙和佛教僧人做了大量的赏施和供养，建立了伽耶等地的著名寺塔。法显在超日王的首都华氏城驻足三年，他对超日王治下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人民的安居乐业和道德伦理的风尚、社会救济和医疗的保障制度等等都有深切的了解和具体的记录。他对当时中印度的社会情况曾作过如下的概括：“中国(指中印度地区——引者注)寒暑调和、无霜雪，人世殷乐，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唯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鷄，不卖生口，市无屠、酤及估酒者，货易则贝齿，唯旃荼罗、猎师卖肉耳。”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作为印度古代封建制的社会结构基石——种姓分立制度还牢牢地流行着。

　　关於印度笈多王朝的史乘，除了大量的梵文文献、以阿拉哈巴德为代表的石柱碑刻和文物等等以外，还有一些外国人的记录等。我国同时代的史籍如《梁书》、《宋书》等等也有一些零星的记录可资参考。例如宋文帝元嘉五年即公元428年，距法显回国还有十年，印度超日王曾派遣使者贵族尼陁达出使中国，他在给宋文帝的国书(表文)中曾描绘超日王统治的情况：

　　臣之所住名迦毗诃(即佛陀出生地迦毗罗街国)，束际於海，其城四边，悉紫绀石，首罗天(婆罗门大神名——引者注)护，令国安隐(可能是“稳”字——引者)，国王相函，未尝断绝，国中人民率皆修善，诸国来集，共遵道法，诸寺舍子，皆七宝形象，象妙供具，如先王法……臣名月爱(即“Chandragupta”的意译——引者注)。

　　在《梁书》中也有记载，在梁武帝天监初(约公元502年左右)，鸠摩罗·笈多三世曾派遣他的从臣竺罗达访问梁都建康。又《梁书》卷五四《中天竺国》曾记载吴孙权曾派遣中郎康郎、朱应出使柬埔寨，他们记录了当时在柬所听到的笈多王朝早期的情况：“中天国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庞，土地饶沃，其王号茂伦。所都城市，水泉分流，绕於渠椠，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货交会，奇玩珍璋，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以为在天地之中也。”根据印度阿拉哈巴德石柱铭文记载，笈多王朝始於旃陀罗笈多一世，笈多纪元开始於公元320年，其离我国黄武五年(226)还有一段较长的时间，但是这个资料记录了印度笈多王朝开创时期国土广垠、贸易兴盛、人民富裕等等情况是值得参考的。

　　关於印度笈多王朝文艺复兴的情况，在国外学者中有著两种不同的说法；以麦克斯·缪勒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在笈多诸王的领导下印度人民驱走了长期统治或短期入侵的塞种人、贵霜人和匈奴人等等，激发了印度民族主义精神，恢复了婆罗门教以及後来转变为印度教的“教法统治”，在政治、社会、宗教、文艺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并使之传播到了希腊、罗马、东南亚、中亚和束亚等等国家，这种文明与希腊历史上的伯利克里黄金时期的文明相比也毫不逊色，因之可以称为印度教或婆罗门教文艺复兴时期；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印度笈多文艺的复兴无论从它的内容或形式上看都与前一个时期，即吠陀、奥义书时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称为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复苏，而是印度文化的繁荣或黄金时期，笔者苟同这种说法。前一节中我已谈到了笈多王朝文艺复兴的概况，现在我想著重谈一下印度教特别是佛教的情况，这对我们了解法显的历史地位及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有著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印度笈多初期佛教盛衰情况辨析

　　众所周知，笈多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婆罗门教——印度教多神崇拜的虔信者，他们常常利用宗教作为他们对内统治人民的思想精神武器，对外发动宗教战争、驱除异教的旗帜。旃陀罗笈多一世、娑摩陀罗笈多和超日王都是毗湿奴派的虔诚信奉者，他们在位期间都曾举行过规模宏大的象徵国家权力的马祭等等重大祭祀仪式，有的还在自己头上冠以“最高的世尊”即“神在地上的代表”的称号。他们在全国重要地区建筑了巨大、奢华的神祠、祭台、石柱等等，还挖凿了大量的石窟、洞穴等，例如，超日王的一个下属为了满足他朝拜湿婆神的需要在邬陀衍那怯利山岩中专门构筑了一个洞穴。但是这种个人或官方的信仰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其他宗教的态度。笈多早期诸王继承了孔雀王朝的开明宗教政策，对印度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采取十分宽容和放任的态度，甚至像超日王那样还能对佛教采取竭力支持的态度，因此法显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把它记入了他的《佛国记》中。法显写道：

　　此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皆知今世、後世，各有徒象，亦皆乞食，但不持钵，亦复求福，於旷路侧立福德舍、屋宇、床卧、饮食，供给行路人及出家人、来去客，但所期异耳。

　　他甚至对佛教当时的异端或剧烈反对派的调达——释迦牟尼的堂兄也有所记录：“调达亦有众，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在法显滞留印度的时候，可以看出：印度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在次大陆西北，特别是克什米尔地区、旁遮普河流域及毗邻的阿富汗地区，佛教正在繁荣发展。佛教在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等大力提倡和荫庇下，在广大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富裕的市民或吠舍种姓中间有著持久的影响。法显在西北印度路经的斯瓦脱河、印度河和旁遮普河流域都见到佛教寺院林立，佛像装饰华丽，僧尼众多，持戒谨严，特别是在佛教节日期间更是热闹非凡。法显说，在斯瓦脱河中流束岸的乌苌国(玄奘记为乌仗那)“佛法甚盛……有五百僧伽，皆小乘学”。根据佛教古代的传说，此地佛教最盛时曾有佛寺一千四百余所，僧人一万八千余人，玄奘在七世纪去访问时哀叹佛寺有成千所被毁，其中一部分寺院已改成印度教寺或为“外道”所据。在斯瓦脱河与印度河之间的宿呵多国“佛法亦盛”。他记斯瓦脱河下游之犍陀卫国“其处亦起大塔，金银铹(另写本作‘饰’字——引者注)。此国之都小乘学”。竺刹尸罗国的四大塔“诸国正臣民，竞兴供养，散华然灯，相继不绝”。在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见“塔上有塔，高四十余丈，众室校肴。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无此比”。在那竭国(今贾拉拉巴德)有佛顶骨精舍，见“寺中有七千余僧，塔乃千数”，当地国王每天都要去供养礼拜，然後听国政。在印度河间的罗夷国、跋那国都各见大小乘僧人三千。旁遮普河流域的毗茶国也是“佛法兴盛，兼大小乘学”。从以上记载中可以说明印度次大陆西北的斯瓦脱河、印度河和旁遮普河流域从公元前後大乘兴起以後，一直是佛教兴旺地区，在法显巡礼的时代犹不减当年的盛况。

　　在笈多王朝鼎盛时期，恒河流域、比哈尔、孟加拉一带一直是印度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宗教密集的地区，像摩头罗(马土腊)、迦尸(贝纳勒斯)、华氏城、曲女城等城市都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邪命外道等等崇拜的中心。印度正统派的婆罗门教及其“六派哲学”，非正统派的沙门思潮包括耆那教、邪命外道等等都鹿集在这裹。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寺塔，游行礼拜，拜师问道，进行各种辩论等等。法显在这些地区巡礼时正是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向并逐渐繁荣时期，但佛教在这裏仍然在发展，有的地区还很繁荣。法显在“摩头路国”条中记载了朱木那河至恒河流域佛教的情况：朱木那河“河边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佛法转盛，凡沙河以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式，相传至今”。法显在谈到恒河东南流域的僧伽施国(今阿拉哈巴德)时说：“此外僧及尼可有千人，皆同众食，杂大小乘。”在舍卫城访问只园精舍时说：“绕只垣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尽有僧住处，唯一处空。”

　　在法显缕述西北印度和中印度佛教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某些地区特别是佛陀早年成道和传法的故地喟然长叹。他写道，阿阖世王所造的新城——王舍城东北的庵婆罗园虽在，但“其城中空荒，无人住”。佛出生的迦毗罗国“城中都无王民，甚如坛荒，只有众僧民户数十家而已”。佛陀涅盘地拘尸那伽罗“其城中人民亦稀旷，止有众僧民户”。佛陀最早说法又临终寂灭所行处，以後又在此举行七百结集的毗舍利故塔犹存，但已衰落不堪。释迦成道的伽耶城“佛得道处有僧伽蓝，皆有僧住……佛在世时圣众所行，以至於今”，但又喟然长叹“城内亦空荒”。迦叶佛成道说法的鷄足山已成为狮子、虎、狼出没之地。人们已“不可妄行”。曲女城是佛教的圣地，是後来佛教圣王戒日王的首都，但法显去游锡时，仅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

　　以上谈了佛教行事的方面，现在谈谈佛教理论交替的情况。法显去印度的时候，正值佛教由小乘向大乘过渡时期。从法显的记录看，在转向时期，大小乘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当时佛教在迦湿弥罗和犍陀罗最流行的是小乘部派佛教，特别是一切有部和经量部的学说。有部的学说在世亲所作的《阿毗达磨俱舍论》的注解下得到了新的解释，从而为小乘向大乘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与世亲同时还与世亲交锋的有僧伽跋陀罗，他撰写了有影响的《善见律毗婆娑》。与此同时摩揭陀国的帝师诃黎跋摩撰写了《成实论》，并在公元三世纪建立了成实宗，这是有影响的学派。

　　大乘方面，在公元三至四世纪交替之际由龙树创立的中观派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龙树著名的弟子提婆著有《百论》、《百字论》、《四百论》，继提婆之後有罗喉罗跋陀罗(约公元三至四世纪)，迨六世纪佛护(470---540)作《根本中论注》，清辩(50(0--570)作《般若灯论释》後，中观派就分成了应成派和自续派。

　　大乘佛教中的另一派别是瑜伽行派，这个派别蔚为主流的时代大概在公元三至四世纪，也就是沙摩陀罗笈多和超日王执政时期。创立这个学派的是弥勒论师。他大概是与超日王同时期的人，有人认为弥勒是当时在恒河一带活动的一个学派的名称，弥勒论师是这个学派总的称呼。弥勒创作了《瑜伽师地论》等七部著作。瑜伽行派理论的系统阐述者是无著以及他的兄弟世亲。他们都出生於犍陀罗，早期主要在西北印度活动，无著主要的著作是《摄大乘论》、《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等。世亲原是小乘派学僧，著《俱舍论》後改宗大乘，他的哲学思想深得超日王的共鸣并深深地影响了笈多王朝初期佛学思想的发展。

　　另外，在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随著大乘佛教的兴起和发展，为佛教理论和逻辑作论证的因明学说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著名的代表是陈那(481)---540)。他活动在五世纪末叶，他在发挥瑜伽的理论时，把注意力集中於对因明和认识论的研究，把瑜伽和小乘经量部的学说结合起来，成为瑜伽行派“有相唯识论”的先驱者。他在印度被认为是印度佛教因明理论的奠基人。

　　笈多诸王在奖掖婆罗门教的同时，对佛教也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因此这两个宗教在民间都得到自由的发展，在崇拜形式、对象等等方面开始混同起来，在笈多王朝早期官作的《古史谭》(普罗那)中佛陀常常被认作印度教神像的化身之一。大概在公元四世纪，据《大乘庄严经论》最早的记录，在大乘佛教中出现了一种对本初佛(宇宙本原之佛，Adibuddha)的崇拜。大乘佛教中的文殊师利佛、阿弥陀佛、观音和波罗蜜多尤占有显著的地位，从此对阿弥陀佛及其净土世界等等的偶像或形象崇拜成了大小乘共有的信仰形式和佛教徒修行的共同行事，这样也就使佛教和印度教的密教接近起来，并为大乘佛教的一些派别後来转变成为密宗创造了前提。这些变化我们在法显的记录中也可找到印证。例如，在“摩头罗国”条中曾记“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佛塔……诸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诸沙弥多供养罗云(罗喉罗——佛陀之子，引者注)、阿毗昙师供养阿毗昙。律师者供养成律……摩诃衍人(大乘佛教徒——引者注)供养般若婆罗蜜、文殊师利、观音等”。在“巴连弗邑”条中说：“婆罗门子亦名文殊师利，国内大德沙门诸大乘比丘皆宗仰焉。”在“鷄足山”条中说：“彼方诸国道人年年往供迦叶。”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在法显时代，佛教的多种信仰形式已经形成，後来慢慢成为轨式并传到了世界各地。

　　在笈多王朝印度文艺兴隆时期，佛教文艺也达到了一个高峰。笈多佛教艺术常常被称为印度古典的代表，并形成了艺术的传统和典型的派别。在笈多王朝的统治中，笈多诸王在佛教圣地建立了大量的寺庙、石窟，并铸造了无数精密美丽的佛像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有阿旃陀石窟，它是印度古典雕塑和绘画的总汇，阿旃陀艺术宝库虽然是绵延几个世纪在不同朝代帝王的支持之下才建成的，但其中主要的艺术洞窟则无疑是在笈多时代完成的，它的佛本生故事的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对我国也有著重要的影响，另外，在南印度构筑的摩怙尔罗贾普鲁姆石窟、案达罗邦的阿摩罗娑伐底佛教艺术宝库等也都是在笈多王朝时期构筑或完成的。在这个时期中，佛教教育的体制和形式也已逐步建立并完备起来。印度著名的那烂陀佛教大学是由超日王的儿子鸠摩罗笈多一世·摩哂陀迭亚(活动年代为414——455年)建立起来的，该寺的很多建筑都是由笈多诸王捐资建筑的。到七世纪玄奘去访问时已达到僧员万人的规模。另外，佛教雕塑、铸造也达到很大的规模。法显和玄奘在苏尔坦甘都见到的一尊佛像高达二十公尺，重八十吨。可见当时铸造的规模和技艺。

　　从以上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法显去印度巡礼时，适逢印度大一统的帝国——笈多王朝进入鼎盛时期，也是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文艺进入繁荣的黄金时期。法显的《佛国记》最先为我们提供了与我国毗邻的诸国和南亚、东南亚等国的信息和情况。法显对佛教在印度盛衰情况的记录使我们对佛教由小乘向大乘过渡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他带回来的佛教著作和百余万字的译作丰富了我国佛教的宝藏，也为我国佛教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特别是法显那种不畏艰险、克服困难的精神，好学深思、寻求知识、攀登高峰的决心更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