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佛教翻译家法显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东晋佛教翻译家法显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杨曾文
　　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在长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不断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得到充实和丰富起来的。中国古代儒、道二教与源自印度的佛教既彼此比较、批评，又互相会通和融合，得到共同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史的丰富多采的内容，从而在铸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性格和价值取向、民族向心力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回顾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可以清楚地发现，佛教曾是联接中国与南亚、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从公元前後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後，无数来自南亚、东南亚、中亚的佛教徒到中国传法，带来大量经典及其他文物，也有很多中国僧人到印度及其他国家求法取经，到朝鲜、日本、越南传法。这种交流不局限於佛教的交流，而且也是以佛教为载体的多元文化的交流。历史上大量生动的事实为此作出了有力的证明。
　　束晋义熙八年(412)七月，在经过十四年西行求法历程後从崂山登陆的法显，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旅行家和佛教经典翻译家。他与唐代赴印求法的玄奘、义净一样，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据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法显自著《佛国记》(也称《法显传》)等，并参考其他相关资料，对法显西行求法的行程、回国後的译经、《佛国记》以及法显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的贡献等，作简要而系统的介绍。
　　一、法显西行前後的中国社会和佛教形势
　　法显(?—423年前)生活在束晋十六国的後期和南北朝的初期。
　　西晋在经过长期的内乱和内迁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贵族的武装割据中灭亡，以江南建康(今南京)为中心建立束晋政权。北方经过匈奴的汉、前赵、羯人的後趟、鲜卑慕容部的前燕等政权的先後兴替和伴随的战乱，兴起一度统一北方大部领土的氐人的前秦国。前秦王苻坚在建元十九年(东晋太元八年，383)率兵九十万南下企图一举减东晋。然而经淝水(今安徽寿县东南)一战，被以“北府兵”为中坚的东晋军队打败，溃不成军，前秦从此土崩瓦解，原来被前秦制服的一些胡族领袖纷纷起兵逐鹿中原，在北方相继建立鲜卑慕容部的後燕、西燕、北燕、南燕，羌人的後秦等割据政权；在河西走廊和西北等广大地区形成氐人的後凉，鲜卑秃发部的南凉，鲜卑乞伏部的西秦，匈奴沮渠部的北凉、匈奴铁弗部的夏，汉人的西凉等。今山西北部平城(今大同)一带有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魏国，在拓跋珪(後为道武帝)率领下迅速强大，经过连年征战，最後在公元431年统一北方。束晋末年，原为北府兵将领的刘裕逐渐掌握朝廷大权，元熙二年(420)代晋称帝，建国称宋。从此开始了南北朝时代。
　　其中舆法显西行求法和归国有关的几个地方是：
　　1．後秦，淝水之战後，羌人姚苌脱离前秦自立为王，公元386年称帝，国号秦，建都长安，死後由其子姚兴继位，提倡儒学、佛教。公元417年被率束晋兵北伐的刘裕所灭。
　　2．西秦，前秦灭後由鲜卑人乞伏国仁建立，死後由其弟乞伏干归继位，都苑川(今甘肃榆宁)，金城(今兰州)为其所属。
　　3．南凉，公元397年由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先後由其弟秃发利鹿孤、秃发伥檀继位，都西平(今青海西宁)。
　　4．北凉，公元397年匈奴人沮渠蒙逊起兵拥立原为後凉建康(今甘肃高台西)太守段业为建康公，401年杀段业自立为张掖公，後称凉王，都张掖(在今甘肃)。
　　5．西凉，公元400年原北凉敦煌太守、汉人李嵩据敦煌建立。
　　6．兖州、青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省郸城西南(时有变迁)和青州市北(南朝宋建东阳城)。在十六国时期先後为後赵、前秦、南燕占领。东晋义熙六年(410)刘裕率兵北伐南燕，攻取都城广固城(在今山东青州市西北)，灭南燕。此後，山东半岛归属束晋，後入宋的版图[2)。
　　佛教自传入内地至四世纪末已有四百多年，从中国佛教史总体来看属於佛教的初传期，虽然接受佛教的主要是社会上层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然而已经开始向社会普通民众普及。佛经翻译是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东晋以前的佛经翻译，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记载，东汉译经54部74卷，三国译经42部68卷，西晋译经167部366卷，共263部508卷；若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译经292部395卷，三国译经201部435卷，西晋译经333部590卷，共826部1420卷。在进入东晋以後至法显西行求法之前，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相当数量的佛经译出，特别是道安在前秦长安组织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人翻译了很多佛经。
　　在所译经典中，包括大小乘的经、律、论三藏。小乘佛经是指反映原始佛教教义的《阿含经》，包括《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各经由很多小经(单品经)组成。然而在柬晋以前只翻译出属於阿含类经典的单晶经，直到前秦建元二十年(384)时道安才请昙摩提、竺佛念分别译出《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然而可能由於战争的原因，这两部经佚失，法显也未必看到。现存《中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皆题束晋僧伽提婆翻译。至於小乘论书(所谓阿毗昙或阿毗达磨)，东晋前虽有译出，但甚不系统，重要的有束汉安世高译《阿毗昙五法经》，前秦时僧伽提婆译《阿毗昙八犍度论》，僧伽跋澄译《阿毗昙毗婆沙》。在大乘经翻译方面，般若类经典分大小品，小品般若最流行的是束汉支谶译《道行般若经》，大品是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此外，支谶译《首楞严三昧经》、三国支谦译《维摩诘经》、西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三国康僧铛译《无量寿经》等也比较流行。
　　在戒律方面，大乘佛教也通行小乘戒，印度有传自部派佛教时期五个部派传承的戒律，称五部律：(1)昙无德部(法藏部)的《四分律》；(2)萨婆多(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3)弥沙塞(化地部)的《五分律》；(4)迦叶遣(饮光部)的《解脱律》；(5)摩诃僧只部(大众部)的《摩诃僧只律》。这些完整的戒律(广律)在法显求法之前皆未传译，其中《解脱律》始终未传译。以往仅翻译过部分戒律中记载比丘、比丘尼必须遵守的戒条(具足戒)部分，称为戒经或戒本：三国魏昙柯迦罗译《僧只戒本》，竺法护译《比丘尼戒》，前秦昙摩持和竺佛念译《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然而有的已经佚失。对於戒律中的“犍度”(意为“蕴”、“聚”，相当於“类”)部分则翻译更少。这部分是按不同类别记载有关僧团举行授戒、说戒、安居、忏悔等集会仪式，如何制止僧团发生纠纷，僧尼在衣食住及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礼仪等各种规定的。前秦道安曾感慨“三藏不具，以为阙然”，翻译者对律藏“考校者少”，前述《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就是他请人译出的。在法显西行求法後，精於戒律的厨宾僧弗若多罗继鸠摩罗什之後到达长安。因为此前“经法虽传，律藏未阐”，众僧对他的到来特别表示欢迎，请他与鸠摩罗什合作译出《十诵律》，并由佛陀耶舍与竺佛念译出《四分律》。
　　总之，在法显之前，佛教三藏经典虽相继译出相当数量，然而既没有传译小乘经典《阿含经》的全本，也没有译出一部完备的戒律；在大乘经典方面虽有般若类经典译出，尚未传进代表印度佛教最新教理的论述佛性思想的《涅盘经》。法显是位虔诚的学僧，身处当时的环境，激发他西行求法的动机主要是寻求戒律。
　　二、法显西行前简历
　　法师，俗姓龚，平阳郡(治今山西省临汾西南)人。有兄三人皆死於童年。父母担心他在家难以存活，在他三岁时便按当时的习俗将他度为沙弥，想念时便接他回来安置住於门外特为他建的小屋内。法显在十岁时父亲去世，其叔想让他还俗，他执意不肯。不久母亡，他在料理母亲葬事之後，立即回到寺中。
　　当时佛教寺院的重要经济来源是耕种土地，普通僧人要经常下田劳动。法显在当沙弥时也常到田间劳动。某日法显与同学数十人在田间忙於收割稻谷，有一夥“饥贼”前来想抢夺他们的稻谷，其他沙弥都惊慌逃走，唯独他留下不跑，对这些想抢稻谷的人讲：“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豫为君忧，故相语耳!”说完掉头便走。他是用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向这些因饥饿想抢夺寺院稻谷的人进行说教，说他们前世不施舍行善今世才贫困，如果再行抢劫：来世遭遇更坏。据载这些准备抢稻谷的人弃谷而去。对法显这一表现，“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当时北方经常发生战乱，困於饥贫的流民很多，以上记载可看作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法显在二十岁时受具足戒，《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说他“志行明洁，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是说法显在受具足戒成为“大僧”後，具有卓越的道行，在对中国佛教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後，认为以往传译的佛经、戒律尚不完备，出於护法弘教的愿望，便立志西行寻求。然而在法显自己写的《佛国记》中说：“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於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是将寻求戒律作为西行求法的目的。
　　长安在前秦时期是佛教的重要中心，道安曾在此组织来自印度、西域的僧人翻译佛经。前秦灭亡後，这裹是後秦的国都。後秦王姚兴弘始元年相当束晋安帝隆安三年，按甲子纪年是己亥年，是公元399年。在这一年，法显与同伴四人踏上西行求法的路程。二年後(401年)，出生於龟兹(今新疆的库车)的鸠摩罗什(344--413)应後秦王姚兴之请到达长安，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大规模的译经活动。
　　法显赴印求法与鸠摩罗什在长安的译经，是当时佛教界的两件大事，都对中国佛教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艰难的求法历程
　　法显西行求法，先出长安西至今甘肃、青海一带，然後转河西走廊，经今新疆南路，逾过葱岭，穿过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两国部分领土，进入印度游历和寻求经典，然後渡海到今斯里兰卡国求法，最後搭商船经海路回国，因遭遇巨风飘泊至崂山登岸。
　　现分阶段将法显西行求法的行程进行介绍。
　　(一)从长安至葱岭(399年至401年)
　　据《佛国记》，後秦弘始元年(399)法显与慧景等四人从长安出发後，越过在今陕西西北的陇山，进入“干归国”(西秦国都金城，今甘肃兰州)，在此坐夏(夏安居，每年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然後出发至“耨檀国”(南凉国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市)。翻过西平北边的养楼山，到达位於河西走廊的张掖镇(北凉国都，在今甘肃省内西部)。当时因为发生战乱，道路不通，幸而受到北凉国王段业的优厚照待。在这裏，法显一行与西行求法的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僧相遇，并且一起留在此处坐夏(应为公元400年四至七月)。此後他们一起西至敦煌，受到西凉国王李嵩的供养，在此居住一个多月，法显一行与宝云等僧相别先行，出关进入通往鄯善的沙漠地带，“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举目茫茫，方向难辨，“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好不容易走到地处南道的鄯善(今新疆若羌县)。
　　然後法显等人往北走到地处北道的焉夷(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在此停留二月，与宝云一行复会。不久，智严、慧简、慧嵬等人为求行资西返高昌(今新疆吐鲁番)。法显等人从当地苻公孙处得到资助，便向西进发，又沿西南方向越过渺无人烟的沙漠进至南道的于阗(在今新疆和田县东南)。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行至竭叉(今新疆喀什)。
　　法显听说于阗每年四月上半月为庆祝佛诞节，十四所寺院在国王主持下联合举行隆重的行像仪式，便在于阗停留三个多月。在观看行像仪式後，僧绍随胡僧到厨宾(今喀什米尔)。法显等人进至位於新疆叶城县西南的子合，然後通往葱岭(帕米尔高原)，行至於摩(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在此度过夏安居(应为公元401年四至七月)。此後进至北道的竭叉，舆慧景等人会合，一起参加每隔五年由当地国王、群臣举办的盛大施舍法会，瞻仰了传为是佛用过的石制唾壶和供养佛牙的塔。他们由此西行，越过葱岭，进入古印度西北部的陀历国。
　　今新疆地区自公元前二世纪传入佛教以来，直到隋唐，佛教一直十分兴盛。法显《佛国记》中记述他西行至鄯善以後经历的地方皆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不仅记述了各地的地理形势、物产风俗，也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佛教流行情况。为阅读方便，现将这些地方佛教流行情况用表简单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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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名│现处所 │僧人数│大小乘 │ 重要寺院 │ 佛教遗迹 │ 传统和习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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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国王信奉佛教；僧俗行天 │
　　│鄯善│ 若羌 │四千 │小乘 │ │ │竺法仪。自此以西僧人皆 │
　　│ │ │ │ │ │ │习天竺书、夭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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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焉夷│ 焉耆 │ 四千│ 小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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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国民丰乐，皆奉佛法，家门│
　　│ │ │ │ │ │ │前起小塔；每年四月佛诞 │
　　│于阗│和田东南│一万 │多习大乘│瞿摩帝、王新寺│ │节时，十四所大寺联合举 │
　　│ │ │ │ │ │ │办隆重行像仪式，国王出 │
　　│ │ │ │ │ │ │面主持；以珍宝供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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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合│叶城县西│千余人│多大乘学│ │ │国王精进佛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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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石制佛唾壶，│每过五年举行供养大法 │
　　│竭叉│ 喀什 │千余人│ 小乘 │ │另有佛齿，为│会，国王与群臣布施，然後│
　　│ │ │ │ │ │造塔供养 │赎回；僧於收麦後受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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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游历西北天竺(401年至403年)
　　法显越过冬夏积雪的葱岭，进入古印度境内，先游历西北十国。从现在疆域来说，这十国中一国在今克什米尔，一国在今阿富汗国，其他皆在今巴基斯坦国境内。
　　先到位於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地斯坦附近的小国陀历。此处有众僧，皆奉小乘，立有木制高八丈、足跌达八尺的弥勒菩萨像。此後南行十五日，山势陡峭，壁立千仞，山下有湍急的新头河(印度河)，前进十分艰难，多亏有前人依山势凿石修造的梯道，展转经过七百余处，然後攀缘悬绳过河。据传说，此处是自古佛法传入中国的必由之路。
　　越过印度河便进入乌苌国(首都在今巴基斯坦国北部斯瓦特河流域)。此地民众的语言、衣服和饮食与中天竺相同，佛教盛行，有五百座寺，皆奉小乘。当地传说佛曾至此地传法，留有足迹及佛晒衣处、度恶龙处。法显等人在此坐夏(应为公元402年四月至七月)。慧景、道整、慧达三人先行到那竭国(首都在今阿富汗东北的贾拉拉巴德)。
　　此後，法显等人至乌苌国西南的宿呵多国，有纪念佛“割肉贸鸽”传说的塔。法显等人束下至犍陀卫国(在今巴基斯坦国西北喀布尔河沿岸一带)。此国盛行小乘佛教，建有纪念传说佛以自己眼睛施舍盲者的塔。自此西行七日，到竺刹尸罗国(在今巴基斯坦国拉瓦尔品第西北)，有纪念佛前世“以头施人”、“投身饲馁虎”的两座大塔，国王、臣民以鲜花、燃灯竞相供养。法显说当地人称这四座塔为“四大塔”。
　　法显等从此国南行四日，至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国白沙瓦)。这裹有当年贵霜王国迦腻色迦王建的四十余丈的高塔，“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又有供养“佛鉢”的塔及寺，有僧七百余人。
　　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先到达那竭国供养佛影、佛牙及佛顶骨。不幸慧景在那裏病倒，道整留下照看。慧达回到弗楼沙，与宝云、僧景结伴回国。慧应在佛鉢寺去世。
　　此後，法显一人从弗楼沙独自出发，沿著西北方向走到那竭国醯罗城、那竭国城(分别在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城的南边和西边)。醯罗城有供养著传说是佛顶骨的寺，而那竭国城有供奉著佛牙、佛锡杖的寺，还有供奉佛影的寺塔，有僧七百余人。法显与先到此寺的慧景、道整相会，越冬居住三个月，然後一起南下翻越小雪山(阿富汗国贾拉拉巴德以南的塞费德科山脉)。雪山终年积雪，他们又遭遇寒风，慧景身体虚弱，死於此山。法显抚之悲痛，说：“本图不果，命也奈何!”
　　法显与道整继续向前，过岭至罗夷国。此地有僧三干人，兼奉大小乘。法显与道整在此度过夏安居(应为公元403年四至七月)。接著南下走三十日到跋那国(首都在今巴基斯坦国西北印度河西岸的本努)。这裹有僧三千人，皆奉小乘。由此东行三日，渡新头河南下，上岸至毗茶国(首都在今巴基斯坦国中部印度河东岸的乌杰)，“佛法兴盛，兼大小乘学”。当地人看见法显、道整二人至，感到惊奇，说：“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可见他们是最初接触来自中国的僧人。
　　法显经历的西北天竺十国主要信奉小乘佛教，只有接近中天竺的罗夷、毗茶二国是兼奉大小乘佛教。
　　(三)游访中天竺和束天竺(403年至409年)
　　法显、道整二人从毗荼往东南走，进入中天竺，即现在印度的北半部，有著名的恒河从西北流向东南入海，亚穆纳河是它重要的支流。这裏是佛教的发源地。
　　当时统治印度广大领土的是继贵霜王朝之後的笈多王朝，在位的是旃陀罗笈多二世(380---414)，控制的范围包括恒河上游和中印度、西印度许多小国和旁遮普地区的一部分。印度从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然而同时也形成排他性的种性(瓦尔那)制度，不同种姓和社会分工的社会集团之间存在严格的等级界綫。
　　法显一行先到达的是位於遥捕那河(亚穆纳河)沿岸的摩头罗国(首都在今印度国马图拉)。沿河有寺二十多座，有僧三千多人。自此以西属於中天竺。
　　法显在《佛国记》中介绍说，中天竺四季气候温和，无霜雪，“人民殷乐”，王府不设置户籍、“官法”，但规定耕种国王土地者要缴纳赋税，国民可以自由居住，“欲去便去，欲住便住”。官府对有罪者根据罪的轻重罚钱，对“谋为恶逆者”，则截其右手。国王的侍卫、左右“皆有供禄”。国民奉行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的禁戒。在国中处於最低层的人是称为“旃荼罗”(意为恶人)的种姓，与一般民众分开居住，若入城市必须击木示意让人避开，“国中”(实指城中)不养猪、鷄，无屠宰牲畜者，也没有卖酒者，只有旃荼罗、猎师才从事卖肉生意。在交易中用贝齿作钱币。
　　中天竺各地，佛教都很兴盛。法显《佛国记》描述说：
　　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
　　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
　　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行食
　　已，铺毡於地，对上座前坐，於众僧
　　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
　　式，相传至今。
　　他还介绍，自佛陀去世後，诸国王、长者(指信奉佛教的工商业主)、居士为佛僧建造寺院，供给寺僧以田地、房舍、“民产”(看来与前面提到的“人民”有别，身份不完全自由，相当於封建性的依附农民)、牛犊等，并将此刻写於“铁券”世代相传，“至今不绝”，从而使众僧衣食无缺。
　　寺院中建有各种塔，以备众僧礼拜供养，有供养佛弟子舍利弗的塔、目连塔、阿难塔及按佛法种类建的阿毗昙(意为对法、论)塔、律塔、经塔等。每年按期举行夏安居，安居後一月，举行说法仪式，然後众比丘以香花、灯供养舍利弗塔、目连塔等。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因为当初是经阿难请求，佛才允许女人出家的。沙弥多供养罗云(佛出家前之子，後出家为僧)。法师中习阿毗昙的论师，供养阿毗昙塔。律师供养律塔。奉大乘佛法者供养般若波罗蜜塔、文殊塔、观世音塔等。安居结束是“受岁”(僧长一岁)，信众以衣服、用品等供养众僧。寺僧对外来的僧人给予礼貌接待。
　　从以上法显的描述，可以想见五世纪初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中印度各地政治、经济、生活和佛教信仰的情况。
　　此後，法显与道整沿著东南方向行至僧伽施国(首都在今印度北方邦的法鲁卡巴德)，有僧尼千人，兼奉大小乘佛法。佛经记载佛曾上忉利天(欲界天之一)为死去的母亲说法三个月，在从天上回来时有位比丘尼优鉢罗以神通化作“转轮圣王”得以最早向前礼佛。造裏有阿育王为纪念佛从忉利天回到地下而建造有寺和石柱，柱上刻有狮子、佛像。另外还有纪念优鉢罗比丘尼见佛处的塔，收藏佛发、佛爪的塔，过去三佛和释迦牟尼佛的塔。有座寺以龙为名，据说供养著一条“白耳龙”，能够保佑国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法显《佛国记》描述此国“丰饶，人民炽盛，最乐无比。诸国人来，无不经理，供给所须”。法显、道整二人在此度过夏安居(当为公元404年四至七月)。
　　法显二人东下至濒临恒河的厨饶夷城(今印度北方邦根瑙杰)，有二寺，皆奉小乘。渡河至北岸，当年佛曾在此处说一切无常、苦，人身如泡沫的道理，建有纪念塔一座。另有一呵梨村，佛曾在此居住说法，也建有塔。
　　由此往东南行，进入沙只大国(当今北方邦瓦腊那西以北一带)，往北进入著名的拘萨罗国古都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拉布蒂河南岸的塞特马赫特地区)。此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曾长期居住说法的地方。然而在法显到时，此处已经相当衰落，人口只有二百余家。城中佛教遣迹很多。著名的有须达长者为佛修建的只洹精舍。传说当年佛上天为母说法三月，拘萨罗国波斯匿王因想念佛，请人雕刻牛头梅檀(沉香木)佛像置於此精舍。精舍及周围有佛说法、度僧、与外道辩论的遗迹，皆建有塔纪念。围绕只洹精舍有九十八座寺，皆有僧住。据《佛国记》记载，法显到时，中印度仍有很多“外道”(指佛教以外的宗教、学说)，谓有九十六种，连传说当年曾设计害释迦牟尼佛的调达也有信奉者，说他们只供奉过去三佛，不供养释迦牟尼佛。
　　法显初到只洹精舍时，十分感动，“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按：死亡)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当地僧人听说他们来自汉地，十分惊奇，互相说：“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
　　法显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想参拜佛的出生地。在离开舍卫城以後经过都维、那毗迦等城邑之後，到达今尼泊尔国境内的迦维罗卫城(现尼泊尔国南部的提罗拉科特附近)。此处就是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原是迦维罗国都城。然而法显到时城中已经荒芜，“只有众僧、民户(按：当特指为寺耕种的农民)数十家而已”。在佛陀生父白净王的故宫，建有佛母摩诃摩耶夫人家，有塔。此外还有不少佛的遗迹，有的地方建有纪念塔。法显与道整怀著虔敬的心情，一处一处地参拜。他在《佛国记》还劝诫後人：“迦维罗卫国大空荒，人民希疏，道路怖畏白象、师(狮)子，不可妄行。”法显、道整往东至蓝莫国(首都在今尼泊尔南境的达马里附近)，参拜佛舍利塔，塔边有寺，常以沙弥为寺主。又往东至佛涅盘之地拘夷那竭城(今地不详，或谓在今尼泊尔南部的巴伐沙格脱附近)，在当年佛涅盘处、以金棺供养佛处、八王分舍利处等地皆建有纪念塔和寺。城中人民稀少，只有少量僧人广民户”。
　　法显、道整二人从此城向东南走，到达毗舍离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的穆札法尔布林地区)。这裹也是佛教重要圣地。城北有佛曾经居住和说法的大林重合精舍，有阿难半身塔，城东有佛灭後百年七百比丘结集判断毗舍离比丘提出的“十事”违背律藏之处，在此有纪念塔。
　　他们向东到五河口(恒河五支流汇合之处)，然後渡河向南到摩竭提(或称摩揭陀)国首都巴连弗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此城也称华氏城，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在此当政。法显《佛国记》中提到的国王，即为笈多王朝在位的国王旃陀罗笈多二世(380—414)。据法显《佛国记》，这位国王虔诚地信奉佛教，特别敬重城中著名的大乘学者、“婆罗门子”罗沃私婆迷，以师事之，“若往问讯，不敢并坐”。罗沃私婆迷约五十岁，“举国瞻仰，赖此一人，弘宣佛法，外道不能得加陵众僧”。可见这位大乘学僧影响是很大的。城外有阿育王塔，塔旁边有座大乘寺(摩诃衍僧伽蓝)，十分壮丽。高僧罗沃私婆迷就居住在这座大乘寺内，“四方高德沙门及学问人，欲求义理，皆诣此寺”。塔边也有小乘寺。大小乘僧共六七百人，威仪可观。在城南有阿育王所造大塔，塔前有相传为佛的足迹，建有寺。塔南立有高大石柱，上面刻有铭文曰：“阿育王以阎浮提[刈布施四方僧，还以钱赎。如是三反。”塔北有阿育王建造的“泥梨城”(地狱城)，也有石柱。
　　法显在《佛国记》中特别指出，在中天竺诸国中，“唯此国城邑为大，人民富盛，竞行仁义”。佛教盛行，每年二月(建卯月)八日佛诞节，城中举行盛大的佛像游行仪式，“婆罗门子”罗沃私婆迷担任导师，以华丽的车盖装载著佛像从城外进入城内，僧俗信众倾城出来观看，以鲜花香灯供养。富有的长者、居士在城中设立“福德医药舍”，为穷人看病施药。
　　法显西行参访佛教胜迹，走到位於西南方的王舍新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拉杰吉尔)。此城是摩拘陀国阿阖世王所建，释迦牟尼佛曾在此长期居住传法。城西有阿阖世王建的高大严丽的佛舍利塔。城南有阿阖世王之父瓶沙王(频婆娑罗王)建的旧王舍城，已荒无人烟，有佛居住说法过的庵婆罗园精舍遣迹。旧城外有著名的耆阖崛山，也就是灵鸶山，佛陀曾携弟子在此山石窟坐禅，说法。法显携带从新城买的香、花、油、灯等物，请人带他到此，虔诚供养。“慨然悲伤，收泪而言：佛昔於此住，说《首楞严》，法显生不值佛，但见佛遗迹处所而已。”在旧城之北，有佛住过的迦兰陀竹园精舍，仍有僧人居住。精舍的西边五六里有名“车帝”的石窟(七叶窟)，是佛灭後由大迦叶主持五百比丘举行第一次结集佛经的地方，建有纪念塔。
　　从王舍城向西南行，至伽耶城(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中南部的佛陀加雅)，城已荒芜。城南二十里处有释迦牟尼出家後六年修苦行之处、觉悟成道的贝多树(菩提树)处等遗迹。这裹也修有纪念塔，有寺三所，皆有僧人。《佛国记》说，这些寺院“众僧、民户，供给饶足，无所乏少。戒律严峻，威仪坐起、入众之法，佛在世时圣众所行，以至於今”。佛陀去世之後，佛诞生处、成道处、初说法处、涅盘处皆建有纪念塔，世世相承不绝。在伽耶城南三里，有传为大迦叶在此入定的鶸足山。
　　此後，法显开始回归巴连弗城的路程。顺恒河西下，沿途参观佛的遗迹，在迦尸国波罗柰城(今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西北，有佛初说法(初转法轮)度侍者拘膦(侨陈如)等五人之处，建有仙人鹿野苑精舍，并建有纪念塔。另外还有两寺，皆有僧住。法显往西北到拘啖弥国(首都在今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西南)，有寺名瞿师罗园，是佛陀曾居住的地方，有众僧奉小乘学。法显听说在南边有达衬国(首都当在今印度中部默哈讷迪河与戈达瓦里河上游一带)，有奉过去佛迦叶的寺，但因道路艰险，没有前往。
　　法显回到巴连弗城。他本来是为到天竺寻求戒律，然而所经北天竺诸国，当地法师代代口头传授，没有成文经律可以抄写。只有到了巴连弗城，才看到在大乘寺内有成文经律。他在此寺停留三年(应是从405年至407年)，学习梵书、梵语，并且抄写经律。他抄写的戒律有：《摩诃僧只律》，是部派佛教中大众部传承的戒律；《萨婆多众律》，有七千偈，从法显称之为“抄律”的说法来看，当是抄自萨婆多(说一切有)部所传戒律的一部分。另抄有佛经、小乘论书：《方等般泥洹经》，有五千偈；“诞经”，也许是没有经名的经文Ch]，有二千五百偈；《杂阿毗昙心》，有六千偈，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前秦时僧伽提婆於洛阳曾译出过(早已不存)；《摩诃僧只阿毗昙》，当是大众部的论书。
　　道整来到中天竺後，“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自誓成佛以前，“愿不生边地”，於是竟停留此地不归。法显不忘初衷，为将戒律流通汉地，独自踏上归途。
　　法显大概想先渡海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求法，所以没有从陆路向西回归，而是沿著恒河东下，走到恒河南岸的瞻波国(首都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帕戈尔布林)，然後南下至在海口的多摩梨帝国(首都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西南的达姆拉)。这裏有佛寺二十四座，皆有僧住，佛教相当盛行。法显便在此居住二年(应为公元408年至409年)，抄写佛经和画佛像。
　　(四)南渡师子国，继续求法(410年至411年)
　　法显搭乘商人的船，乘信风往西南方向行进，经过十四天到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法显在《佛国记》中对师子国的地理环境、物产、建国传说、气候等都有介绍。当然，法显对佛教的介绍最为详细。
　　首都王城(在今斯里兰卡国北中央省的阿努拉德普勒)之北有座高四十丈的大塔，塔边建有一寺，名无畏山寺，有五千僧。寺内佛殿以金银刻镂，中间供奉一尊青玉佛像，高二丈多，以七宝装饰，十分威严，右掌握一宝珠。法显在《佛国记》中有以下一段生动感人的记述：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
　　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
　　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已，心
　　常怀悲。忽於此玉像边，见商人以
　　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
　　满目。
　　法显与道整等四人结伴西行求法，在张掖又与智严、宝云等五人相逢。此後，有的从焉夷回高昌“求行资”再也不见归来，有的到达天竺西北弗楼沙国供养佛鉢後便回国，慧应、慧景二人不幸死於途中，道整留在巴连弗城，最後只剩下法显独自一人南渡师子国。法显在异国他乡见到有人以来自祖国的绢扇供养，立即触发他的爱国思乡之情，不由得热泪盈眶而出。
　　在无畏寺的庭院有高二十丈的菩提树，树下建有精舍，内设佛像，参拜者很多。在王城内又建有佛牙精舍，供养佛牙。无畏寺的束边有山，山中建有跋提寺，有僧二千人。受到民众敬仰的高僧达摩瞿谛住在此寺。在王城南有座大寺(摩诃毗诃罗)，有三千僧。全国有僧六万人，王城中经常供养五六千僧。国王、居士、商人都虔信佛教，按时听僧人说法。每年三月，在国王主持下全国举行盛大的佛牙游行和供养的法会，将供奉在佛牙精舍的佛牙请出送到无畏山寺供到佛堂上，沿途有扮演佛本生故事中各种形象的歌舞演出，民众夹道烧香、燃灯，作种种供养。九十天後，再将佛牙送回佛牙精舍。国王若为僧建寺，必“割给民户、田宅，书以铁券”，世代相承不改。
　　法显在师子国留住二年(应为410年至411年)，抄写了《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又得《杂藏》。这些都是法显出国前没有见过的佛典。
　　(五)越海东归，唠山登岸(412年)
　　法显在抄写佛典後，搭乘商人的一只载有二百多人的大船启程归国，乘著季风向东进发。二日後遭遇大风，船漏进水，乘客纷纷将携带的粗重之物抛出船外，法显也将自己的水瓶、澡罐等物扔到海中，一心诵念观世音菩萨，并“归命漠地众僧：我远行求法，愿威神归流，得到所止”。十三日後，漂流到一岛，修好船後继续向东进发，九十日後到达今南洋群岛西边的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或谓是爪哇)，此地盛行婆罗门教。
　　法显在此停留五个月，此後乘另一亦载二百余人的商船，带上五十天的用粮，在四月十六日(应为公元412年阳历5月8日)向广州进发。法显在船上度过夏安居。出发一个月，遭遇狂风暴雨，船上商人、乘客十分恐慌，法显“一心念观世音及汉地众僧”，祈求保佑。船上的婆罗门议论是因为乘载法显才使船遭遇不利，提议将法显赶下船去，然而遭到法显的檀越(施主)的激烈反对，说：“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尔，便当杀我!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汉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法显才得以平安无事。原计划行五十天，但直到过了七十天仍没有到岸。船上粮水并尽，十分艰难。後改航西北方向，经十二日，到达长广郡牢山(崂山)南岸，在此登陆。时为东晋义熙八年七月十四日，应为公元412年阳历9月5日。
　　前面提到，束晋义熙六年(410)刘裕率兵灭南燕，将山东半岛归属束晋，在废晋建宋(420年)後便入宋的版图。长广郡属於青州，治所在不其县(在今即墨市)。刘裕之弟刘道怜在义熙七年(411)任北徐州刺史，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翌年九月，受任都督兖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军事、兖青州刺史，镇京口(治今江苏镇江市)。
　　长广郡太守李嶷信奉佛教，听说有沙门从海外持佛经佛像归来，立即派人到海边迎请法显带著经像到不其县的治所，接受供养。商人便从海路折回到扬州(治今南京)。法显此後南下，经过彭城至京口期间，接受刘道怜(《佛国记》称“刘衮青州”)一冬一夏的供养(东晋义熙八、九年，从412年冬至413年夏)L24J。
　　义熙九年(413)春，印度著名禅师佛陀跋陀罗与慧观应请从江陵到建康道场寺居住传法。法显回国，在南朝引起很大反响。《佛国记》载，法显在接受刘道怜的一冬一夏的招待後，想到“远离诸师久，欲趣长安”。然而道场寺於此年秋天派人迎法显到建康与佛陀跋陀罗禅师一起译经，法显於是迅速改变主意，想到“所营事重(当指译经之事)，遂便南下向都，就禅师出经律”。这是说，法显度过夏安居後本想回到原出发地长安，然而因为受到译经邀请，便决定南下到建康。
　　《佛国记》最後说：
　　法显发长安，六年到中国(按：
　　中天竺)，停六年，还三年(按：包括
　　在师子国二年)，达青州。凡所游历
　　减三十国。
　　法显从东晋隆安三年(後秦弘始元年，．399)从长安出发，元兴三年(404)到达中天竺的摩头罗国、僧伽施国，义熙八年(412)从青州牢山南岸登陆，首尾合为十四年。如果算上翌年到建康，前後十五年。所谓“减三十国”，应是包括在葱岭以西的六国、天竺二十一国及归途经过的师子国、耶婆提国，共二十九国。
　　四、在建康翻译佛经
　　建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是东晋和南朝宋的国都，佛教相当盛行。
　　智严与同伴西行求法，在张掖与法显一行相遇，行至焉夷时为求“行资”折回高昌，後来再次西行，在厨宾(在今克什米尔)遇到精於禅、律的天竺僧佛陀跋陀罗，便邀请他到中国传法。佛陀跋陀罗接受邀请，随智严於後秦弘始十年(408)到达长安。当时後秦王姚兴大力支持鸠摩罗什译经。佛陀跋陀罗因为受到鸠摩罗什门下的排斥，被迫与弟子慧观等渡江到束晋境内，应慧远的邀请到庐山译经，在译出《达摩多罗禅经》等後到了江陵。宝云曾与法显同到印度西行求法，走到西北天竺的弗楼沙国时回国，在长安师事佛陀跋陀罗，後到南方住於建康的道场寺。义熙九年(413)三月，刘裕征灭刘毅从江陵东归，经部下推荐将佛陀跋陀罗带回建康，安置住於道场寺[x1。法显於同年秋到京，也住进道场寺。
　　此後，法显与佛陀跋陀罗二人在宝云的协助下翻译从天竺、师子国带回的梵文经典。法显共带回梵文经典十部，仅翻译出其中四部(加上从一部中析出者为五部)，另译出不是他带回的佛经一部：
　　《摩诃僧只律》四十卷
　　束晋义熙十二年(416)十一月至十四年(418)年二月译出。
　　此为印度部派佛教中属於大众部传承的戒律，在汉译律书中与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法藏部《四分律》、化地部《五分律》相并为著名的四部广律。三国魏嘉平二年(250)昙柯迦罗曾译出其中的戒本《僧只戒本》，但早已失传。全律包括比丘戒法和比丘尼戒法两大部分，其中比丘戒218条，比丘尼戒277条。唐代以前在关中一带比较流行。
　　《摩诃僧只比丘尼戒本》一卷
　　是从《摩诃僧只律》中析出的比丘尼戒条，便於僧团使用。
　　《大般泥洹经》六卷
　　义熙十三年(417)十月至十四年正月译出。
　　是大乘《涅盘经》的初译。篇幅比三年後北凉昙无谶传译的《大涅盘经》要短，但最早在中国传播了大乘佛教的佛性理论。经中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引起世人极大兴趣。《出三藏记集》卷八载《六卷泥洹经记》说：“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皆平等如来法身”；“禅师佛大跋陀手执胡本，宝云传译，於时坐有二百五十人”。此书卷五所载慧睿《喻疑》记述当时译经情况及他对此经思想的概括说：“今《大般泥洹经》，法显道人，远寻真本，於天竺得之，持至扬都，大集京师义学之僧百有余人。师执本，参而译之，详而出之。此经云：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然而此经又主张：恶人(一阐提人)没有佛性，而与主张一阐提有佛性，也能成佛的《大涅盘经》有不同之处。
　　《杂阿毗昙心》十三卷
　　与前秦厨宾沙门僧伽跋澄在长安所译《鞟婆沙论》、南朝宋僧伽跋摩译《杂阿毗昙心论》为同本异译。是阿毗达磨论书之一，训释《阿含经》的概念和思想，译本久佚。据现存後二种异译本，其内容应与唐代玄奘译《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前面部分大体相近。
　　《杂藏经》一卷
　　与束汉安世高译《鬼问目连经》、束晋译者不明(失译)的《饿鬼报应经》同本异译，说人作恶死後轮回为饿鬼，行善则来世得到善报的道理。
　　《方等泥洹经》二卷(或作三卷)
　　此经原本不是法显带回的。《开元释教录》卷三改称《大般涅盘经》，标明“此小乘涅盘”，是《长阿含经·游行经》的异译本，但云“似显译”，讲述释迦牟尼佛逝世(般涅盘)前的传法及有关传说。另有二种异译本：西晋白法祖译《佛般泥洹经》、东晋失译《般泥洹经》。
　　以上共六部六十三卷。此外，法显带回的《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五分律》)、《萨婆多律抄》、《摩诃僧只阿毗昙》及称为“诞经”的梵文经典，皆没有翻译。
　　现存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法显於何年去世。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及其他资料，法显後来到了荆州治所江陵，於辛寺去世，年八十二岁；《高僧传》卷三《法显传》说他八十六岁。然而《出三藏记集》卷三所载《弥沙塞律》的译後记说：
　　《弥沙塞》者……此名为五分
　　律，比丘释法显於师子国所得者
　　也。……象经多译，唯《弥沙塞》一
　　部未及译出而亡。到宋景平元年七
　　月，有厕宾律师佛大什，来至京都。
　　其年冬十一月，琅邪王练、比丘释慧
　　严、竺道生於龙兴寺，请外国沙门佛
　　大什出之。
　　根据这个记载，可以推测法显至迟死於宋景平元年(423)以前。据此，如果他八十二岁去世，那麽他当生於342年(东晋咸康八年)之前；若八十六岁去世，则当生於338年(东晋咸康四年)之前。
　　五、撰写《佛国记》
　　法显记述自己西行求法的经历，成《佛国记》一卷。此书在中国佛教经录中名称不一，有的称《佛游天竺记》，也有的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传》、《释法显行传》，金代《赵城藏》作《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
　　《佛国记》後面有《跋》，其开头说：
　　晋义熙十二年，岁在寿星(按：
　　岁星纪年法中的辰岁，即丙辰)，夏
　　安居末，迎法显道人。既至，留共冬
　　斋。因讲集之际，重问游历。其人
　　恭顺，言辄依实。由是先所略者，劝
　　令详载。显复具叙始末。
　　从口气看不像是法显写。据这段文字，法显在此之前曾简单地讲述，由别人笔录，或是自己写过西行求法记，有些情节略而未述。这位“迎法显道人”到来的法师可能是道场寺的主事僧，在将法显安置住下之後，特请法显将过去略而未记述的部分加以补充。法显接受请求，在柬晋义熙十年(414)写完详细的西行求法记[323。此即现存的《佛国记》或《法显传》。《隋书·经籍志》录目中有《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看来《佛国记》曾存在详略二种是有所根据的。
　　《法显传》或《佛国记》出世以後，立即受到世人的重视，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大量引用此书。从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开始，历代佛教经录皆为此书录目，并且从唐代开始被收入大藏经。《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和历代经录的法显传记，几乎皆取自此书。近代以後，国内外学者对此书进行深入研究和考释，做出不少成绩。仅据笔者所接触的来说，其中著名并且便於参考的有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商务印书馆，1935年)、日本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束京三省堂，1936年)、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章巽所著《法显传校注》出世较晚，利用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考释周详，注释要而不繁，是国内迄今最好的注释本。
　　六、法显在中国佛教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法显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位高僧。概括起来可以举出如下几点：
　　(一)法显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後第一位越过葱岭西行求法并且携带佛经抄本回归的僧人。在他之前，三国末魏国的朱士行也曾西行求法，然而到达于阗後没有继续向前。他在当地寻得梵本《放光般若经》让弟子送回，自己未归，後在此地去世(《高僧传》卷四)。法显等十人先後西行求法，只有他一人在完成参访印度佛教圣地并且抄写梵文经典後从海路回到中国，又参与翻译佛经。他的事迹对後来西行求法的僧人具有很大激励的作用。唐代玄奘(600---664)到印度求法前曾表示：“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後!大丈夫会当继之。”(《三藏法师传》卷一)义净(635--713)自幼“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後从海路到印度求法取经。
　　(二)法显为寻求戒律而西行求法，所带回并参与译出的《摩诃僧只律》是唐代以前流行汉地的重要戒律之一，主要流行地区是关内长安一带地方，而在关东河洛一带则盛行《四分律》，江南盛行《十诵律》，唐代以後《四分律》才成为最通行的戒律。戒律对中国佛教僧团的正常存在和发展影响很大，因为僧尼出家、受戒和日常修行、传法，管理寺院，处理僧团内部事务，以及处理与社会民众的关系等方面，皆离不开戒律。
　　(三)法显带回并译出的《大般泥洹经》六卷，在中国最先传递了标志大乘佛教发展新阶段思想的“佛性”论，鼓吹一切众生皆有与佛一样的本性(佛性)，人人可以成佛。然而此经尚未提出“一阐提”(善性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的主张。在法显以前到达建康的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355--434)，在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後，立即深入钻研，“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卷七《道生传》)。当时北凉昙无谶所译四十卷本《大涅盘经》尚未传到江南，道生是从简单的逻辑推理提出这一结论的。既然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麽“一阐提”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也能成佛。因为道生是“孤明先发”，没有佛经的根据，受到当时守旧的僧人的攻击，一时被开除僧团，直到《大涅盘经》传到江南，他才得以恢复名誉。道生是南北朝时期涅盘学派的创始人，对推动中国佛教义理的发展，文化思想史上心性学说的传播，影响很大。
　　(四)法显在《佛国记》中不仅记述了现中国现新疆地区的地理、佛教、风俗等，而且也记述了现在中亚一带的克什米尔地区、阿富汗国，南亚的巴基斯坦国、印度国及斯里兰卡国很多地方的佛教乃至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情况，对於了解和研究五世纪初中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南亚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具有重要价值。仅举一例：法显到印度时，属於笈多王朝时期，在王位的是旃陀罗笈多二世，是印度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阶段。《佛国记》记述中提到有两种民众，一种是所谓“人民”或“王民”，“无户籍官法”，可以自由租种或放弃租种土地(参摩头罗国记事)；另一种是“民户”，似乎身份不自由，例如国王在赠给寺院田宅、园圃时连同他们一起赠与，并以“铁券书录”，世代为寺院耕种[36)，很像封建社会中依附於土地的半自由农民。《佛国记》的记载为研究印度这一时期的社会提供了有参考意义的资料。《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义净《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是蜚声国际学术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名著。
　　(五)法显是古代中国著名的爱国高僧之一。他怀著虔诚的感情，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到印度求法的艰难而漫长过程中，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国。当他在摩竭提国都巴连弗城抄得佛经准备回归时，与他同行的道整却因为留恋此地而不愿离开，甚至“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表示誓不还乡。法显与他相反，“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漠地，於是独归”。他在师子国无畏山寺佛殿看到一把晋地商人供奉的一把白绢扇，竟引发他的思乡之情，潜然泪下。
　　2002年是法显求法回归祖国从崂山登岸1590周年，今年是他南下入建康译经1590周年。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性的日子，在崂山举行纪念法显的学术研讨会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回顾法显的事迹中，可以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中国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不仅是几千年来各民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也是吸收世界各国多种文化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学习法显和历史上其他一切为促进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为发展祖国文化做出贡献的人们，学习他们为此而表现出来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爱国主义的精神。2003年2月25日凌晨於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作者：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