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和谐共赢之道

　　“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实践的原则和处世待人的方法。最早提出“中庸”概念的是孔子。孔子“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它体现的是端庄沉稳、守善持中的博大气魄，宽广胸襟和“一以贯之”的坚定信念，是具有永久的真理性和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然而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新兴人类们更多地赋予了这个词语以贬义。“中庸之道害我们国人不浅”，“世风日下，中庸横行”诸如此句不绝于耳。中庸之道成了老好人、无原则、无主见和随波逐流的代名词，实在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想到的。这恐怕与我们这些年来，忙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大师圣经，而对先人的大智慧缺乏了解甚至几乎忘却有关。

　　1．中庸之道的基本内涵

　　中庸之道，是手持两端，不偏不倚。不偏的前提是把握两端，既不激进也不保守，多一分则长少一分则短，不多不少正好恰好。孔子的中庸思想，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

　　2．尚中——不偏不倚的平常心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又给《四书·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就是既不要走极端，不要过头，也不要欠缺，不要不及。庸，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中”，就是贫穷也不要心浮气躁，富贵也不能为富不仁；就是做下属不要低三下四，为上级不要专横跋扈；就是成功时不要得意忘形，失败时不要心灰意冷。联系我们目前浮躁的现实社会，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吗？

　　3．时中——审时度势，与时偕行

　　“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就是“时中”。“时中”要求人们要关注时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对变化有清醒的观察、了解和认识，并据此设计自己的应对策略，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能趋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者为俊杰” 。

　　“时中”的理念要求我们在时刻注视和观察客观世界变化的同时，以变应变，以变制变，随需应变，变中求生，变中求胜。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对外界的变化不闻不问，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

　　4．中正——恪守规范，正心正身

　　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说，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做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道德规范和职场游戏规则。

　　同时，孔子很强调“正”，比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就是名正言顺，以身作则，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

　　5．中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

　　6．控制情绪，和谐共赢——小不忍则乱大谋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们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这叫做“中”，表露出来但符合常理，这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理。到达了“中和”，天地便在自己的位置上运动了，而万物都开始生长发育了。

　　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作为履行职业责任的职业人，在一些特殊场合和一些特殊的人与事上，必须做到隐忍不发，含而不露，喜形不能于色，愠怒不能于外。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不仅可能会祸及公司的重大利益，也可能会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和锦绣前程。

　　曾国藩的“忍”功世人皆知。“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他的一生有起有落、有荣有辱，由于他总能启动自身的平抑机能，在高潮时削去波峰，在低潮时填平谷底，所以，在勾心斗角的险恶官场环境中，他虽然没有耀眼的精彩，却留下了人生的绚烂。

　　7．学、问、思、辨、行——职业成功的五步骤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而且分别提出学必博、问必审、思必慎、辨必明、行必笃的要求。审、慎、笃是个态度问题，只要认真、刻苦，也就不难做到。但博学和明辨不光是态度，主要是个下功夫的问题了，所以《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就是说，别人下一个功夫，你下上百个功夫，别人下十个功夫，你下上千个功夫，尽管人的资质，体力是不一样的，有强有弱，但有了这种“己百己千”的精神，也就功到自然成了。

　　8．择善固执，金石为开——“诚”的修炼过程

　　《中庸》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于是，“择善固执”一词成为儒家的处世原则。但是，有些人误会了“固执”的意思，以为那是顽固而不知变通；同时又以为“择善”是选择自己所认定的善，由此形成封闭而自大的心态。事实上，“择善”需要灵活的智能，“固执”有赖过人的勇气。智能加上勇气，同时还以“仁义”为其核心，然后才有可能走向至善的境界。

　　作为职业领导者要讲究“择善固执”和“从善如流”的领导艺术。所谓“择善固执”，就是坚持正确原则和价值观不放弃，它是圣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是真知睿智的勇气。所谓“从善如流”，就是指待人虚怀若谷，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并及时消化。领导若无“择善固执”，决策必将动摇不定，前瞻后顾；领导若无“从善如流”，处事必将执迷不悟，刚愎自用。

　　晚清权臣李鸿章的误国就是因为他在“择善固执”上出现了心误，陷入了思维误区而没有警醒。他错就错在“择善固执”选错了对象，错在一味强调对洋人讲诚信，却不力求洋人对他讲诚信，这是他最大的失误！所以，李鸿章在主持晚清外交的20多年中，凡事以妥协为宗旨。例如，在处理1875年至1876年的“马嘉理事件”中，李鸿章明知英国理亏，却为了“了事”而签订了《烟台条约》。在处理1885年的中法冲突时，李鸿章又不顾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军的事实，签订了《中法新约》。而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更是丢掉了台湾！

　　对于朝野批评，李鸿章不以为然，不能“从善如流”，结果由“择善固执”而变成了一意孤行！如果能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从善如流确保择善固执，他就有可能像林则徐、左宗棠那样，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中庸之道是一种精深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境界。国学大师林语堂说：“我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还把“中庸生活”作为一种“生活的最高典型”而大加称赞。他说：“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