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态的眼光看中国东部

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在中国的项目点把中国东部所有的省市都排除在外，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必须进行干预。“我们的精力有限，所以东部就被排除在外了。”

　　很多环保组织都持和中国一欧盟生物多样性办公室一样的看法，他们觉得中国东部已经发展得很好，因此，东部不需要关心，“东部开发区”有能力自救。许多东部的环保组织，也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被剔除了申请项目的资格。

　　然而，保护环境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一个富裕的妈妈未必比穷妈妈更会打扮自己的孩子，也未必比穷妈妈更懂得把自己的孩子引向哪条道路。中国的典型现象甚至是“越有钱越邪恶”，或者说，越有钱伤害环境的能力越强。

　　
　　高强度开发破坏环境
　　
　　东部的发展是以忽视生态为代价的。城市没有自净能力，乡村居住者在大力替换天然林，开发商们看到一片湿地就想将其开发。

　　许多人喜欢用精明、聪明、先进、富裕、发达来形容江苏、浙江、上海、广东一带的人。然而，由于这些地方位于江河湖海边，因此，城市里产生的垃圾、污水，长年以来不是直排大江大河大海，就是堆放在某个洼地里。

　　这些地方的人喜欢小本经营、个体经营，喜欢办些小工厂、小作坊，因此其零散型的“生产型排放”非常难以治理，浙江的小电镀，江苏的小纺织。安徽 的小水泥，随灭随生，随关随启，自然界、当地政府对其根本无可奈何。在高压的环境政治形势下，被迫想出来的招数，是建设工业园区，把同类型的小企业集中在 一起，然后集中排放，集中治污。然而，这些工业园区一直受到抵触，因为小本经营者之间恶性竞争很厉害，大家拼的实际上都是环境成本，而环境成本一旦提高， 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

　　农业的情况更不乐观。由于几千年来高强度的农业开发，这些地方的“农业区”已经完全成了耕作者的天下。除了人工养殖的池塘，稻田、麦地里已经没 有了人工型湿地所具有的那些动物。青蛙被抓完了，黄鳝毒昏后一条条从田里被捞走，泥鳅、田螺这些原本稻田里常见的生物，鲶鱼、团鱼这些能够卖来好价钱的难 得之物，几乎全被贪婪的手抓光、毒光、电光。

　　在自然界被全面种植化、养殖化的时候，农业的种植物、养殖物品种也在越来越单一：鸭子就那么几种；猪只追求产量高的外国品种；能卖到好价钱又适 合本地生长的果树，不外乎也就那么几样，就是田间的防护林，也都是些杉树、杨树。站在苏南平原放眼望去，你看不到这个地方有什么生物多样性可言。人类好像 生活在自然界中，但身边的物种屈指可数。

　　平原是这个样子，山区的情况也在滑坡。福建山区的农民最近一直在高强度地开发村边的山地，30年前，这些山地上全是茂密、深厚的天然林，而现 在，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之后，种田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现金收入的需要，只有种年年都能卖钱的果树，或者种十几年之后就能卖钱的杉树、松树，才能满足人们 的收入需求。因此，每个农民都有了一片果园。如果某个地方坡度陡一些，天然林长得太茂盛，不好开发，那么村长就会出面，把一片山统一承包给某些人砍掉。然 后种上杉树、桉树、松树。

　　这种破坏性开发的恶果已经显现，果树林、杉树林的水涵养能力很低，稍微大一点的雨，就能引发泥石流和大洪水。福建现在年年都暴发有伤害力量的洪 水，原因就在于此。而这样被替换、被割碎之后，天然林几乎只能在自然保护区里才能看见。即使没有猎人，没有兽夹，大型猫科动物，甚至野猪、穿山甲、黄麂 等，都失去了存身之地。福建森林覆盖率目前位居全国第一，而且有越来越高的可能，但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当地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险恶。
　　
　　无序开发有扩张之势
　　
　　广东被视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然而，吃野生动物的坏习惯让这个地方的形象大打折扣。他们不仅吃光了中国东南部的野生动物，还吃光了东南亚的野生动物，现在，又把嘴伸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他们吃的有些东西，许多中国的物种学家都辨认不出来。

　　环保组织对广东省野生动物的消费主体进行调查后发现，食客主要是35—55岁的“成功型男人”，他们中有商人，也有政府官员。这些人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而这些人却在大吃野生动物，不仅自己吃，而且还要宴请其他人吃。

　　浙江人被视为中国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发现商机的能力极强，然而，这不等于他们有多么地先进。杭州的西湖，这两年水质能够改善，原因不在于其他， 只是因为引来了钱塘江的水对其进行了冲刷和稀释。江苏太湖的水质近年来持续恶化，当地人想出的招术，也就是引长江水进去稀释。这种对待污染的方法，如何能 谈得上聪明和发达?

　　浙江商人现在开始走遍世界，他们首先发现了中国的西部有大量的资源在“等待”他们去开发，这资源包括山西的煤矿，包括贵州的小型金属矿，包括云 南成片的可“圈起来发展旅游”的山山水水和可圈起来满足人们猎奇心理的“原生态文化”，于是他们把精力大量投放到了西部。他们用最快速的、最粗暴的方式将 资源开发殆尽，将利润迅速卷跑，然后给当地留下丰厚的“破坏遗产”。他们的这种行为，对西部的“生态纯化”、“心灵恶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福建人也不甘示弱，一伙名为“福建莆田帮”的木材商人现在已经控制了东北大小兴安岭的“砍伐权”。经过国有森工集团几十年的砍伐，大小兴安岭现 在已经没有树了，只有“树毛子”，但这些福建人等得起，他们的互助和“抱团”精神，帮助他们任何一个入都有在一夜之间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的能力。因此，他 们可以承包下任何他们想承包的山头，他们可以与有林权但无实力的当地林业工人“合作”，然后，静待砍伐期的到来。

　　东部这些表面上类型不同、本质上都同样不顾生态的商人集团，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无论是“挣钱的过程”还是“花钱的过程”，对生物多样性都是杀伤力极强的重磅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