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慈济看公益环境营造（三）

台湾民间组织蓬勃发展

台湾民间团体数量非常多，几年前，仅高雄市登记在案的社团就有1130多个，有半数以上为公益性质，这些团体是在半松半紧的管理情况下自行成长。

几年前台湾相关人士开始积极推动志愿服务法。在1999年的大地震中，台湾观察家们发现，志愿者虽然数量不少，但不够专业，分配失衡，无法有效服务。事实上，志愿者平时应该接受专业训练，也应按需求分配有效整合。台湾在志愿者服务方面，缺乏法源基础且志愿者单位各行其是，变成多头马车，乱成一团。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台湾在2001年1月20日出台了《志愿服务法》，对志愿者服务工作进行管理。现在台湾志愿者的服务领域相当广泛，力量也得到了控制。立法以来，截至2007年底，台湾全岛志愿者团队有1880支，志工人数近11万人，组成人员包括家庭主妇、青年学生、劳工、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及技术人员，服务时数达到1268 万5346小时，相当于提供6098人之专职人力，对提升社会福利服务品质，颇有帮助。

宗教团体领头公益组织

由于对于民间团体的松绑，加上媒体、宗教团体的严密监督，台湾公益组织蓬勃发展，尤其是宗教团体，较为著名的有四大山头即：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星云法师的佛光山、圣严法师的法鼓山和惟觉法师的中台山。

这些佛教团体是在日本战败、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时，从被日本化的佛教中发展起来的。经过60年的发展，如今它们已经深入台湾社会，变成司法之外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股约束力量，同时也是政府公权力延伸不到之处的互补机制。台湾佛教史专家、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江灿腾认为：“工业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为现代人的心灵所带来的疏离感，迫使每日熙熙攘攘在都市里求生活的上班族，对探讨人的内心世界感到有迫切的需要，而禅学讲求心法和解脱的技巧，相当符合都市人的需求，再加上各种媒体的渲染，顿使学禅坐禅变成既时髦又有智慧的商品。”江灿腾博士描述的这些现象对台湾公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一词在内地变成了一个流行词汇，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王石、马云、刘德华、李连杰、姚明等人被网友指责，捐款数额变成了舆论关心的中心，企业和个人一旦公布了捐款数额，其动机和能力就被怀疑，慈善变了味。

到底我们需要怎样的慈善规范值得探讨。

反过来看中国台湾，宗教团体发起的慈善活动，动机较少被怀疑，较为严格与完善的监督机制使这些活动的社会信用度较高，宗教团体平时持续的公益活动也降低了民众对其动机的怀疑程度。以慈济为例，慈济功德会平时除了就是“哪里有需要到哪里”，主要协助范围包括医疗、骨髓捐赠、教育、社区、环保、人文等项目；慈济不仅有自己的医院，还有以慈济为名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有着一路善济天下的完整观念。它还有社会教育中心、语言教学中心、健康传播中心等，可谓“完全化教育”。同时台湾的公益募捐法主张尊重捐赠人“量力认捐的自由”，法令中特别要求募款行为不得以强制摊派或其他强迫方式进行，亦不得向职务上或业务上有服从义务的人强行募款。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律规定募款必须要汇入“专款专户账号”，接收公众监督，有效降低了不当挪用的可能。

如果没有社会的普遍认可，慈济功德会不会有目前的声誉。从四川地震、缅甸、印度尼西亚的灾难，再追溯到内地1991年的洪灾，甘肃的旱灾，泰北、车臣、北朝鲜、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战争灾难，人们都可见到慈济人“蓝天白云”的制服穿梭其间。对于受灾地区，慈济除了提供粮食、衣被、药品的紧急援助外，还建房屋、协助开发水源、提供义诊，它在援助的过程中不断传达出来的是“尊重生命”的单纯理念，从不涉及此外的任何立场。据说由于其广泛影响，目前全球会员已达500万之众。

2005年9月2日，两份由台湾慈济骨髓库提供的救命骨髓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台风“泰利”的封锁，如期送到广州军区总医院，两位病人的生命得以延续。新快报记者 许都/摄

台湾地区有关公益慈善活动的其他配套政策和措施，也已相当完善，有些细腻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比如有学界专门去研究公益团体的信息化程度。他们认为，社福组织受制于经费有限、募款不易等因素，往往信息化不足，而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信息科技对信息公开与分享提供便利，正合乎公益团体的需要。运用信息科技管理，可为公益组织带来许多好处，在服务项目管理及策略研究上能建立知识系统，进而在服务的工作上发挥更大效益。台湾公益团体便是在产、官、学各界这样的协助下，取得了较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