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防汛抗洪

　　入夏以来，我国许多地方普降大到暴雨，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致使一些地方江河水位猛涨，山洪暴发。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受淹、企业生产受损、基础设施被毁、群众生活受困。为了把灾情减小到最低程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各级政府都建立了抗洪救灾应急预案。



　　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辽河、珠江、松花江七大水系，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古代还是有值得赞赏的做法。我国水文工作者曾对长江上游历史枯水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其中涪陵白鹤粱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水位标记。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

　　在宋代，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一划，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两划，极低田地受灾；超过三划，低田受灾……超过七划，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曰：某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代为1194年。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金朝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将修订增的《泰和律令》颁布全国执行。其中的《河防令》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防洪法规，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规定了黄河和海河各水系每年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 定为黄河的“涨水月”，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第二，朝廷对地方官府的河防机构及防汛事宜督促检查，规定工部每年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 ”。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视察，督促都水监的派出机构治水都监和州、府、县落实防汛措施，修固堤防。第三，汛情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应共商抢险救灾事宜。第四，实行奖功罚罪，沿河官员防汛中的功过都要上报朝廷。《河防令》的施行，对当时和后世的防洪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1659～1677年)，苏北黄河、淮河、运河连年溃决，水灾严重，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测水法”，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但是，古代黄河仍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当时朝廷还规定，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对此，人们家喻户晓，一见背黄包、插红旗跨马疾驰者，大都会自觉避让。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据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汛），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

　　元代时，朝廷还据自然条件，设有陆站、水站、轿站、步站等报警驿站。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故设有狗站。原来，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当时，在辽东、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