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筑长城的原因之一　气候变冷

　　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谁是不知道“长城”的。绵延万里的城垣巍立在群山起伏之间，“不到长城非好汉”是无数登上长城者最好的抒怀之语。

　　所谓的长城，也称长墙、长垣，其实就是拉直、拉长的城墙，或者说是以中央王朝为核心、面向北方的浩大城防。长城自公元前七世纪前后开始修筑以来，到17世纪才基本停止，时间跨度达两千多年，总共有二十多个朝代和诸侯国家修筑过长城。其中以秦、汉、明三个朝代贡献最大，修筑的长城都超过了1万里。

　　毫无疑问，长城作为一种大型防御型工事，其基本作用是抵御敌人的进攻。但对于修筑长城的根本原因，以及长城最初的功用，却有值得思考、讨论的地方。

气候：从大规模变冷到外敌入侵

　　气候变化，包括降雨（雪）量增减、气温高低变化、极端异常天气出现等等，同时也包括随之产生的植被更替、农作物产量丰歉、疫病流行等。气候变化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是较为缓慢的，因为只有长期的、大规模的气候变化才会较为彻底的破坏原有生态。这种破坏先是面向食物链最底层的植物、草食动物，然后才是高层的食肉动物、人。所以气候变冷带来的影响对于气候变化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人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生物，时刻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一场会议、一天行程、一月计划、一年工作，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乃至于一个国家的存亡。我们所熟知的楼兰古国，就是气候变化的一个牺牲品。在中华文明有史可考的3500年中，曾经历过三次气候温暖时期和三次大规模变冷，每一次变冷都会对历史产生极为重大影响：

　　第一次大规模变冷是在西周时期，大致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850年之间。在此次变冷之前，广阔的中华大地一直处于“仰韶暖期”，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3℃，温湿的天气使得植物欣欣向荣，肥沃的土地上植被非常茂盛，到处都是广袤浓密的森林，包括中国的西北部也是这样。密布的森林一方面为人们提供大量的食物来源，一方面也阻碍了各个部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一次气候变冷，年平均气温降低了4℃以上，据《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记载，原先湿热的长江、汉江流域在公元前903年冬天的时候居然结冰：

　　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八引《史记》，案《史记》无此事，殆《纪年》文也）

　　气候的异常变化，造成了原来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很多森林向草原退化，而且食物的来源也锐减，使得各个民族之间关于食物获得的碰撞与斗争空前激烈。于是中华大地文明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开始。与此同时，气候的变化也使得农业方式由以前的采集渔猎迅速向农田耕作转化，代表农耕文化的周人于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此次气候变冷，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处于中国西部内陆的少数民族，包括戎狄、玁狁等，因为那里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严重、最迅速，尤其是森林的退化。由于食物的匮乏，为了生存，戎狄、玁狁开始了对中原民族的入侵。我们在《诗经》中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抵抗异族的诗句：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狁孔棘！（《诗经·小雅·采薇》）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诗经·小雅·六月》）

　　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诗经·鲁颂·閟宫》）

　　周王朝多次与犬戎、玁狁交锋。周都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在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于是开始依靠修筑一系列的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这可以说是长城最早期的雏形。

　　这一次大规模变冷只有15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造成的后果却是西周的灭亡，但更大的后果却是退化后的中国西北内陆，开始渐渐“培养” 中国以后两三千年的心头大患：游牧民族。

　　第二次大规模变冷是在东汉至南北朝之间，大致约在公元1~520年左右。这次变冷持续的时间是三次中最长的，但是变化得很缓慢，在 150~180年间才完成此次大规模变冷，而前一次和后一次都是在三四十年间就迅速完成；而且此次变化的幅度也不大，年平均气温只下降了2℃左右。就其带来的灾害性后果，却不容小觑，一个是鼎鼎有名的“五胡乱华”；另一个就是中国北部、东北部的森林也开始退化，渐渐成为游牧民族发育、发展的“温床”，于是以后侵扰中原的民族的起源地渐渐从中国的西北部向东北部转移。

　　而第三次大规模变冷则是发生在北宋中后期到元代中前期，时间是在1100~1300年之间，年平均气温减低了3℃以上。迅速的气候变冷、粮食减产、疫病流行，使得将汉文化发展到顶峰的大宋朝顷刻间坍塌。在这200年间，先后有女真、蒙古两种少数民族南下，有辽、北宋、金、南宋等政权覆灭。受到后继持续的影响，就在这不久后的几十年间，疆域最辽阔的蒙元王朝也分崩离析，走入历史的尘埃。

　　众所周知，明末也是处于一个气候变冷的小冰期，导致山西、陕西的降雨量锐减，农作物连年歉收，从而大批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参与造反。即便是崇祯皇帝再怎么宵衣旰食，也最终斗不过强大的大自然，回天乏术的大明朝在一群饥民与乱民的造反中灰飞烟灭。满清乘虚而入，得了渔翁之利。

　　从历次游牧民族入侵的时间看，可以发现他们入侵中原的时间间隔是越来越短的，以前是一两百年一次，渐渐变成了几十年一次、十几年一次，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气候变化有关。

　　气候变化会使得内陆的森林向草场退化，而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有意无意的举动也会加速森林的破坏，同时也会造成草场向荒漠化演变。在生态环境中，森林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是远远好于草原的。早期内陆还是森林或疏木草原的时候，对于气候变化有一个很好的缓冲。等全部变成草原的时候，容灾能力就大幅度下降，一场大的暴风雪、一场突如其来的旱灾，就会使得牧草枯死、牛羊大批死亡，游牧民族的生存举步维艰。为了活下去，南下掠夺就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选择。所以他们入侵中原的频率越来越高。

　　在《礼记·中庸第三十一》中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如果我们从气候变化最终会影响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是具有其非常正确的一面的: 在气候温热潮湿、且相对稳定的年份里，植物生长繁茂、农作物产量增加、各种动物孳生繁育，人民也安居乐业，塞外的游牧民族也安心呆在水草丰美的草原，这本身就是祯祥，国家兴旺自然是指日可待。而如果全国到处都是洪水爆发、或者干旱肆虐，粮食连年歉收，游牧民族时时南下侵扰，又何谈什么“祯祥”呢？政府一旦处置失当，就难逃“国家将亡”的命运。在中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比如号称盛世的春秋、秦汉、隋唐、北宋，都是处于气候温热且相对稳定的时期；而所谓的乱世，诸如“平王东迁”、“五胡乱华”、“靖康之难”等，都是处于气候大规模剧烈变冷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