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仅有法律远远不够

伴随着新年的钟声，05年高票通过（仅有一张反对票）的《可再生能源法》开始生效了。然而，业内人士的兴奋之情，很快被现实的尴尬消解了——本应与《可再生能源法》同时配套实施的多部实施细则“还在制定之中”，致使许多关键性的具体措施根本无法操作；许多省市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实施条例还“千呼万唤不出来”，相关部门和企业无章可循，只能望洋兴叹；一些地方官员对火力发电厂的审批上马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却另眼相看，“研究研究再说”；不用说普通百姓，就连许多主管部门的领导，对《可再生能源法》也是只闻其名、不知其详……



　　国内外的成功与失败都印证了这样一个真理，如果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有效激励，可再生能源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应该说，中央政府对可再生能源不可谓不重视，但为什么一到了具体的执行部门和地方政府那里，就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了呢？

　　诚然，与传统的火电、水电等传统能源相比，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存在着技术不够成熟、经验不够丰富、设备造价偏高等劣势。但是，这些困难都不是真正的困难。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之所以对发展可再生能源不热心、不积极，另有心照不宣的难言之隐——

　　一、从客观上讲，相比可再生能源而言，火电、水电等规模更大、投资更巨、见效更快、利润更可观，对地方经济和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更明显；

　　二、从主观上说，对传统能源的严峻形势估计不足，对传统能源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污染熟视无睹，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迫切性认识不清。

　　有人可能会抱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太高了。其实，这种论调是只算“经济账”产生的认识误区。从最终的发电价格来说，水电、火电的确比风能、太阳能便宜，但是，如果把发展水电导致的耕地减少、移民搬迁和河流形态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把开采煤炭产生的地层塌陷、地下水破坏和人员伤亡，以及火力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环境成本算进来，水电、火电的真实成本并不比可再生能源低多少。单拿我国每年被旷难所吞没的青壮年生命说吧，难道就值所赔付的几百万、几千万块钱补偿金吗？

　　说到底，重传统能源、轻可再生能源的本质，是不科学的发展观和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怪。

　　当然，发展可再生能源，除了政府的大力扶持，还离不开公众的积极支持。据报道，上海市自05年11月起开始向全市居民宣传认购“绿电”（即可再生能源），但截至12月底，沪北地区只有5户居民认购。“绿电”不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一家用户使用“绿电”每月要多支付5.3元——一个汉堡包就把上海的绿电拒之门外，岂不哀哉！？

　　由此看来，发展可再生能源，光有法律的保障还远远不够。它所考量的，不仅是官员的发展观、政绩观，还有公众的大局观和责任感。

　　从能量的转换到设备的制造，可再生能源从头到尾是靠靠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晚跑一小步就会落后一大步，最终的结果是在核心技术上丧失发言权，受制于人，眼看着广阔的市场被国外企业占领。我国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前车之鉴”——表面上看品牌翻新，但究竟有多少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呢？与国外汽车巨头“ 合资”了这么多年，我们还不是仰人鼻息？

　　还是看看这些实事吧——

　　胜利油田最深的油井已打到地下7000米，而且，打上一吨油中，有90%的水，开采成本逐年提高，产量却很难再有所提高。同样，大庆油田在实现年产5000万吨的最高纪录后，近年来，产量不断走低。

　　煤炭资源更是如此，几十年的高强度开采，已将浅层的优质资源挖掘殆尽。而且，单是2005年，我国全年死亡百人以上事故共达四起！

　　我国已成为SO2排放最大国，CO2排放量也将在2020年前后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

　　《可再生能源法》提出：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不低于5%，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到15%左右。这一目标不能说不宏伟，但比比许多人不以为然的小国菲律宾，我们就英雄气短了：未来10年中，该国可再生能源的产能将增加一倍，从当前占据能源比例的 37％，增加到2013年的60％！届时，菲律宾将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地热能使用国，和东南亚最大的风能利用国。

　　都说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和远见的民族，但可再生能源的滞后，却只能让世人看到愚笨和短视。

　　也许是我们特别善于“奋起直追”，那就等石化能源枯竭时，再“迎头赶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