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之精奥之（一）：求美，求善，求仁义

以往言儒家必数经史子集，道人伦义理，人们尤钟孔子之仁义，孟子之心性，荀子之性恶，董子之君权神授，邵子之太极，周子之道德性命，二程之天理，陆子之心学，朱子之理气，王船山之行先知后，王守仁之知行合一……不免精于粗而忽于细，明于理而蔽于形。儒家精奥在于儒家文化外形：求美，求善，求仁义；忧国，忧民，忧天下；重文，重礼，重气节；畏天，畏地，畏天命。

追求“有言之美”是儒家凸征。孔子以整理删拾古籍而著称，后人效法之。中国有不沾文字之道家，无不沾文字之儒家；有纯粹的儒家文学家，无纯粹的道家文学家。一流的儒家做学问，春玩其华，秋登其实，心物合一而归于美，心态酷似佛家论世，不落我执之窠臼。这是因为儒家抱着强烈的求美之心，与美为伍足矣，“济世”属于意外收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能治国、平天下的少而又少，实际上儒家的骨子里无不以求美为其人生追求) 。

儒家的道德文章是求美的标准注释。形成儒家好文的根本原因在于汉字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审美载体。汉字不是抽象的工具性符号，而是具体的富于文化与美学价值的信息载体，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儒家与道家之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尽量贴近与汉字的距离,与汉字结为一体；后者则尽量排斥汉字,尽量疏离汉字(实际上做不到) 。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亲近汉字的一家，也是最擅长驾驭使用汉字的一家。儒家士大夫的文章，阅之动容，诵之沦髓。

世间之物，凡美必善。求善乃求美的另外一种方式与路径。儒家所主张的善，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读书是善，写文章是善，作诗是善，做对子是善，游山玩水是善，聚会是善……因为这些举动都会直接或间接把人引向善。善从来都不独居中心，只有阐释学意义上的“善心”才真正对人有意义。可以说儒家叫人在不知不觉地行善，而非刻意地行善(如同佛家施舍穷人那样) 。

孟子的性善论，其价值与意义在于让人对其进行无数种解释，让人在无形中将行为定着于善。在这点上，儒家做得无懈可击。儒者言必斯文，行必检点，思必内敛，最终必归于善。读书、写文章、作诗等都是教的具体方式，这种“教”比在规定的场所接受的“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可操作性。由于儒家广施这种“教”，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不教而教，不学而学的氛围中。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教”已成为一种近于国民性的东西，耳濡目染着每一个中国人，避之亦难。这种无须投资的“教”为中国节约了大量教育成本与人际关系成本，是一种大智大慧。

“教”之核心在善。因为“教”针对的是无序与权力霸权。有人以为中国历史完全是由权力决定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在皇权专制之下，权力决定了中国的利益格局，而人格的顺位并不单纯靠权力，主要靠的是“教”。自从儒家占据统治地位，中国一直有两个价值标准，一个是权力，一个是道德(“教”的程度) ——中国人给了道德家一条出路，使得无权者亦可得名。在中国，被后人尊重的往往不是帝王，而是文学家、学者与道德师。帝王中最显赫的是李世民与赵匡胤，但此二人的名望远不及孔子、屈原、司马迁。重文是中国的传统，文高于武是中国的法则，帝王亦无可奈何。在某中意义上，由于儒家的强大，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权力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独立，这是很了不起的。满清入关，屠城杀降，不可一世，然而不能不臣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不能不继承流布两千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传统。说儒家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为过。

由“教”达“善”的文化是西方所没有的，因为它不可以用科学方法造就，东方文化之不可替代性正表现于此；现代不能替代传统，亦在于此。现代人种种恶行(坑蒙拐骗与欺世盗名) 都是反传统逆流中泛起的沉渣。清扫这些沉渣的最佳方法就是恢复由“教”达“善”的文化传统。

仁义乃善之理性化的表述，也是美的最终归宿。儒家之仁义不同于西方之博爱或泛爱。可以说各有所长。在达到仁义之前，中国由“教”达“善”的文化传统几乎十全十美，问题出在“仁义”这个环节。何以言之? 因为即使孔子思想中的“仁义”也将由“教”达“善”的方法与意义局限化了。仁义不具有“教”与“善”那样的广延性。“仁者爱人”是对的，然而所爱之人皆具体人(父子、君臣等) ，而非广义之人。

不过，尽管仁义有此疵瑕，仍不失规范行为的有效手段，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特殊性可以被迁移到一般性上来，从而在一般的范畴发挥作用。好的东西，即使不完备，也比没有好——如果这个原则成立的话，应该断定，仁义可以与“教”与“善”连接在一起，形成：

教——善——仁义

站在脱离一般文字的角度上评价这一因果联系，仁义之说与仁义之事不完全是一回事。“仁义之说”可以褒贬由人，见仁见智,而“仁义之事”高于“仁义之说”，它指征的是: 怀仁爱之心，行正义之事。儒家的“仁义之事”绝非口号，它是通过非常具体的手段与方式实现的。比如对死的态度。死乃人之常伦，不可免也。对儒士来说，杀身求仁是死的最佳归宿。儒家的杀身求仁与现代邪教的争做“烈士”毫无共同之处。儒家之杀身没有一例是自戕或无谓送死，都是在两难中做出的抉择(屈原、方孝孺为典型代表) 。如果他们不选择死，就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而随波逐流, 这与儒家的“教——善——仁义”之人生路径背道而驰，与儒家的以“名”(哪怕是死后之名) 与“权”分庭抗礼的思路格格不入。其实，“杀身以成志,仁也”《( 国语•晋语二》)的情形少而又少，多数情况是为仁而牺牲享受(如陶渊明、苏东坡、李白、杜甫) 。总之，仁义是道德诉求而非人生目标(这一点与邪教异) 。儒家士大夫之“教化”无微不综，其至尊至诚，其他文化孰能?

仁贯穿到日常生活中，使得中国人产生很强的精神寄托，通俗地说，中国人不做大官却可以成为大人物，这是因为仁义道德独立于权力，不在同一个价值范畴之内，这就大大拓宽了人生之路，使人生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