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教与八仙关系初探

金元时期诞生于胶东半岛的全真教与以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的八仙有着密切的联系。胶东半岛特有的神仙文化心理类型十分适合全真教的发展。全真教从创教、立教、扬教等都有意识地借重八仙，并与八仙传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八仙之说，始现于唐宋时期，影响涉及政治、文化、宗教诸领域，特别是在道教诸派有广泛影响。全真教诞生于有着浓郁神仙文化气氛的胶东半岛，与以钟离权、吕洞宾为代表的八仙有着天然的联系，并从创教、立教、扬教以及日常的宗教活动中都有意识地借重八仙。胡应麟《八仙庆寿词考》认为钟离权、吕洞宾等八仙“起自元世王重阳教盛行”，当是确论。

遇仙创教

全真教的创始人是陕西人姓王。字知明，号重阳子，咸阳大魏村人。作为全真教的创始人，他的成道创教有着非凡的经历。从有关资料看，王重阳成道创教是有意识地把自己与当时流传的“仙”、“圣人”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所遇之仙是何人，史料的说法并不一致。

第一种说法，王重阳“甘河遇仙”之仙是不知名姓的神仙。此种说法在时间上较接近王重阳遇仙创教之时。《全真教开教密语之碑》说：“重阳祖师以正隆重己卯之夏，遇真仙于终南甘河镇，密付口诀。明年庚辰，再会于醴泉，遂留密语五篇。”刘祖谦的《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只说“（王重阳）正隆重己卯间，忽遇至人于甘河，以师可教，密付口诀，又饮以神水。”此两种资料，都没有关于所遇“真仙”、“ 至人”的真实名姓。金源璹撰《全真教祖碑》中称，王重阳所遇二仙之一是“濮人”，年方二十二岁。刘志玄、谢西蟾所编《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也说王重阳第二次所遇之仙是“濮人”：“明年，庚辰中秋日，于醴泉道中，再遇前次二仙。师趋而拜之，欣然共饮酒肆酒家。叩问二仙产贯年姓，答曰“ 濮人也，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濮人”指何？钟离权是咸阳人，吕洞宾是永乐人，二人均非濮人，且“濮人”年方二十二岁，与钟、吕年龄相差甚远，显然“濮人”不是钟、吕。可见，王重阳创教前后的史料所记“甘河遇仙”之仙，并没有确指，应是一个谜。

第二种说法，确认王重阳“甘河遇仙”之仙乃是当时人人皆知的钟、吕神仙，即八仙中的人物。这种说法是全真教徒有意识地借重八仙之说，扩大全真教的影响，提高全真教的地位，迎合全真教徒信仰上的心理需要。例如孙谦序的《四仙碑》中说：“昔重阳王先生尝两遇吕真人，遽然入道，而隐于终南山六年。于一日东游海岛，于宁海境上而居焉。”秦志安所编《金莲正宗记》记载，王重阳第一次所遇之仙不知何人。第二次所遇之仙是“蒲板永乐人”，当是吕洞宾。但亦称“春秋二十有二”，与吕之年龄不符。第三次所遇之仙乃是“海蟾公也。”即八仙人物刘海蟾。《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则把王重阳第一次所遇之仙推测为吕纯阳：“金正隆四月己卯六月望日，于终南县甘河镇酒肆中遇二人⋯ .其所遇者，盖吕纯阳也。”第二次，“明年，庚辰中秋日，于醴泉道中再遇前次二仙。”据此，则仍为吕纯阳，但叩问二仙产贯名姓，答曰：“濮人也，年二十二”。却又与吕纯阳年貌不符。第三次，“甲申秋，复遇刘海蟾，于基河镇饮以仙酎。”且王重阳有词为证：“正阳的祖，又纯阳师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唯是叔海蟾，同居三岛。”显然，在这两部道教典籍中，钟、吕、刘都成了王重阳的师父。全真北宗以东华帝君王玄甫为第一祖，加之钟、吕、刘、王重阳，这即是全真北五祖之由来。现今，在山东省文登市的圣经山上，仍有元代遗留的五座石坟，曰“ 五祖坟”。

从以上所论，全真教对钟、吕等八仙人物，有明显的借重和依托倾向，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愈晚愈明显。明代王世贞认为：“重阳所为说未尝引钟、吕，而元世正阳、纯阳追称之，盖处机意所谓张大其说而行之者。” 他认为全真教借重钟、吕始自丘处机，其实不尽然。王重阳创教之时，即开始依托钟、吕。所不同之处是，丘处机是有意宣扬，王重阳是暗中借仿。延至明清时期，全真教南北二宗，都以八仙人物钟、吕为祖师。明代徐应秋《谈荟》卷十七《道家南北宗》条云：“（全真教）南北二宗之分，实自宋南渡后，而皆始于吕岩，岩得道钟离权，权得之东华少阳君。南宗自岩授刘海蟾操，操受张紫阳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自贤道光，道光授陈泥丸楠，楠授白海琼玉蟾，蟾授彭鹤林，此所谓南宗也。北宗自岩传王重阳，传马丹阳钰及妻孙不二，钰传谭长真处端，刘长生处玄，丘长春处机，此所谓北宗也。”

仿仙传教

在八仙传说中，钟离权、吕洞宾一般都是采取梦中点化、自身顿悟的度脱方式。如钟度脱吕时，即授以仙枕，使吕在梦中“升沉万态，荣悴千端”，恍然醒来，黄梁犹未煮熟，因而醒悟人生，出家学道。钟、吕度脱蓝采和时，让蓝遍历人间险恶之境，让其感悟到现实人生的极端不自由，而自己觉悟之后出家学道。其他八仙人物如铁拐李、曹国舅、刘海蟾等都是在师父的点化下，道由心生，自悟出家的。

这种类似佛教禅宗“顿悟”的点悟式传教方式，基本上被全真教全盘接收。王重阳甘河遇仙得道后，曾自作诗词，曰：“四十八上始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金丹色愈好，玉华峰上显殷红。”然后自掘“活死人墓”，静坐墓中，研读秘文，“观透真如理”，悟出了俗世凡尘与真空仙境之区别，懂得了前世善恶与今世报应等道理，决心“存神养浩全真姓”，“换了凡躯一点尘”。从而，断尽诸缘， 东去传教。

王重阳度脱马钰，却采用了点悟式的办法。马钰，字玄宝，初名马从义，字宜甫，是当时宁海州的大户，资产千万，富甲宁海，号称“马半州”。《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说王重阳为度脱马钰采用了“分梨十化”的办法：“十月，于庵锁环百日，日以分梨十化，警悟宜甫夫妇。分梨十化者，师初锁环之一日以梨一枚，与宜甫啖之。第六日，赐芋栗，旬日之梨为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数，梨则第旬例增其一。至于十旬，面积数为五十有五，应天地生成之数。每与必诗颂警悟之。”经王重阳多方警化，数次点拨，马从义“忽而觉悟”，将财产交与儿子，将休书写给孙氏，“ 愿执弟子礼，从真人游。”

王重阳度脱郝大通，更是典型的点悟启发式。“（郝大通）大定丁亥秋货卜于市，士大夫环列而坐，重阳最后至，背面而坐。先生曰：何不回头。重阳曰：只恐先生不肯回头。先生颇惊，遽起作礼，邀赴他所闲话。”王重阳利用郝大通一句讲述现状的平常之语，赋于其精深的哲理，借机点化，使之醒悟。如此看来，引导他们从心理深处顿悟，即“内向”性的心理体验，在这一方面，应当说王重阳既有自身的亲历亲验，又是有意识地模仿八仙，还是对禅宗的借鉴。

借仙扬教

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之时，从外部说，三教合流的思潮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由社会功能上的事例进展到哲学理论上的融合，出现了吸收佛道的新儒学（宋代道学）和容纳儒道的新佛学（宋代禅学），只有贯通三教的新道教尚未诞生。王重阳作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宗教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着手创建新道教的。他“完成了合儒佛于道的历史任务”。

王重阳在创教之初即标榜三教合一，《全真教祖碑》记载，他在文登创立三教七宝会，在宁海开设三教金莲会，在福山设立三教三光会，在登州建立三教玉华会，在莱州建立三教平等会，都冠以“三教”字样，“这体现了全真教不主一教，圆融三教的立教精神”。其实，王重阳及七真之时，并没有实现三教合一，佛道之间的矛盾很深，斗争也很激烈。但三教合一作为全真教的宗教思想，从王重阳开始是未作根本性动摇的。

由于全真教的标榜、示范和影响，后世的道教各派以及文学、艺术等，钟、吕等八仙也都成为三教神仙。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全真教及其它道教纷纷借助八仙的盛名来宣扬自家的三教合一思想和其他教义。在《吕祖全书》中，吕洞宾本身就是一位合三为一的通神，他有儒家的身世，道家的法术，后又得黄龙禅师指点而精通佛理，时时“显化三门”，是一位三教通神，被称为“三教宗师，玄元广法天尊，圆通文尼”。他“统儒释道以宣教”，功绩卓著，地位显赫，是一位与“仲尼（孔子），青尼（老子）、牟尼（释迦牟尼）” 三大圣人齐名的神仙，荣获“文尼”之称。他在《吕祖北斗九皇丹经》中说：“三教源流本一支，何分中外与华夷，庸夫俗子井蛙见，无怪逞强乱议訾。后人强斥释道为异端，彼止知儒教治世，怎知道教出世，释道无为”。可见，吕洞宾已成为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传声筒，成为三教圆融思想的代言人。

王重阳创全真教是以钟吕的内丹学为基础，吸取禅学和儒学思想，以修炼心性为主要内容，以得道成仙为宗教理想，使道教向道家之学回归，从而达到三教圆融的新境界。这种与钟吕的天然联系，使全真教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借仙扬教，即借助以钟、吕为代表的八仙之名望，宣扬全真教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愈到后期愈发明显。且因全真教的广泛影响，其它道教流派也都以钟、吕等八仙为得道成仙的典范，并借助八仙在民间的深广影响来宣扬本教，提高本教的地位，扩大本教的影响。如元明清之时，许多道教人物纷纷托名钟、吕撰写道教典籍。《道藏》、《藏外道书》等保存有十几种托名钟、吕的典籍。如托名吕洞宾的《太乙金华宗旨》、《黄鹤赋》、《百句章》、《真经歌》、《鼎器歌》、《采金歌》、《吕祖北斗九皇丹经》（上中下三卷）、《金玉宝经》、《十六品经》、《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醒心真经》、《孚佑帝君吕纯阳祖师三世因果说》、《纯阳吕真人药石制》等等。

总之，全真教在钟、吕内丹学的基础上而创教，借八仙的名望而传教。与此同时，八仙也在全真道教和其它教派的宣扬中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民间更加深入人心。

效仙从教

王重阳及全真七子不仅在立教、扬教上借重钟、吕八仙，在日常的宗教活动和行为上也有许多与八仙相类似之处。

首先，从人物构成上，王重阳与七真八人，与八仙人数相符。王重阳先学文，后习武，与钟离权经历相同。七子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学道之前也是儒士，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八仙中七男一女，何仙姑为女性；王重阳与七真八人也是七男一女，孙不二为女性。七真中谭长真患“风眩瘫痪”，其形象与铁拐李相类似。王重阳日常的装扮结束也都模仿钟离权，钟相貌“顶圆额广，耳厚眉长，目深鼻耸，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远臂垂，如三岁儿”。“容貌雄伟，学通文武，身长八尺七寸，髯过于腹，目有神光”。“束发为双鬟，采槲叶为衣，自称天下都散汉。”王重阳则是“师美须髯，目大于口，身长六尺余，气豪言辩，膂力过人”。“计其为人也，骨木雄壮，气象浑厚。眼大于口，髯过于腹，声如钟，面如玉，清风飘飘，紫气郁郁，有湖海之相焉”。可见，二人之相貌与装束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其次，王重阳及七真与八仙中的吕祖相似，都能诗善词。其诗词或解道传道，或写景咏物，或自况述怀，或讽喻世事，诗风飘逸。《金莲正宗记》说吕祖善诗，“平生述作，数百篇目，自曰《传剑集》。”其诗最为流传者乃是“朝游北海幕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唯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气势宏大，飘逸脱俗。

王重阳及七真在诗词创作方面也颇有建树，留下了一份值得重视的宗教文学遗产。唐圭章先生所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收有王重阳和七真的词1970多首，其中王重阳650多首，马钰850多首，谭处端150多首，丘处机近150首，王处一近100首，刘处玄60多首。

如马钰的《心香·咏鹤》：“虽处鸡群，如风毰毸。自丁令、化现如斯。霜毛朱顶，玉羽琼肌。唼太湖萍，潭鼻粟，唳去霓。朝戏芝田，夕饮瑶池，得五乔，来控当归。舞吴市显。乘卫轩奇。便指蓬壶，朝金阙，赴丹墀。”写出了全真教洁身自好，奉道修身又待机有所作为的志向，有一种奉道而不弃世，谈玄而未忘情，无为中求有为的意味。

综上所述，全真道教与钟、吕等八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全真教何以与钟、吕等八仙联系紧密呢？抛开众多的浅显原因，从最基本上说，是与全真教（包括其它道派）所赖以生存的神仙文化心理类型有关。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宗教信仰就是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的集中体现，现存的各个高级宗教之所以能够长期得到广大群众的皈依，就在于它们分别是跟各个主要的文化心理类型一一对应的。都能满足人们体验到的情感需要。”从文化角度分析，全真教正好与八仙所代表的神仙文化心理类型相对应。

作为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道教之所以长期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众多信徒的皈依，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民众渴望长生不死、逍遥自在、自由幸福的心理需求。牟钟鉴先生指出：“长生成仙的宗旨，虽然为道教所特有，但从深层次看，它作为一种生命理想，即反映了人类热爱生命，珍惜生命，追求永恒的普遍本性。道教不过是以宗教的形态集中体现了人类的重生本性而已。”在道教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各个时代民众的心理需要，维护道教的神圣传统，他们不断地把民间传说中的神仙甚至现时社会上的英雄人物吸收进道教系统，给其信仰增添崭新的内容、新鲜的血液，以吸引更多的教民。

全真教诞生在具有深厚神仙文化气氛的胶东半岛，与钟、吕等八仙有着天然的联系，也与当时当地的神仙文化心理类型十分印合。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海天明灭，变幻无穷，海岛迷茫隐约，引人入胜，航海艰险神奇，富有刺激，海产丰富多彩，招人喜爱，容易引发人们的神奇联想和无限遐思。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神仙传说气氛，是中国神话两大来源之一的燕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子·汤问》说，渤海之东有大壑，名“归墟”，中有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五仙山，“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纤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长生不老”。春秋战国之时，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皆派人入海寻仙。秦始皇派徐福率众入海求长生之药，也在胶东半岛留下了大量遗迹和史料、传说。此后传说中的神仙，如洪崖先生、麻姑等，道士如于吉、寇谦之等都与山东半岛有关。特别是钟、吕等八仙传说，在胶东半岛脍炙人口，崂山、昆嵛山、蓬莱等地都有其大量遗迹。在这种玄妙的神仙文化气氛中，诞生和传播以长生成仙为基础的全真道教，可以说是十分理想的。全真七子全部来自胶东半岛，王重阳在陕西遇仙证道，却无法广而大之，不得不“东迈”来到胶东半岛，都说明胶东半岛丰富的神仙传说文化和由此而培育的民众的神仙文化心理结构十分适合全真教的滋生与传播。全真教的发展历史，也说明它与这种特殊的神仙文化类型密不可分，而且与八仙传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全真教借助八仙的声望得以迅速发展，“夫全真之教兴，由正隆以来，仅百余载。以九流家久且远视之，宜若滥觞而未浸也。今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同时，八仙传说也在全真教的大力宣扬下，更加深入人心。可以说，全真教对八仙传说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推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