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理论形态转生的周期

中国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儒学面临价值理想、西方文明、现代化转型的三大挑战，如何回应这些挑战？恢复儒学经学形态已经过时，延续儒学宋学形态也显迂腐。无论是“旧邦新命”，还是“返本开新”，以及“综合创新”的现代新儒学，都是接着儒学宋学形态中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载及清代王夫之的气学的某一学来讲的，而没有超越。

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存有论（本体论）的存有或本体，是超越经验的存有，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家的自我设定。这是因为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具备把握自己安身立命的现实手段以及调整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现实力量。这种异化的存在，为哲学家建造人在人的世界和现实世界所不具备或不可达到的需要、追求、理想提供了可能，把人的自我意愿、欲望、情感加诸形上学存有，以解释一切关于世界根据和原因的寻根究底的问题和人生的终极关怀。从西方柏拉图的“至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中国宋明以来，程朱的理，陆王的心，张载、王夫之的气，以及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的本心（仁体），梁漱溟的意欲，贺麟逻辑意义的心，牟宗三的心体，冯友兰的理世界等，都是人的理想和愿望的给予。

形而上学存有论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观念的存在，具有自我设定的性质，所以古往今来，便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形上学存有论。哲学形上学存有论，把人抽象化而失落了人，把人的现实世界的冲突抽象化而瓦解了人的现实世界。其实，凡是哲学都是讲人或包含人的内容的，都是讲现实世界或包含现实世界的内涵的，脱离人和现实世界的内容，何以讲哲学的生命智慧。然而现代新儒家作为哲学形上学存有论所蕴涵的直觉本体思维方式，是一种从抽象原则出发而走向空虚玄想的思维方式；是肯定先在、预定世界而否定对待冲突的多样世界的思维方式；是脱离现实存在而追求彼岸存有的思维方式；是缺乏真实生活而尊崇异己外在权威的思维方式。任何哲学思想理论，只要援入直觉本体思维的结构去解释和理解，自然的形上学、气的形上学、神学的形上学和道德的形上学之间，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都需要从先在、先定、绝对的自然、神、道德的抽象原则中展现现实的人和现实世界及未来世界。

现代新儒家要“开新”，要“创造”，要“转化”出民主、科学和法制，从心性“内圣”开出“新外王”，但无论是“直通”，还是“曲成”，他们都采取一种价值合理性的诠释，即一种精神理念和思想架构层面的形而上的理解，而不是采取一种工具合理性的解决。新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中不可能直接给出“分解的尽理精神”和以“理性之架构”为形式的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在这种“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中，科学经验的外在知识无法在儒家传统中取得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在规定的内与外、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道德与知识之间是一种体与用、本与末、第一义与第二义的统摄关系，忽视对概念心灵探求和知性主体的安立。若依据这个基础来解决新外王，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此困难就在于有“闭门造车的情形”，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冲突和挑战相脱离。

基于上述的检讨和反省，现代新儒学需要回到活生生的人生和现实社会中来，在接受、回应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冲突中，实现儒学的新“转生”。

纵观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进程，每一次从旧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形态向新的文化思想、理论形态的“转生”，大体上是在三百年到五百年之间。譬如，从孔子建立儒家学派和“百家争鸣”、“百虑殊途”，到汉武帝采取“霸王道杂之”的文化整合以求中国文化思想的转生。汉武帝提出改制有无原则可遵、三代改朝的根据何在、现实社会如何治理等问题，要士大夫们从传统文化的转换中作出解释和回答。董仲舒选择《春秋》（特别《公羊传》），整合儒、道、阴阳、法、名各家学说，既对传统儒学进行内在批判，又归宗于儒，建构了适应于当时现实社会所需要的、被人们所认同的内圣外王之道和人格理想、社会理想，并升华为“天人感应”的形上学新儒学，开创了西汉经学儒学的学风，实现了文化思想、理论形态的转生。这大约经历了四百余年。

魏晋玄学是儒道冲突融合基础上的和合，这种和合基于对儒学的内在批判。王弼《论语释疑》提出“举本统末”，显然是对儒学的重新诠释和理解。他以自然无为去成全儒学名教，反对仁义的空名和虚伪，而必须落实到“道”上，符合道的原则，才能重建自然、社会、人际、心灵的和谐和协调。从董仲舒到王弼、郭象等以“有无”为核心的理论思维的转换，约经三百多年。

唐代在学术思想上采取开放政策，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并非独尊一教，而排斥其他。特别是唐代寺院经济高度发展，造就了一批精于宗教理论思辨的伟大的宗教家，使外来印度佛教逐渐中国化，而建立了佛教各宗派。“明心见性”等佛性问题成为他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从魏晋玄学到唐儒、释、道三家之学，约经近四百年。

唐末五代的“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的情境，激起了取得有限统一的宋代知识精英的反思。他们肩负重建礼乐文化的责任，在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的大势中，理学家弥补了魏晋玄学曾使社会理想层面获得存有论的论证，而在人格理想层面仍只滞留在伦理圈子内的缺失，体悟出主体心性与本体理的联系，把心性升华为哲学形上学，对人格理想作存有论的整体观的诠释。同时，理学家以儒家天人之学的传统人文精神融合释、道，连接玄学存有论，而体贴出天理为涵摄一切的最普遍范畴。理作为当时时代精神精华的表征，从“全体大用”层面上，圆融了自然、社会、人格的价值意蕴，开创了一个理学的新时代，实现了中国文化思想、理论形态的转生。这次转生从玄＠①、窥基、法藏、慧能等佛学大师到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的出现，约经四百年。

唯独宋明理学自周、张、程、朱（熹）、陆（九渊）以降，到朱明王朝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明清之际王夫之集气学之大成；从程朱理学到冯友兰新理学，陆王心学到熊十力、贺麟、牟宗三等新心学，张王气学到张岱年等的新气学，则连续讲了近一千年。这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文化思想、理论形态转生的周期。从宋明“旧三学”讲到现代“新三学”，如此不变换理论思维形态地讲下去，而不回应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壮下加大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文章《儒家和合文化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