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勇猛精进 重振佛学

在无边的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最根本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近代佛教界中，太虚大师是力倡人间佛教的佛学家之一。他提出“佛陀出世间不离世间觉”，即佛教的产生是在人间，就大乘佛教的观点讲，是要行菩萨行，做到自利利人，解除众生的苦难，使人获得安乐。太虚大师始终如一地循着自己对佛法的认识，不遗余力，勇猛精进，教化世间。

太虚16岁在苏州的平望山小九华拜士达和尚为师，剃度出家，在宁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因太虚聪慧过人，深受戒师寄禅和尚的赏识，并得到他的培养。

大师的一切行为都发自他对佛法的认识，他认为适应现代化的佛法，当以人类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普度一切有情。而人生佛教的第一要义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第二要义则应摆脱注重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悲智双运；佛法的第三要义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此后，在此思想基础上，太虚法师的一生行动皆以此为中心展开，积极从事佛教改革。

他提出“人间佛教，走上社会”的思想观点，受到其他法师和一些青年僧人的支持。太虚以金山江天禅寺为基点，搞起改革，演出三进三出，大闹金山的故事。太虚大师锐意改革，其情可叹，其行可敬。由于他一贯地本于纯洁无疵的净信，故能在外界的谣传与诋毁面前，内心始终清净。

大师提出了佛教宜三种革命说。其内容为：第一，组织革命，即制度革命。提出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第二，财产革命，即经济革命。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育僧才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第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做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断。大师的三种革命之说，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

他认为从事社会职业，利益人群，造福社会，才是成佛的因行。法师的佛法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生佛教的要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代替残杀，以义利代替偷盗，以礼节代替淫邪，以诚信代替欺骗，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从佛教制度上，他认为佛教徒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只有尽了公民的责任，才能谈得上酬报佛恩，福利社会，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当成职业，赖此谋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每个宗教徒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社会职业。

他主张健全佛教组织，提高僧侣和信众的德学，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福利事业。1930年，太虚法师提出“建僧大纲”。主张全国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学僧制、职僧制和法僧等三级僧制。他计划用12年时间，大量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佛学专家等佛教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约25000名寺庙高级管理人才，对那些丧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们集中到山林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老有所养。

1940年，他在《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说：今菩萨行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佛之利益。

太虚法师正是基于这种对佛法的正信，力倡佛教之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佛教能适应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太虚法师积极筹办佛学院，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汉藏教理学院、巴利文三藏学院等。太虚法师创办汉藏教理学院有两个良好的愿望，一是与藏族地区的广大藏胞团结合作，交流汉藏地区所传佛教教理。二是帮助有志去西藏求学的学生，前往康藏深造。

大师不仅致力于改革佛教，筹办佛学院，还乘周游各地的机会，弘扬佛学。他还先后遍访南洋各地，于1927年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1928年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

太虚大师在国家罹难之时，以自己所能来教化众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烈火横烧亚、非、美各国，世界动荡不安，国内也处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灾害频繁的局面。他认为唯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国的历史使命。1918年秋，大师在沪与章太炎等人创立觉社，发起佛化觉世运动，出版《觉社丛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大师立即发表告台湾、朝鲜、日本4000万佛教徒书，号召秉承佛训，反对日本军阀侵略战争。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相互残杀，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大意是说：“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

1933年5月，大师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日本占领山海关，入侵热河之际，大师又电全国各省市佛教会，组织“青年佛教徒护国团”，号召团员从军抗日，从事募捐，参加医疗救护队、慰问队、运输队、宣传队等方面的活动。

1939年，法师在国际反侵略协会欢送会中，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他到重庆后，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前往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等地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的同情，还发动各地华侨捐款支援抗战。

1943年，面对着中华民族深受凌辱、国家濒临沦亡的战乱局面，为拯救和平，团结抗日，大师积极支持冯玉祥等人发起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太虚法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他与其他同道一起协助冯将军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不断掀起抗日热潮。在重庆遭受侵略者大轰炸时，又建立佛教徒僧侣救护队，参加当地救护工作，受到了社会赞扬。

太虚法师舍命佛教，为了维持寺庙合法权益，曾不顾一切据理力争。1943年11月，内政部颁布8月间修正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致各地佛教陷于纷乱。大师通电反对，并致书蒋介石，舍命力争。书至，蒋介石乃令内政部取消该办法，佛教得以保存。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大喇嘛寺被中央军校占用多年不肯迁让。太虚大师致函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戴接到信后，当即专电中央军校。中央军校将占寺房立即全部让出。1945年3月，湖南省衡阳市佛教寺庙财产被当地政府提拔，太虚大师由重庆飞往衡阳，与当地政府首脑会商后，顺利得到解决。

纵观大师的一生，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类，他的佛法的精神也始终是人间佛法。他感于众生有情的苦难而不忍，积极予以救助，认为这才是佛门弟子真正的大慈大悲救难。他的一生不为名，不为利，总是为人类，为佛教事业而奔波。画家丰子恺称他为“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鲁迅先生说，太虚平易近人，思想通泰。

太虚大师虽享盛名，但绝无大和尚的架子，和蔼可亲。他对生活随遇而安，从不计较，经济上更不在心。太虚法师的立足点始终是做人，他的“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论断尤其发人深思。他的一生，也体现在他为汉藏教理学院写的院训“澹宁明敏”所启示的精神中。他自己生活俭朴，但却乐于助人，而且一旦对事情形成自己的见解，便坚定不移，全力推行，排除一切干扰，真正做到了敏于行。他虽然逝世多年，但他对人生的影响启迪，却光照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