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的历史文化学阐述

龙起源于图腾，最初是人们对图腾的称谓；在龙的概念之下，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动物形象，它们是不同集团的图腾物；龙是一种人文动物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需求的变化，龙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一、龙的起源问题探讨中的问题

龙的起源问题,自古至今答案多种多样。人们一般相信龙最早是一种或几种同类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综合形成今天看到的具有多种动物特征的龙。关于龙起源的不同解释有十余种之多, 如蜥蜴说、鳄鱼说、蛇说、蛴螬说、恐龙说、猪说、河马说、闪电说、云说、松树说等等。

然而，各种观点如果仅就某个实例而言，其论据似乎都很充分，一旦延伸到其它实例中就很难说通。尤其是对考古新发现的与后世公认的龙纹有关的被称为“原龙”的远古艺术品的说明上，如山西陶寺出土的陶盘上的蟠龙纹明显是蛇身，河南西水坡蚌壳堆塑龙鳄的特征同样不容忽视, 还有红山文化的玉龙具有猪的特征等等。

有人开始怀疑上述那些发现是否都与龙有关,并提出商代甲骨文中龙字的特征为“前有大头，后部有几乎蜷曲成环形的短躯”，所以只有类似于红山文化的蜷体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的原型, 即蛴螬。

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各地出土的石器时代的“原龙纹”形象与商代龙图案进行比较，可以确认两者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 如商代夔龙纹大部分有着张口状的大嘴，上唇一般表现为长而上翘或上卷, 用以显示鳄鱼的长吻, 身体作爬行状, 明显是河北西水坡蚌壳堆塑龙的延续；殷墟小屯第十八号墓出土的蟠龙纹盘上的蟠龙纹饰蛇身, 蜷曲如盘, 身上有鳞纹, 尾部渐细直至收尾, 与山西陶寺文化中蟠龙身体的基本形制一致, 龙头做成虎面状并有角；商代青铜器上流行的兽面纹, 亦即过去一直被称为饕餮纹的纹饰中, 也包括上述小屯出土的蟠龙纹的头部, 与良渚文化瑶山遗址中出土玉器上的兽面纹饰有明确的演变关系；至于小屯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弓形器正面铸有的一对鲵龙, 与甘肃西坪和傅家门遗址出土陶瓶上的鲵鱼纹的渊源关系, 以及妇好墓中的玉龙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之间的发展关系更是清晰明确。

二、最早的龙被认为是具有某种相同功用的动物统称

　　甲骨文中已经有了“龙”字, 种类达六七十种之多。从形态看分别具有猪、马、鳄、虎等不同的形象特征, 如王东先生在《中国龙的新发现－－中华神龙论》中就按照龙字的不同形象特征, 将其分为猪形原龙的象形文字、马形原龙的象形文字、鱼形原龙的象形文字、鲵形原龙的象形文字、鳄形原龙的象形文字、蛇形原龙的象形文字、鹰形原龙的象形文字、虎形原龙的象形文字、鹿形原龙的象形文字等。

商代青铜器上的所谓“饕餮纹”、“夔龙纹”等纹饰是甲骨文龙字的原型。《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有东周大臣王孙满在回答楚子提问时有关三代青铜器的重要论述：“昔夏之方有德也, 远方图物, 贡金九牧, 铸鼎象物, 百物而为之备, 使民知神奸。”由此, 我们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青铜鼎表面的纹饰被称为“物”。据研究, 古音“物”与“龙”字相通, 甲骨文、金文中, 物字的初形为“勿”，犹似一种长体动物之形，也与龙的形象有近似之处。所以在古华夏语言中，“铸鼎象物”就是铸鼎象龙，也就是铸鼎并在鼎的表面铸出龙。商代“饕餮纹”与“夔龙纹”等纹饰的多样性和不同动物的综合性是有目共睹的，这与甲骨文“龙”字的多样性也是一致的。由此可知，商人所谓的龙就形象而言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专指某一种动物，或以某一特定的动物形象为主。

考古发现的石器时代“原龙纹”更是表现为多样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那些被称为“原龙纹”的图案, 都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动物的摹写, 它们旨在表现某一种真实动物的特殊状态。

被称为兽形玉的红山文化“原龙纹”玉器，其C形身躯实际并非蛇的写真，而是玉珏的造型，其要真实表现的是猪的形象，也可以是马的形象或鸟类形象。

在河南省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壳堆塑“原龙”，其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与鳄类身体的比例关系一致, 在这里所谓的龙不过是鳄的写真。

北首岭遗址“原龙纹”具有鳃、鳍、灵活弯曲的身躯和分叉的尾巴等特征，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泥鳅一类无鳞鱼的形象。甘肃省甘谷县西坪遗址出土用墨彩绘制的原龙纹彩陶瓶，“原龙”形象未脱离对自然界中鲵鱼的写真。

陶寺遗址的蟠龙纹有修长呈盘曲状的身躯，是自然界中蛇的特征。

在浙江省余杭瑶山遗址出土的镯、璜、圆牌等玉器上发现有被称作“龙首形纹”的原龙纹图象，是牛的特征，由于要在不宽的弧面上表现出动物的特性，所以不必要求其所有的部位都与原型动物完全一致。

反山遗址与瑶山遗址还出土一种被称为兽面纹的原龙纹饰，特征与自然界中的虎一致，其原型应该是虎。

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尊形器上的图案花纹，称得上是目前所见石器时代唯一真正具有不同动物形象特征的聚合动物形态。如果将整幅图案分割开来，单独地去看每一个单元形象，我们确实会认为猪与蛇的形象结合了，鸟与蛇的形象结合了，牛与蛇的形象结合了，鹿与蛇及带羽翼类动物的形象结合了，四种图案同时出现在同一件器物之上。

原始龙图案，尽管经过了远古人的艺术和观念的再创造，但并未脱离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动物原型，并且是不同的动物原型，从它们与商代龙具有的渊源关系看，它们也都应该是龙，或者是龙的原型。

石器时代及商代，龙形象的多样性给出一个信息, 就是龙不是依某一种动物的形象来命名的。既然龙不是以其形象来命名的，那么最早的龙应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具有某种相同功用事物的总称。

三、早期龙的特征和形象的多样性与图腾相一致

在文献中，龙的下述特征引人注目，尤其是在对年代遥远的上古时代的描述中更加突出，这些特征有:

奉龙为亲属或祖先。如《绎史》说：“赤龙与庆都合, 有娠而生尧。”古文献中还有很多黄帝、舜和汉高祖刘邦的诞生及相貌与龙有关的记述。

以龙作为集团或职位的名称。史载太昊部落以龙命官，《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语: “太昊氏以龙纪, 故为龙师而龙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宓羲龙师命官。”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师者, 长也，以龙纪其官长，故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白龙，冬官为黑龙, 中官为黄龙。”

以龙作为标志和象征。《诗经》、《国语》、《荀子》、《礼记》、《周礼》等古籍中有许多关于打着有龙象的旗帜去祭祀的传说,如《诗经》中有“龙旗阳阳，和铃中央”、“龙旗十乘, 大糦是承”、“龙旗承祀, 六辔耳耳”等记载。

图腾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图腾的实体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部落和个人采用了动物的名称，即图腾动物；许多部落在他们的军旗和武器上画上动物的形态，人们还将动物的形态绘在身上；在图腾部落内的人们常深信他们和图腾动物之间，乃是源自相同的祖先。

龙的形象具有动物特征，认为动物与祖先诞生有关，以动物图形作为集团的名、标志和象征，正是图腾崇拜的基本特征；龙具备这样的特征，说明龙确实应该与图腾有关。图腾的多样性与上述龙形象的多样性是相吻合的。

四、“原龙”与商代的龙是沟通人与神的使者

　　商代崇拜祖先，所以龙不会是商代的图腾物。商代甲骨文中说到龙的意义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 殷先祖谥号, 如“卜贞御妇好于龙甲”中的“龙甲”；(二)方国名，如“贞勿乎妇姘伐龙方”中的“龙方”； (三) 神祗名－－龙, 如“壬寅卜宾贞若兹不雨帝佳兹邑龙不若王固曰帝佳兹龙不若；(四) 祸患名，如“乙巳卜贞有身不其龙”。在这里，前两者的意义是明确的，龙甲、龙方均属以龙为名。关键是后二者: 第三条卜辞表现了商人向龙卜问晴雨，希望其明示信息的心情；龙是被卜问的对象，看来它并不能控制晴雨, 但它可以上传下达。第四条卜辞则是说染上了以龙命名的病或灾祸。因此，在商代龙被认为是一种关系到人类生活和命运的具有神性的动物。

同一考古学文化中，原龙纹造型一致，有统一规格要求，在相距较远的遗址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如红山文化兽形玉)等情况看,原龙纹也不应属于图腾物了。

西水坡遗址蚌塑原龙所在的45号墓是西水坡墓地规模最大的一个，在壮年男墓主人的周围，除蚌塑图案外，同时还陪葬或殉葬有三个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墓地仅此一例，显示出墓主人在其所处集团中的崇高地位。这种地位从与其有关的第三组图案中，人骑在原龙背上的情形看,应该是集团中执掌神权的领袖，蚌塑图案表现墓主人与龙虎同在, 或表现其骑在龙背上与虎一起腾飞于星空的场面, 应该就是墓主人能够拥有这种至高无上权力的揭示，只有他能够驾御龙虎来往于天上人间、往返在阳间地府。因此, 蚌塑原龙是帮助墓主人完成其与神灵交往的沟通使者。

陶寺墓地蟠龙纹陶盘所出的大型墓内，同时还出土有很多具有特殊用途的随葬品，比如鼍鼓(鳄鱼皮蒙的鼓)、特磬，彩绘漆器中的案、俎、匣、仓形器，口径达6316厘米的盘、玉琮、玉钺等，都非日常生活用器；彩绘原龙纹陶盘与上述这些器物同出，也应该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而是用于祭祀活动的一部分，也应是礼器的一种。在“鼍鼓逢逢”的祭祀活动中，口衔植物的蛇形原龙恐怕不像是用作献祭的牺牲，从其在墓葬中所处的位置看，更不应是被祭祀的神，它是被人们供养、受人们祝祷、以完成将人们的意愿带给神灵知道的传递使者的可能性更大些。

北首岭泥鳅形原龙纹被绘制在形似蒜头的陶壶表面。这种被称之为蒜头的陶器在北首岭遗址出土有数十件之多，但是几乎全部出自墓葬，而在该遗址同时期的居址中不见, 说明此类器物可与明器有关。在明器上绘制这种不见于日用器上的动物图案，可能是作为一种能够帮助死者超度的神物。

出土龙首镯和兽面原龙纹玉器的瑶山遗址和反山遗址均属于祭祀遗址，它由祭坛及分布于祭坛周边的墓葬组成。墓葬中的主人都应是具有一定法术和神权的人物。在祭祀大地的法器玉琮上，发现有兽面纹与神人的组合，更显示了神人驾御神兽与天地沟通的力量。

发现于红山文化的猪龙纹只在该文化的祭祀遗址或墓葬中出现，而不见于居住遗址。这种墓葬又非一般氏族墓地，而是与祭祀遗址密切相关的。墓主人应该是当时集团权贵的代表，猪龙是其权力的象征，是其掌握一定宗教神权的标志，或是帮助其完成宗教活动的工具。也可以说猪龙在红山文化中，可能是一种起到人(具有宗教神权的人)与神之间上传下达作用的神性动物。

辽河流域发现的龙形石堆塑位于聚落遗址的中心，紧贴于原龙北侧有面积达120平方米的全遗址最大的建筑物，而位于石龙的南侧, 紧靠巨龙腹部下方, 有墓葬和祭祀坑，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的猪骨。石龙与大型房址及墓地、祭祀坑显示，几者关系密切。

饰有猪、鹿、鸟、牛原龙纹的尊形器出土在赵宝沟文化的小山遗址第二号房址中，其中出土的一件斧形石器外形与普通石斧完全一样，但是刃部却十分钝厚，且无磨损等使用过的痕迹，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实用器。这件斧形器必是常被其主人高举着的“斧杖”，它应该是房屋主人特殊身份和权力的标志物。远古时代，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往往是合二为一的，所以，饰有原龙纹的尊形器与“斧杖”同出，正表现了其主人的宗教权力。

可见, 原龙纹的功用与商代的龙一样，是具有沟通能力的神性动物。

五、作为沟通使者龙的神性来源于图腾

图腾崇拜与后世对龙沟通天地神性的崇拜从时间上是前后衔接的。龙与图腾的共有特征显示，龙应该是由远古时代的图腾演化而来。

图腾有它特殊的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它与母系氏族社会相联系。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人们无法理解人类繁衍的真实原因，于是图腾崇拜出现了。随着农业文明和畜牧业文明的出现，图腾衰退了。但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还是非常微乎其微的，尤其是旱、涝、晴、雨等自然灾害，认为是被冥冥之中的神明所控制，于是人类就要供奉神，向神祈祷。相信某些动物能够起到与神和人沟通的作用，可以充当信使。上述具有沟通性的原龙和其后商代的龙就处于这样的时代。

图腾与神性动物具备相同的沟通功用，沟通的对象一个是图腾祖先，一个是祖先神，所以说，图腾龙与神性动物龙具备互相转化的基础。古人选择了具有不同动物特征的原龙，作为能沟通天地的信使，在于它们都曾经是人们信仰的图腾, 具有与祖先灵魂相通的能力。

龙起源于图腾，龙最初是人们对图腾的称谓，或者说龙与图腾是人们对同类事物的两种不同叫法。在龙的概念之下，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动物形象，它们是不同集团的图腾物；龙是一种人文动物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需求的变化，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图腾物转变成与祖先沟通的神性动物，是在神崇拜出现后，龙在作为图腾物能够返回到图腾祖先居所的观念基础上的发展，也正是龙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而最终得以流传千余年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