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的思想价值及其限度（四）

四、道德理想主义的限度

任何思想,它的优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的缺点。对原始儒家的强调不是为了回到原始儒家，不是为了回到先秦社会，而是吸取原始儒家的精神和思想资源，去建构中国当代的思想和文化。作为先秦的古籍，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任何思想都是基于一定时代的思想，今天在发扬《大学》《中庸》的同时应意识到其局限性。

(一)《大学》《中庸》的局限

学者们对《大学》《中庸》在内的儒家思想的局限性、消极影响及糟粕已有一定的自觉意识。《大学》《中庸》在许多方面均有明显的局限：

第一，在现代民主制度看来,《大学》《中庸》所体现的“子庶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有其过时和落后的方面。《大学》《中庸》有民而无公民，担当社会责任的是君子，而非一般的民,片面强调等级和权力,而忽略平等和权利。

第二，相对于现代国际平等来说，“怀诸侯”、“厚往薄来”、“四方归之”、“天下畏之”固然有体恤边穷地区的意愿，但可能也包含了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和经济的优越性。天下的世界观也有其中心主义的嫌疑。中国、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达是基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实际上国际关系强调的就是差异性的互利互惠，而仅仅支援、慰问那还是消极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第三,从现代法制的角度来看，《大学》《中庸》强调“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主义必定有其局限性,《大学》《中庸》又未发展出较为完善的制度哲学，制度在对人的强调中已经退到不重要的地步。

第四，原始儒家侧重于内在，而对外在注重不够。“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灾必逮夫身。”“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内在的约束性过多，而外在的约束性不足，仅仅以警示性、预言性为主，缺乏惩罚机制，或者惩罚以上天的名义实施，或者国家大乱，而不是对一个人的惩罚。尤其在达尔文、弗洛伊德、奥斯维辛之后，人已经成为半是魔鬼半是天使的结合体。人对自身的自信已经被膨胀为人类中心主义，今天对此应该加以反思。

第五，《大学》《中庸》所构建的制度是“家天下”的等差格局，因此以家为基础的天下差序格局可能在以个体为基础的平等格局看来也存在局限性。

第六，从现代的鼓励消费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大学》《中庸》强调“用者舒”也可能会有些过时和不适宜处。如果不发展经济，中国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立足，但问题是如何保持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国家的崛起，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的和谐和人性的完善。

第七，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庸》中的“鬼神为德”、“质诸鬼神而无疑”、“帧祥”、“妖孽”之类的说法恐也有些神秘主义之嫌疑，尽管属于朴素的宗教观念。

第八，《中庸》认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其积极意义是强调自觉性和内因，但消极性是过于强调自身，而忽视了外在性，有安于现状的嫌疑。不怨天尤人体现的是不寻找事情出现的多方面原因，不去主动促进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

第九,《中庸》说，“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哲保身一词的积极意义是保存自我，但消极性依然在于不去改造外在环境。

当然，这样的局限还可再列举，而且学者论述已经很多，这里也无需赘言。放开这些较为明显的缺陷，我认为，认识到局限之所以产生、局限的某些当代启示实际上更为重要。因此，这里谈论的局限是思想倾向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性更富有争议。在我看来，原始儒家最具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其道德理想主义。解读道德理想主义也是全面认识原始儒家的一个路径。

(二)道德理想主义的限度

在处理人与人、人与天的关系上，儒家被定义为道德理想主义。今天，道德理想主义往往遭受质疑，认为道德理想主义无助于当代社会的完善，因此需走出道德理想主义。这自有身处当下语境的合理处。

道德理想主义认为人的道德修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人的道德修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道德理想主义的基础是人性善，否则不可能设想“人人皆可为尧舜”，这被曾子、子思后学的孟学大大发展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组织落实方式是家庭，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接而成的。道德理想主义设定了人性善，同时又是在血缘家庭结构中加以实施的，那么，其限度也自然存在着。

“明明德”、“天命之谓性”说明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明德，这种本性来自上天的恩赐，这就是性善论。性善论的前提就是天是公正无私的，人效法天，故人人都具有天所赋予的本性。然而现实中又有太多的不贤的人，儒家思想里也没有坏人，或者敌人。实际上，从道德着眼，也无所谓敌人，而只有无德之人，或小人。这一点来自于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概念。如果有敌人，就不可能一家。因此, 天下是一个心理概念或者文化归属的概念。但是, 如施密特那样认为“政治就是区分敌友”又太过极端, 缺乏应有的道德关注。实际上，利益的冲突是敌人的存在基础, 只有基于整体性的分配才能得以化解敌友。不过, 由于儒家过于强调道德理想主义, 在当今意识形态冲突、文化冲突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可以怀有道德理想主义, 但在策略上和实践上却不能过多强调。道德理想主义着眼的是人性, 而当今的各类社会文化信仰的冲突更多的是基于民族国家利益。所以, 道德理想主义在面对纷繁的国际关系时往往力不从心，当你怀着善良愿望去的时候, 得到的更多的是曲解、误解、怀疑和辱骂。当今中国在崛起, 但中国的善良愿望依旧不为人所知。此时，与其更多的强调道德理想主义, 不如进行更为积极稳健的国际文化交往甚至较量，从敌人、他者、陌生人再到熟人、亲人这样一个转变。道德理想主义的普遍价值必须通过积极稳健的国际文化交往得以实现，而不是相反。

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将由君子、贤人、圣人来治理,尧舜、汤武、周公、孔子等皆如此。这就是儒家的圣人政治, 表现了儒家对制度的不热衷的态度。因为儒家强调为政在人，而人的根本在于德，德是政治的运作基础，但德归根到底依然是精神因素。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是决定力量，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而道德是一种伦理秩序，伦理秩序就不能是平等。平等的关系只能产生在人格上和思想上。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看来，人是伦理秩序之中的人，他只能在这个秩序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他对等的只有他自己，这样也就不能产生平等的意识。在儒家人伦规范下，平等就让位于秩序。东方和西方有不同的人性安排，一是内在安排，一是外在安排，二者都有限度，即过分强调道德也不合理，过分信赖制度也不合理。而公民政治就在于强调内在与外在的统一，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强调公民对社会制度应有的反思和推进责任。因此，从理想化的圣人政治走出，走向更为积极、平等、负责的公民政治就非常必要了。

中庸不是抽象的，而是深刻体现了礼乐的生活内容。中庸所依据的生活一去不返，而孔子又不去建立一个新的生活秩序，导致中庸无法落实下来。依据过去生活的规则去做，实际上就是生硬地将自己看作古人，而缺乏了创新意识。创新天然不是中庸的。一个新的意见、想法都是在既有基础上的拓展、迈进和超越。恰恰因为中庸更多的是修养性的和实践性的，而不是创新性的，导致中庸本身容易使人形成循规蹈矩意识，而无法形成创新意识。中庸作为修养论、方法论、认识论还不够，创新就是一种求异、求新，而这恰恰是原始儒家所反对的。但不强调中庸并不意味着走极端，走偏锋，标新立异，一鸣惊人。而是说在道德实践层面，为人做事要中节合度，但在思想层面也需言之成理。为了创新而创新就是一种伪创新。

中庸提出一个标准，即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是实践的标准。而思想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推进，不及不行，只能超越，这就是要过，当然，这个过不是中庸意义上的，而是思想意义上的。思想创新恰恰就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有新观点、新材料。满足于不偏不倚，满足于引用他人观点，来一个调和、综合，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综合创造”，初衷是好的，但问题是哪种创新不是综合创新呢，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很多时候综合创造的注意点是综合而非创造，因此应该提的可能是“创造性的综合”。

中国重德有其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但这也是道德理想主义的限度。同时，现代社会提供给个体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这就是全面发展。在德不可亏的情况下，还应该重才能、重创新。任何创新都是在一定传承继承中的拓展和推进，仅仅继承、传承还不够，还要大力地拓展和推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传统也是一位老师，西方也是一位老师，但老师一代又一代逝去，而真理却需不断推进。

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给中国人提出的新命题就是在原始儒家和西方思想的有益资源的基础上去拓展和推进，并形成当今中国的价值观、世界观。这正是在当代语境中阐释和反思原始儒家尤其是《大学》《中庸》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