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

黄老之学实质是老子哲学与秦朝法家的结合，其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兼顾农民利益。代表黄老之学思想特色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社会主旋律，故得到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的共同贯彻。随着汉代经济的复苏，黄老无为精神为儒家的“刚健进取”所替代，黄老之学与老子哲学重复之处自然消亡，但黄老之学的某些部分却被其他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黄老学派的寿命短暂，黄老思想的效应则长久。

黄老之学，兴于汉初也消亡于汉初。从兴起到消亡，只有七十年左右。我国自古以来学术流派众多，但在同一时期遍及全国各地区，并得到政府认同支持的并不多。只有黄老学派的势力曾推广到全国各地，覆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大地区，上自中央政府下及地方官吏，共同贯彻。老子学派的社会基础是个体农民，老子哲学的中心思想是维护农民的利益。比如反对城市繁华奢侈，歌颂农村的自然生活。使农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居”。“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反对战争，认为战争使人民受害。战后的创伤也一时难以恢复，“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反对重税，“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这些表述都出自小农的内心企求。秦朝无法实现的这些愿望，在汉初，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了。汉文帝时期农民赋税为三十税一，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最轻的。

还要看到汉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多民族大国。统辖的范围几乎包括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大地区，南到岭南北临大漠，全国范围内民族众多，风俗语言各异。为了统治这样的大国，政府要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效率要坚决有力，否则，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治国思想是法家思想体系，强化君主的绝对统治权力。在全国设置郡县，郡县长官直接由皇帝任命，不能世袭。地方行政只是代中央执行政令，而不能自行立法。

小农经济是个体的、分散的、自然经济的模式，而中央政府则要求高度集中的有效管理。如果按照农民的愿望，完全满足农民的利益，势必削弱中央的权力；同时，还要看到分散的个体农民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有了统一的政府，对内可以免于内战，对外能有效地抵抗外来入侵，遇到灾害年景，可以得到政府统筹救济。农民希望政府减轻劳役，强有力而不过分的严苛。

先秦法家主要为君主设计富国强兵的理论。秦朝用暴力统一天下之后，仍然用暴力的办法治理天下，却失败了。因为统一以前秦国管辖范围只限于今天陕西、川陇为中心部分地区。民工自带口粮应召服劳役，行程不太远，工程量也不太大。参加战争，因军功还可能有改善处境的可能。统一六国以后，辖区扩大到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东到东海，北到大漠以南。征募全国劳役修长城，修驰道，建宫殿，建陵墓，每项工程调动几十万民工。农民出工，自带口粮，从几千里外到指定地服劳役，完全超过了个体农民承受的能力。秦朝灭亡，不是外面的力量，而是内部揭竿而起的农民。

汉代第一代皇帝刘邦就是亲身参加农民起义的一位领导者。刘邦取得天下后，认识到用武力可取得天下，但管理天下不能专靠武力。黄老思想应运而生。

黄老思想的两大基本原则是既要维护中央集权的有效统治，又要照顾到广大农民的利益，使他们安居乐业，吃饱肚子。汉朝初期黄老思想的主旋律，在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一政策实行了七十年，收到实效，国家粮库的旧粮用不完又加入新粮。几十年下来，以致“太仓之粟陈腐不可食”。国家经过七十年几代皇帝的治理，国力充实了，为汉武帝创造了施展其雄才大略，建立文治武功的条件。黄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也正是汉建国后到文帝、景帝及武帝初期。武帝壮年以后，放弃黄老，推尊儒术，儒学（后来演变为儒教）兴起，“黄老学派”从此消失。

黄老学派的“老”是老子，“黄”指的是炎黄民族信奉的始祖黄帝。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未发现“黄老学派”，它想在思想界争得一席之地，才抬出黄帝以壮声势。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领袖。古代思想家为了增加本学派的声望，儒家孔子尊周公，墨家尊禹，孟子尊尧舜。“黄老学派”自称继承黄帝、老子的思想，实质上是老子加秦朝的法家。汉初人对秦朝的暴政记忆犹新，对法家反感。但是，为了全国统一的有效管理，又必须树立一种强制型的治国理论。汉朝有意回避它与秦朝的继承关系，于是出现了“黄老学派”。

实际上，《老子》思想中也有统治人民的愚民思想。国君不使百姓有知识，但要保证老百姓吃饭、穿衣、居住等生活的基本条件。韩非把百姓看成耕田作战工具。老子与韩非看似互不相干的两家，却有一条暗流互相沟通。司马迁的《史记》把老子与韩非合在一起，写成《老子韩非列传》。古人曾指责司马迁分类不当，认为老子不应与韩非摆在一起，其实两家有相融相通处，《史记》的安排并不能算错，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黄老学派退出历史舞台，它的著作没有机会流传，长期湮没，人们已不知道黄老学派有哪些文献著作。　　1973年长沙出土帛书《经法》、《十六经》等四种佚书，第一次提供了黄老学派的哲学著作。提出“道”的概念，认为道有规律可循，“合于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顺；物之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者谓之逆”。《黄帝四经》认为天下事物即使最细小如秋毫，也都有它的“形”和“名”，所以循名察实。这是先秦韩非思想中经常提及的君主用以考察臣下的方法。黄老思想经常把“道”与“天地”看作同义语，但不及老子的深刻。也主张虚无生有，有生于无，与老子相同，也讲到对立事物如顺逆、生死、文武、刑德、祸福等，可以互相转化，善于利用可以得益，不懂得利用即受害，与老子相同。“刑”与“德”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文武并用，“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两者虽同样重要，但应学习天道，多用生，少用杀，多用德，少用刑。天有四时，春夏秋为生，冬为杀。生为文，杀为武，文武结合，三分文，一分武，四时中，三季(春、夏、秋)为生，一季(冬)为杀，是顺乎天意的。《黄帝四经》重视平衡和调和，提出了“度”、“极”、“当”、“宜”等概念，反对过分，提倡适度。

黄老学派还强调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提出“雌节”这个概念，刚柔、阴阳、雌雄矛盾的主导一方是柔、阴、雌，而刚强的一方居从属地位。这相同于老子的思想。《十六经》中说“立于不敢，行于不能”，“重柔者吉，重刚者灭”。这些理论在汉初十分流行，这些思想老子思想都有，并不新鲜。因此，汉初黄老学派的哲学部分，有的被后来的更有力的学派所吸收，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一部分本来是老子思想的重复。老子学派早于黄老学派，而且影响深远，黄老学派中与老子哲学重复的部分，老子讲过的，没有重复的必要，自然消亡。

唯一能代表黄老思想特色的是其中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随着汉代经济的恢复，由“无为而治”转向儒家的“刚健进取”，后来儒家成为主流、正统，黄老无为精神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汉以后，儒家发展成儒教，其他流派没有登台表现的机会，只有在儒教大旗下，夹带一些非儒教的内容。学术台面上能公开亮出的旗帜的有孔子、老子两家。孟子为孔子的辅翼。其他学派游离孔、老两家之间，说到底只有孔孟与老庄四派两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