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提问（六）

解读奥运“和”字——传统核心观念、疗伤、自身和谐

提问：我请教两位教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面有一个“和”字，请问这个是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启蒙？有没有启蒙的概念？

骆玉明：“和”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体现在开幕式当中，我觉得有比较深的用意，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转向、变得更好更有人情味的标志。过去多少年总是讲“阶级斗争”，搞得人心惶惶，伤痕累累，现在强调“和”字，不仅有回归传统的意味，同时也有治疗历史创伤的作用。

钱文忠：“和”在奥运会开幕式出现，大家都很关注。关于这一次奥运会的开幕式，我认为主旨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彰显中国文化的价值观。我提一个细节，温总理去探望季羡林先生，谈到和谐社会，季羡林先生对温总理说：中国文化对世界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和谐的观念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季先生讲，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每一个人自身和内心的和谐，这段话后来是公开发表的。咱们现在理解“和”，往往将它理解成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忽略了季羡林先生的非常重要的意见，那就是人自身内心的和谐。不和谐的个体跟不和谐的个体，很难避免斗。和谐的基础是每个人自身内心的和谐。在这方面，我们传统文化的资源不是没有，但是不够，我们必须从其他的文化中汲取资源。但是，我觉得“和”肯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

孩子读《三字经》可调整顺序

提问：钱教授，让孩子背了《三字经》，到底希望他理解《三字经》里面的什么内容？

钱文忠：《三字经》实际上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人之初”开始，讲一些“养不教、父之过”等等，核心是“教”。中间是一个历史的部分，是一部中国简史纲要；最后讲的都是刻苦学习的故事，如凿壁偷光，核心是“学”。我认为，现在不妨把《三字经》倒过来讲，先讲第三部分，再讲第一部分。这些是超越任何民族和文化的，不因时空变化的价值。而把中间有关王朝兴亡的部分放到最后来讲。当孩子智力没有完全成长起来之前，应该晚一点接触。这里面毕竟有太多的计谋、诡诈甚至血腥的故事。

文化建设要找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点

提问：骆教授，我读到过一个学者的话：一个国家的强大是以它的文化强大来作为准绳的。现在中国的国学在世界上很火，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国越来越强大，在国际上面有很大的地位？

骆玉明：我简单说一下。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主要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政治改革，第三就是更长远的文化建设。有一百多年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一直不清楚，缺乏稳定和全社会共认的价值观与理念，文化创造力萎缩。这些年经济发展以后，世界上有很多议论。有人说中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因为现代中国不能够为人类文化提供重要的价值。这也说明文化建设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但这不是仅仅靠振兴国学能够做到的，要从重新清理传统开始，并且跨向未来，是传统和现代的一个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发扬民族所蕴含的创造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传统文化中美好情愫的追求是痛苦也是成长

高一学生：我们看一些经典时，会读到“路不拾遗、室不闭户”等美好情景的描述，但现实中差距很大。我们既不可能回到过去，但也不能强求让传统文化来适应我们，我们如何做其中的一个平衡？

钱文忠：您讲的这些从来就是人类的美好理想，我想历史上恐怕都没有出现过。就像今天的好多孩子，在家里墙壁上挂着明星的照片。他们认为，明星是代表着一种美，这种美也许自己永远达不到，是一个梦想。但是有一种美的梦想总比没有要好一点吧。

　　传统的很多部分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梦境，而有梦比没梦好。虽然有梦也许更痛苦，但是人的成长就是在有梦的痛苦中成长。什么是成长？成长的标志就是分得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

骆玉明：我觉得这是对生活的选择问题，比如说你喜欢诗，当你发现生活不是诗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喜欢诗。你想做一个好人，你决定做这样一个人，即使你遇到的都是坏人，你仍然可以做一个好人，就是相信自己选择的东西，并且这样过，这是很好，很开心的。

附：

【钱文忠简介】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1980年代中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著作：《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译作《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绘画与表演》(合译)；编集各类文集及古籍校理十余种，发表各类文章一百余篇。

【骆玉明简介】

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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