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就是要学会“做人”

孔子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要讲道德、学问，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人文精神。－－汤一介

　　汤一介先生说，就国学基础和西学基础而言，他与父亲汤用彤等一代学人差距不可以计算，相比而言，他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讲到关注现实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汤一介曾与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先生一起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开办讲习班、函授班，出学刊，想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出一分力。进入新世纪，已近80岁的汤一介先生领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等30所高校的师生开始编纂浩大的文化工程《儒藏》，计划16年完成。同时，汤先生还 “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一些当代的文化问题，如“人文精神”，如“儒学的现代意义”，甚至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如何表达中国文化”。

说到底都是人的问题

晶报：这次去深圳讲学的题目是“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

汤一介：不久前，《光明日报》刊登了我两个整版的文章，题目就叫《儒学的现代意义》，深圳现在讨论人文精神，儒家的思想本来就是人文主义的思想，这次就以那篇文章为基础，讲讲儒家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

晶报：很多年轻人都感觉“人文精神”这个词很大，挺难把握，如果对这个概念没有一个准确把握，人文精神的讨论容易流于空泛，“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呢？

汤一介：中国的传统中，对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特别重视，《周易》就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够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那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孔子讲：“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要讲道德、学问，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义，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人文精神，一句话，学会“做人”。

晶报：我们平时讲某个人很会做人，一般是表示他为人处世比较好，也有他为人圆滑的意思，儒家的会“做人”指的是什么呢？

汤一介：《中庸》里有孔子的一句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就是“人”自身具有的东西，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仅仅爱亲人还不叫“仁”。“爱父，甚继之爱人，仁也。”要从爱亲人推广到爱天下的老百姓，那才是“仁”。这就是儒家的“推己及人”，这就是人文思想。

晶报：这些话都是几千年前我们老祖宗说的，现代意义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汤一介：儒家有很多东西大家平时不大留意，其实跟现实是很贴近的，例如孟子讲“仁政”，有一段话大家很少注意它，“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固定的产业，个人才能有道德，社会才能有规则。

晶报：这是现代的“物权”概念。

汤一介：对，孟子认为，要让人民有生活的资源。他还讲，“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是从经济开始的。当时要把土地划成井田，八家有八块地，中间那块是公田，这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

既要“拿来”也要“送去”

晶报：您在《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儒学的现代意义》，讲到你对深圳蒋庆先生提倡“复兴儒教”的看法，您不太赞同蒋庆先生的提法。

汤一介：蒋庆的提法是要全方位复兴儒教，全方位来对抗西方文化，这不合适。

晶报：本报是国内媒体较早深入报道蒋庆先生的，看得出，蒋庆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现状有焦虑感。

汤一介：学术的问题会带有感情，但是作为理论来讲不能感性太强，这样会有不理智的东西出来。蒋庆对中国的东西爱之过分，有些不理智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要对目前世界的形势有正确的判断，看待世界文化发展必须要有全球意识才行，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还是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在发展中对话，取长补短。

晶报：有很多人批评现在的中国电影体现不出中国文化的内涵，你怎样看？

汤一介：也不能只靠体育明星和电影来让西方人了解我们，去年孔子学院的总部在北京成立，现在全世界已经有几十所孔子学院。前段时间，世界汉学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我和乐黛云老师就提出，现在孔子学院都是教汉语比较多，应该加强传授中国文化，如教点《论语》，讲点孟子、老庄和诗词，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知道中国人在2500年前的思想是怎样的，并不比希腊哲学差，庄子想的问题当时的西方不一定能够想到。

晶报：这里涉及到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

汤一介：对，我觉得，任何学术或者思想，没有绝对真理。罗素有句话有点道理：“哲学思想，它常常包含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恰恰是因为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它反而对人类的发展有贡献。那些自以为没有任何问题的学说，反而是没有价值的。一个学说如果成为一个封闭的东西，它就要死亡。蒋庆先生把中国的东西看出一个绝对好的东西，来复兴它，来对抗西方文化，那是不行的。

晶报：我的理解是思想跟人是一样的，一个人也是矛盾的，包括性格会有些矛盾的地方，没有绝对的好人或者绝对的坏人。

汤一介：是啊，就像孔子，一次听到国君要见他，连车也不坐，衣服也没穿好就跑过去了，他这样做也没必要。人无完人，学说也是这样的。

晶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要互相融合和吸收，现在西方文化属于强势文化，我们主动学习西方，但西方学不学中国文化是个问题啊。

汤一介：这是个问题。我去过一些西方国家讲学，我发现，除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生外，西方的大学生对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孔子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学说了，相比而言，中国的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多少都知道一点，有些同学甚至认识很多。

晶报：造成这个状况是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吗？

汤一介：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历史上，无论中国处于强盛或者是落后，在文化交流上，我们都是“拿来”，而很少主动地“送去”我们的文化。19世纪，西方知识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那是西方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了出去。在现代西方，除了少数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些了解外，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某些可以有利当今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精神资源一无所知。

孔子能否进奥运

晶报：您曾经说过，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毫无了解，只知道舞狮、舞龙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你和季羡林先生等8人被北京奥组委聘为奥运开、闭幕式的首批文化艺术顾问，你给张艺谋提了什么意见？

汤一介：实际上我和季羡林都不太懂。第一次给我们8个人发了证书。第二次开会时候又增加了3个顾问－何振梁、李安、吴祖强，我们都希望听听张艺谋怎样说，有什么计划。他不说，说要先听我们的意见，我第一个发言，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神话故事融到开幕式，我还说，真正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那当然是孔子。

晶报：听说社会上很多人来找你，让你转达他们对奥运开、闭幕式的意见，都有些什么意见？

汤一介：是有很多人来找我，有人作了很多歌曲，有人找了一些神话。我都转交给奥运组委会办公室了。

晶报：你所说的“送去主义”和文化输出的差别在哪里？

汤一介：“送去”就是让别人了解我们，这里双方是平等的。2002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为“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可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我对你的思想理解对不对，应该听听对方的意见，认识是双向的，单向认识很容易产生误解。过去西方人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看待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晶报：包括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局限？

汤一介：对，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儒家有一个大的缺陷是过于重视道德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都以修身为主，其实治国平天下，光靠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不行的，人好一点，社会就好一点，但大多数时候人是不好的，那就需要有客观标准的法治，中国的人治跟传统是有关系的。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局限，现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晶报：谁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通过交流来完善。

汤一介：不要老说我们的文化世界第一。我不同意现在总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东风压倒西风。很难说哪种文化绝对好，哪个绝对差，应该是多元互补。

我是哲学从业员

晶报：小孩子读经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怎样读，读什么经典倒是个经常争论的问题。

汤一介：我觉得还是应该读中外经典，北大办过一个文科实验班，从本科到博士10年学制，集中一些文科状元，想培养一批社科人才，我当时提议中外经典是主课，其他都是辅助课程，而且10年中应该有两三年在国外学习，不过他们后来没听我的。

晶报：读中外经典这是您的经验总结？

汤一介：为什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会产生一批学术大师，如胡适、冯友兰，包括我父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小背诵四书五经，有很好的国学基础，然后，都出国留学了。我父亲18岁就出国了，所以都能中西融通，基础比我们这一代好得多，后劲就强，当上个世纪20年代他们回国的时候，10年时间成果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代学人，第二代像钱钟书、季羡林他们也不错，到了我是第三代，那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上大学正好赶上内战，后来的学者就更不行了。现在可能到第六代学者了，慢慢会好一点，基础打好了才有后劲。

晶报：那批老知识分子很多都是真性情，你在文章里面也提过，哲学家熊十力先生和小说家废名先生争论学术在办公室相互卡对方的脖子，现在这样真性情的人少了。

汤一介：这也是必然的，前几十年各种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成了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模式里出来的人。

晶报：季羡林先生不久前写文章要“辞去国学大师”，也有人这样称呼您吗？

汤一介：季先生国学不错，在国外也待了十年，比我好多了。我在各种场合都说过我不是大师，甚至不是哲学家。

晶报：至少算“哲学史家”。

汤一介：可以叫哲学工作者，或者哲学从业员。（笑）

晶报：“哲学工作者”是冯友兰先生说的。

汤一介：对，冯先生在建国后说，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哲学家，我们是哲学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是解释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或者用他们的思想来解释现实问题。

晶报：哲学还是需要创造性，需要自己的思考。

汤一介：不能听别人的，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这是我得出的教训。

不要全盘否定于丹

晶报：听说你的孙子外孙都入了美国籍，而且中文不太好，你有点感伤。

汤一介：我们家几代都是教书的，传承中国文化的，现在没办法继承“家风”了，有点遗憾。

晶报：乐黛云老师似乎更能接受。

汤一介：她认为他们属于新人类，属于世界人。

晶报：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娱乐的东西，通俗一点的东西，你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的讲座会讲得通俗一点吗？

汤一介：我试试看，我想把引文打印出来发给观众，我讲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引用哪一条。

晶报：现在的年轻人对国学包括历史的兴趣也在增加，像百家讲坛就很火，不过也有不少批评，像最近批评于丹。

汤一介：于丹对孔子的理解是否准确，这不重要，《论语》从古到今，日本人统计有3000种注释，不一定都对，有些地方讲得不对，跟她讨论就完了，批评要有限度，不要把这种方式全盘否定了。有那么多人喜欢她，而且她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晶报：对，没有人能够保证不出错。

汤一介：像我现在编《儒藏》，把儒家的经典都编在一起，几百人在做，我只能保证尽量少错，但不敢保证一点错没有，把话说得太尽，反而不能取信于人。

汤一介教授简历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黄梅。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儒藏》编纂工程总编纂、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