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教导为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

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都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具体内容和表现。这也是孔子从人的内在心灵的需求中所揭示出来的人本主义哲学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命题。这些命题表现了孔子对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认识的深刻性，也是孔子哲学之所以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

孔子在《论语》中两处讲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在回答仲弓问仁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二是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即在孔子回答什么是“仁”和“恕”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命题。“仁”的基本意思就是“爱人”，包含亲亲、泛爱众、仁民爱物。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说文·心部》“恕，仁也”。“恕”属于仁的范畴，“恕”的基本意思是“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是从人的本性是善的这一人性假设出发的。要求用自己的仁心和善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善心出发去处理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个命题中包含着要分清两个对立的的概念，即“所欲”与“所恶”，这是从人的个人主体出发而体验到的，人的全部心灵活动和行为追求，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东西，也整个人类主体所能共同感悟到的。“己所不欲”，“施诸己而不愿”，是“所恶”，它的反面就是“所欲”，即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管子·小问》）。相反，“所欲与之聚之”（《孟子·离娄上》），亦是“仁”。所以，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中，体现着人类的伟大的“爱”。其中所包含的“微言”或真谛，就是“泛爱博施”。

关于人的类的主体意识的确立，是人意识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差别，意识到灵魂与肉体差别，进而追索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思考自身的来源和归宿，思考对外部世界的终极解释以及人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人意识到自身是区别于自然的存在，因而人类逐渐确立了“群类”的观念，确立了人为万物之灵的主体意识。关于人个体的主体意识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中出现的。在人的群类的内部，自身与别人、自身与整体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呢？中国的先哲们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孔子总结了前人探索的成果，建立了“仁”的哲学，肯定了人类的主体意识之外，还强调个体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孔子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表明孔子对人的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深刻的见解。孔子的这种个体的主体意识中，这是相对于群体来说的。因为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脱离了群体，就成了孤立的个人，任何个体都是群体中的个体。脱离群体的个人，将可能丧失人性的某些规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必然逻辑是己之所欲，应施之于人。不论所欲与施还是所恶勿施，都应该站在人类的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不欲的东西，不要施加于人，自己所欲求的东西，就要自觉的给与别人。这种个人的所欲与所恶，是群体为其参照的。在儒家看来，只有把自己溶入群体中，才算是一个完满的人。作为人本质规定的“仁”，是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得确定的，脱离了群体的人，就不成其为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在肯定自己时要肯定别人，肯定了别人，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人之所以为人是处于人与人的因缘和合之中的。

在人类社会中，个人作为类的一份子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安全、物质利益、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存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相爱的，应所恶勿施，所欲与之。但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当权者和黎民百姓、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区别。所施与勿施的主体是当权者、领导者和管理者，他们应该施德于民，施教于民，施政于民，施富于民。庶民之间也应该树立和实施所施与勿施的思想，人人都应该施恩惠于他人，这就体现了人与之间的爱与社会的和谐。

二

孔子“所恶勿施”与“立人达人”的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孔子在人性问题上，虽然只是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这个模糊性命题，但孔子实质上是坚持的人性善。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即人者仁也，同时又把“仁”定义为“爱人”，这就说明了人的内在本质是善的，孔子的这一实质性的思想，被孟子明确地揭示出来。孟子认为，人的善的本性是先天的，它来源于“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这“四端”中包含有仁义礼智“四德”的萌芽。恻隐之心萌发出仁德来，羞恶之心萌发出义德来，辞让之心萌发出义德来，是非之心萌发出智德来。这“四德”是人人本身有固有的。由于人具有这种善性，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以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不要违背了人的善的本性。执政者得民心的疹结在于“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所欲与之”民就会爱其上，一个政权“民而爱之则存”，相反，如果“所恶而施”，民就会怨恶其上，民“恶之则亡也”。（《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在孟子看来，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善性发挥出来，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感应，就能和别人的心灵相沟通。“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韩诗外传》）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找到了心灵的感招点，作为执政者就应该“施泽于民”，“施实德于民”；作为庶民百姓，就应该施恩惠于人。每个人都根据所处环境和地位，把德泽施之于人，不就都可以成为尧舜了吗？人人都从善的本性出发，将心比心，推行“忠恕”之道，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就容易沟通，这是因为人都有共同的欲望和需求，或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所就的那样。

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为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性者，天之就也”，人恶的本性是天然的。“情者，性之质也”，情是人性的内容。“欲者，情之应也”，欲是情的反应。情欲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天子到庶民百姓都是这样。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但他仍然主张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这是顺应人的本性的。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多欲，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礼义道德是人为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人厌恶因好利多欲而引起的争夺暴乱，厌恶“偏险悖乱”的社会状况；追求和谐平衡的人际关系和正理平治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有欲望，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不外如此，因为欲是人的本性的一部份。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尽的。自己所欲的东西，并不等于人家不欲。人人都有欲望而且不可止尽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荀子认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去，求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荀子·正名》）为了达到“近尽”和“节求”的目的，就需要制定“礼义”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人最大欲望就是“贵乎生”，“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通过“礼”的规定来满足人的欲望，又使人的欲望节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换言之，就是所欲与之，只不过是有条件的满足。一般说来，凡人之所欲皆与之，是不可能的。“人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指整个人类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欲望。所以，荀子所主张的“近欲”和“节求”是很合乎实际的。

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道德实践原则，孔子还强调作为国家各级政府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要了解和研究人性问题，不了解人性就不能有效的施政和进行有效的管理。“故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习，然后民特从命也。”（《大戴礼记·子张问入之官》）“以生”指人先天具有的善的本性，“有习”指人的善性的丧失而染上的恶习。人的善的本性要求“爱人”，也要求被人“所爱”。以己之心推度他人之心，成己成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成人之美，不把自己所厌恶的、所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别人；同时把合乎人性需求的、自己所响往的东西施之于他人，这样人与人的关系，以至整个就能处在和谐协同之中，人的善的本性就会能够得到发扬，否则，人的邪恶（不论它是先天的本性，还是后天的染习）就会滋长、漫延、泛滥，破坏社会的安宁和稳定，使人们丧失了生活基本保证，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研究人性，认识人性以及每一个人正确认识自身，是实践仁德的重要基础。探索人性的目的就是要理解“人类之爱”，“所谓爱就是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在对象中发现自己”。“理解了自己也就理解了他人”，“对于自己茫然无知的人所看见的世界也是千篇一律的灰色，只有在能够用闪烁的眼光凝视自己的灵魂的人的面前，一切事物才会在光彩夺目的交错之中，扩展开来”，“能够透切地理解自己的个性的人，即使在最平凡的人中间，也能发现形形色色的个性”，“个性不可能给予，而只能去获得”，“只有恁借爱才能理他人的个性。摈弃区别，选择的理智，抱以温柔的情意才能理解他人的个性。不以即兴的印象和反复无常的直观，而是以坚忍不拔的爱和细致的洞察去把握个性”，“你必须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日本三木清：《人生论笔记》）三木清先生的这段话，说明只理解自己，才能理解别人；只有用爱心，才能理解别人。现在有的人，表面上看他在潜心学佛，似乎在忏悔自己的过失或罪过，似乎心向善了，但实际上满心邪念，贪 痴全有，经常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有的人我执和法执都过重，自我膨涨，心机叵测，排斥一切人，名和利都想个人独占，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有事业上的成功。这种不具有起码的人的善性，更不具有佛性。由于没有自性，就不能认识自己，也就不能认识他人，也就不能从对象中发现自己。因而他不懂得，也不能理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和意义。

三

清代著名学者刘宝楠在注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时引《韩诗外传》的话之后说：“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见《论语正义·颜渊第十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当施诸人”，都体现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孔子在回答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的提问时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对“仁”和“圣”这两个概念严格加以区别，认为“圣”高于“仁”。刘宝楠解释说：“仁”和“圣”共通的地方“皆推心之恕，以长养万物”，不同的是“仁”的德泽范围较窄，圣的“德”泽较广大。“仁训爱，圣训通，并见《说文》，为最初之谊。通之为言无凝滞也，无阻碍也。是故通乎天地、阴阳、柔刚之道，而后可以事天察地，通乎人仁义之道，而后可以成己以成物。若我於理义有未能明晓，我於人有未能格被，是即我之疑滞阻碍，而有所不通矣。如此以之自治，则行事乖戾；以之治人，则多所拂逆。”“博施济众，无一人不遂其欲”，“广施恩惠，言君无私，德能遍及”于大众，“仁道大成”，就称为“圣”，所以“圣”高于“仁”。由此可见，“博施济众”是德泽广大的圣德，也是合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旨的。

１，施德教于民。孔子主张“导之以礼，齐之以德”（《论语·为政》），反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他认为，只有用“礼”和“德”施教于人，才能启发人的道德自觉，才能使人能认识自己的价值，树立自尊的意识。自尊是人的觉悟，也是人的一种德行。人如果丧失了自尊，近乎于禽兽。因为，有的高级哺乳动物有羞愧之心，有某种自尊。人的自尊是建立在人对自身价值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体现了自尊的基础由尊重他人。如果，把自己所“不欲”的东西，施之于人，或强加于人，那说是失了作人的良知，丧失了作人的规定。贪图享受的人，不但不愿意作艰苦的、创造性劳动，而且简单的一般性劳动也都不愿意作，那么他的享受和享乐又是谁给他创造的呢？当然是别人所付出的劳动。自己不愿意劳动，却又别人去劳动，这种人丧失了作人品德，成了个人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往往丧失自尊。个人主义横行的世道，不是协调祥和的世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心比心，都真正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就会减少磨擦、减少矛盾、减少怨恨。要做到这一点，民众的道德文化素质十分重要，所以，施德教于民，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是为政者不可忽视的任务。古代十分重视“礼”“乐”的教化，“礼”和“乐”的社会功能都是能使之人与之保持和谐与协合，并且使能人的内心也保持平衡，从而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合乎人性的要求。

２，施仁政于民。恶政和暴政从来是人民所厌恶的，仁政是民众所响往的。为政者要从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体谅、体察普遍民众的愿望，特别最低层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尚书·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的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速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减少征战，不得已要进行的正义战争，也宜速决。为政者在满足民众物质生活的同时，还要重视民众的文化精神生活。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都不愿意的，自己都十分厌恶的东西施加给别人，为政者更不应该把自己厌恶的东西施加给民众。

３，施富裕于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人之欲天必从之。物质生活是民众生存的基础。人来之于自然，自我价值的确定，使之归从于社会，因而人是自然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作为自然的存在，它必然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为保持生命的延续，必须要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人和自然发生物质交换的方式、手段和本质皆与动物不同。因此人的生存需求，仍然是第一层次的需求。所以，不断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民众的对物质生活的“所欲”，是执政者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治），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同上）只要执政者实行“裕民富民”的政策，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就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从历史上和现实都清楚地表明：只有实行富民的政策，使民富之，才能使社会安定，才能使国家强盛，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４，给人的灵魂建立一个家园，是施仁政的一个方面。物质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但不是全部生活。人的物质生活满足之后，需要文化精神生活。文化精神生活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人有十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他的精神空虚，价值观被扭曲，失去理想和真正的人生价值的追求，他很可能颓废，甚至走上犯罪。就人的本性来说，人人都有美的追求，人人都希望自己不但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还要有美好的文化精神生活，都希望自己的灵魂有一个寄托之处。有的人喜欢音乐、绘画、文艺作品，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艺术世界里；有的人喜欢探索宇宙和社会的秘密，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学术园地里；有的人喜欢花鸟、旅游，把自己的精神生活寄托在消闲时空中；有的人信仰宗教，把自己的灵魂寄托在彼岸世界里。总之，要使人的生活真正成为人的生活，为政者必须要给民众创造一个文化精神生活丰富的空间，以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生活。

　　总之，我们从“所欲与施”与“所恶无施”的辩证关系中，体悟到了所施的价值，也体悟到孔子“博施济众”的真谛，那就是从爱民的立场出发，满足民众各方面的需求，才是对民众的真正的爱。

四

　　从世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中，从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体悟到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和意义。

　　针对世界性的道德堕落、各种犯罪、生态环境的破坏、各种地区性战争冲突、国与国之间外交纠纷以及在我国大陆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等等现象，理应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古代哲人的智慧训导中吸取智慧，以此作为思想的指导，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自己国家主权的丧失，都不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土被霸占，都不希望国家统一爱到破坏等等。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出发，那就任何一个国家就应该尊重别国的主权，不要去侵夺别国的领土，不要去破坏别国的统一，不要把战争强加给别国人民，不要去奴役别国人民等等。要想自己的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也就不要去侵犯别国的主权；要想自己的国家发达，也就要让别人国家也发达；要想自己的国家强盛，也就要让别人国家强盛等等。但是，有的国家不是这样，他找出种种借口，种种理由去干涉别国的内政，限制别国的经济发展，限制别国的贸易，甚至施加种种压力，心怕一些发展中国家富强了。世界上的这些奇怪现象，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面前。各国的政治家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如果能够懂得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欲达人”的训导，那么，世界将可能更安宁一些，将可能更人道一些，各种纠纷和磨擦就会更少一些。

从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来看，任何一个生产者或销售者，他们只能对于一种或几种产品来说是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于他所消费的大量商品来说，他还是一个消费者，所以他们也应该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自己不愿意买到伪劣产品，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伪劣产品；自己怕火灾，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电器或燃器具；自己怕吃劣质药品危及生命，就不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药品；自己怕吃到劣质的、有毒的食品而影响身体健康或者危及生命，自己就应该生产或销售劣质的、有毒的食品等等。现在市场上出现的伪劣产品，是一些人为利所驱使而丧失了“良知”，丧失了人性。如果他们能重新发现自己的“良知”，找回丧失了的人性，用孔子的仁爱之心来洗去自己心中的邪恶，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将可能是有价值的。

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应该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处理。管理者的任务主要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使其内部的人际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之间人际达到和谐，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重视人，尊重人。管理首先要尊重你的部属和职工，这样也就达到了下属和职工尊重你的目的。作为下属和职工欲使自己受到尊敬，你也必须尊重你的上司。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就能达到组织内部的和谐。管理者对自己部属和职工的尊重，不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还应该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人本主义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的主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施之于企业管理，用之于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正是人本主义原则的表现。

从日常的人与人相处的关系来看，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强人所为，不夺人所爱，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成己成物，就能相处得和谐。能不能用忠恕道去理解人，帮助人，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是一个是否文明，是否有教养的标志。一些缺乏教养的人，与别发生一点点小的磨擦就出语伤人，有时把矛盾弄到十分尖锐的程度，甚至犯罪。个人教养的提高，人际关系的和谐是离不开孔子的忠恕之道的。

总之，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中所体现出来的仁爱之德和忠恕之道，对于建设一个文明的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必须大力加以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