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北大有三个“宝”

北京大学已经有110年的历史，它有许多精神的和物质的宝贵财富。只选其中三个北大应重视的“宝贵财富”，谈谈我的一点感想。

一、北大的燕南园

在1952年校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由沙滩搬迁到原燕京大学。原来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半都住在北京内城。为教学和管理的需要，许多教授不得不由内城把家搬到西郊的北大新址。我想是为了照顾这一批教授，校领导或更高层的领导决定，把当时燕园中最好的教授宿舍分配给一些著名的教授，这就是燕南园。我当时有幸也跟随父亲汤用彤先生住进了燕南园58号。

我记得燕南园的门牌号大概是由50号到66号，每栋宿舍或是有单独院子的平房，或是带院子的两层小楼。对这些我不想多谈，我只想介绍一下当时住在这里的一批著名教授。他们许多都可以说是他们所从事的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创建人。当时住在燕南园的有北大校长、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有经济学家陈岱孙、严仁赓，有物理学家周培元、饶毓泰、褚圣麟，有数学家、我国拓朴学的奠基人江泽涵，有生物学家沈同、化学家黄子卿、地理学家侯仁之、美学大师朱光潜，有诗人、文学史家林庚，汉语语言学大师王力，西洋史专家齐思和，中西交流史专家向达，康德哲学专家郑昕，现代逻辑学家王宪钧，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1956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也入住燕南园。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曾在这个名园住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我想，还会有别的曾入住此园的名人，由于我已年过八十，或有遗漏，或有记错，请大家原谅。

为什么我要写燕南园？我认为当时的这个燕南园可以被看成是一座“科学、文化名人园”。上面所列，哪一位不是对中国科学、文化有着突出贡献的名人？哪一位名人不会让我们想起一系列的有血有肉的文化故事？在我国大概很难找到一块这么小的地方住有那么多科学、文化名人吧！

历史是具体的、生动的，应该有着它传承的生命力，北大的历史也应是由一些具体的人与物、事件与联想等等所构成，这些就是北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些寓所的门口钉上一块牌子说：“×××于××××年至××××年在此居住过”。我想，它无疑会使北大的历史生动起来、活起来，它的正面和负面的事件都会激励北大人奋力向前。一块小小的牌子，包含着这些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献身的人的欢乐、欣慰、愤怒、悲伤和痛苦。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它寄托着的理想、人的感情。没有历史就没有将来。但如今还有人真的重视这些吗？

二、北大的藏书

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高校名列第一，在全国名列第三，它是北大的又一“宝”，是我们学校重要的精神财富。在80年代初，我常常去图书馆的“教员阅览室”。我每次去都看到李赋宁先生在那里查阅图书，埋头研究，因为在这个阅览室中有各种外文的百科全书和其他工具书。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后改名为《早期道教史》）就是在这个阅览室中利用它所藏的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完成的。我整理的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也是大量利用了该馆的图书。我还参与过北大与社科院瓜分佛教藏书的事。我对我们这个图书馆是深有感情的。

但有件事，我常常耿耿于怀。为什么要把胡适的藏书打散？为什么不少北大著名教授的藏书没有被北大收藏？例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藏书都没给北大，而都被清华收藏。我还听说，王铁涯先生的藏书也归了清华。我不是说，这些藏书收藏在清华不好，也许收藏在清华的条件比北大更好，但问题是北大为什么没有意愿去收藏和利用这些名家藏书？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情况不大了解，但我多少了解一点我们学校文科老教授的藏书情况。就哲学说，我不知洪谦和熊伟教授的藏书现在什么地方？要知道洪谦是维也纳学派中亲自受教于石利克的极少的中国专家，上世纪末他已是维也纳学派中最有权威的年长者。熊伟是现象学大师海德格的学生，在上个世纪末举办的现象学会议常由他做主席，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书集中保管起来，是不是很有意义呢？美学家、书法家邓以蛰先生的书，据我所知有一部分送给了北大哲学系，但还有许多书现在就不知在何处了。听说，在吴晓铃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曾与北大接触过，希望用吴先生的藏书换两套房子，没有谈成。我们要知道，吴先生所藏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善本、珍本书，还有些孤本不说是全国第一，也可以说是前几位吧！我曾和张申府先生的女儿张燕妮联系过，她告我，申府先生藏书约三万册，大多为外文书，但比较杂。我曾向学校报告过此事，并未得到什么反应。还有我父亲用彤先生的藏书，我和我弟弟汤一玄曾写信提出愿无偿捐赠给北大，至今也还没有结果。其他，如朱光潜先生、游国恩先生、周一良先生等等的藏书，我不知是否为北大所重视或收藏。

我认为，把这些著名学者的藏书收藏并利用起来，不仅是了解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甚为重要的材料，而且是了解北大文科学术建设和发展历史的重要材料，甚至还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要材料。在收藏他们的藏书的同时应把他们的手稿、通信、日记、笔记等等都一起收藏。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经费，但是我想，我们买一套理工科重要的仪器设备，有时得花几千万或者上亿元，如果能拨出相当于理工科购买一套仪器设备中的一点点钱，也许文科所有名家藏书（包括手稿）都可以得到藏书的地方和保护的设备，这难道不是北大应该做的事吗？不也是使我们可以通过这项“名家藏书工程”了解北大的历史，而展望北大的将来吗？

三、北大的“学者”

季羡林先生已经住在医院里有三年多了，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要对我说：“应该把北大有史以来，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择要编辑出版，这是北大的历史，也是我国近现代学术的历史。”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夏曾佑，他说：“夏曾佑也许是不用传统的方法写中国史的第一人”。为此，我曾让一位博士生搜集了一点夏曾佑的材料送给了季先生。季先生为什么一再提到应把近现代北大学者的论著择要编辑起来？我想，他是想通过自清末以来的北大学者的著述来了解中国学术的大变迁，并使北大人更加了解北大的学术传统。

由北大哲学系同人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首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先生，继任者是季先生。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国文化书院编写了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为什么我们要编写这本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王瑶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的启发。他说：“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自己的九十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视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因此，他提出应该编一本书，它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于是我们发动十来位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在一个月内把这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编写好，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这本书的增订本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我们在北大九十年校庆和百年校庆时都推出这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忘记，更不想让北大的年轻学子们忘记北大的学术文化传统。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北大110 周年时再出新的增订本。原来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除编写了历任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校长外，也附了一些非校长的重要学者，如果能再出版，或可再增加一些在北大任教的重要学者。

我认为，季先生的意见应受到重视。如果我们择要把百多年来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学者的著述编在一起，各选一本书，其中并附一小传，说明他对北大和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这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受到“重理轻文”思潮的影响，使得人文学科在大学被边缘化了，因而大大影响了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如果说在一个阶段，这种情况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就再也不能原谅了。

在写完“北大有三个宝”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在这里学习、工作有六十多年，它是我生长的地方，是我的家，我是无法离开它的，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