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道德层次观

孔子一生教人为善，从人生各个阶段阐述了道德的层次性。《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1.“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是人生立德的初始阶段，也是系统培养人的道德修养的开始。此时，孔子在童年艰苦学习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在学问德业上不断提高完善自己。孔子三岁丧父，在母亲颜徵的教育下自幼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演习礼仪。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由于家境贫寒，他少年时代从事过各种劳动。

2.“三十而立”立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所立则应有所小成，人生的道德境界便擢升一层。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个人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学习，对于事物的规律会有所心得。有了心得就要总结出道理来。则此时的人生志向就要更进一步“志于道”了。“据于德”就是从对自己的角度来说，做事情要保证站在“德性”的立场上。“依于仁”就是从对他人的角度来说，做事情要保证站在“仁性”的立场上。前者对己，后者对人。有了志向和立场还不够，需要有能力来保证所做事情的实现。当时，做一位合格的老师就需要“游于艺”。礼、乐、射、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都需要掌握，而且需要“游刃有余”。此时，孔子已奠定了治学、做人、为政等坚实的学问德业基础。另根据《史记》记载，此年前后，他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在最早的弟子中，比较知名的有颜回、曾参、子路等人。

3.“四十而不惑”所谓不惑，指而立时确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已坚定不移。人事有异同逆顺，虽然自己有志且能立，但与外界相殊则己心易起迷惑。此种情况则必要使自己能明知人事且安于人事，方能处事不被迷惑，人生道德境界随之升到第三层。人在四十岁的时候总会经历了许多人生的风风雨雨和迷惑。

人生不断的经历顺境与逆境，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事情往往发生偏离，甚至相反。这时，人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迷惑。“迷”者，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惑”者，面临两难甚至多难的选择。至于孔子是否在每件事情上“不惑”，无法确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到了四十岁，人在大方向和大是大非上“不惑”是完全可以的。

4.“五十而知天命”所谓知天命即自以为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之意。对志向行动仍会有所困。志弥远，天弥高。行弥远，困厄或许愈大。故能有所立而且有所不惑，更进一步须知道天命（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使人仍会有穷困而不可通达的地方和时候。此种人生道德境界较之立与不惑更进一层。

孔子四十岁到五十岁，一直居于鲁国。这十年间，鲁国发生了国君丧于他国，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政治动乱。孔子哀于此，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则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空怀忧民报国之心却得不到施展，所以只好“无道则隐”，隐则须知道国运天命如此，时机没有成熟，不可强求。

5.“六十而耳顺”意谓这时他听到任何事情，都能立即辨明事非。孔子五十一岁（公元前501年），六月，鲁伐阳虎，攻打阳关。阳虎突围奔齐，旋逃亡宋国，最后逃至晋国，投赵简子。孔子任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次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由小司空升大司寇，摄相事。第三年，孔子为鲁大司寇，鲁国大治。第四年，孔子为鲁国大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孔子为了削私家以强公室，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过制，请皆损之。”遂堕三都，未成。第五年，鲁国得治，齐国惧，欲败其政，乃选美女八十人，衣以文衣，并文马三十驷馈鲁君。季桓子受之，君臣怠于政事，多日不听朝政，也不按礼制送祭肉于孔子，孔子失望，遂去鲁适卫。孔子六十岁（公元前492年）在陈国。这年秋，鲁国季桓子病，懊悔过去未能长期用孔子而影响了鲁国的振兴。临死前，嘱其子季康子要召回孔子以相鲁。后来由于公之鱼的阻拦，季康子改变了主意，派使改召孔子弟子冉求。冉求将行，孔子说：“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这年，孔子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想回到家乡能为鲁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十年间，孔子亲身经历了政治事业的短暂辉煌，然后又颠沛流离于各国之间。渐渐体会到了外界一切相反相异的意见言论、一切违逆不顺的反应刺激，立、不惑、知天命均不能处之以安，难免有所动摇迷惑，此须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再感到其对自己有不顺，于道有不顺。皆明得此一切所以然，不仅于己，亦复于人。不仅明其是与正, 亦复明其非与反。即便是于己于人有所突兀，也不使自己处于不安的状态。到此境界便达到人生道德的更高境界。

6.“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到了七十岁，在以“往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的基础上，任何想法和做法都不会越出仁道原则和周礼所定的规矩了。圣人到此境界，似有天无为而万物并育，任己心所欲，可以纵己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心之自由的极致，与外界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行为至此境界，则皆达于内外合一，无所用心而无所不足。此似有超出道德境界之意，却尚在人间，乃若即若离之妙。

孔子六十八岁（公元前484年），春，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有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有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孔子去鲁访问列国诸侯，颠沛流离十四年。

孔子返鲁后，鲁哀公问政，孔子曰：“政在选臣。”又问：“何为则民服。”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

鲁国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继续聚徒授业，培育治国贤才。

孔子七十一岁（公元前481年）在鲁, 作《春秋》。春, 管理山林的人（“虞人”）在曲阜西面的“大野”打猎，捕获一怪兽，据说是麟，孔子说：“吾道穷矣！”于是绝笔，停止了修《春秋》。

孔子七十三岁( 公元前479年) 卒于鲁国。

总之，纵观孔子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孔子推崇的人生道德境界是从低到高、由近及远逐渐向上发展的。我国现在的公民道德建设完全可以借鉴孔子的“年龄阶段说”。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结合社会实际状况，提出相应的道德要求和目标加以学习和修养并大力提倡奖励其中的先进代表，逐层落实推进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