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比较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有着各种各样的诠释，其中“文艺复兴”说甚为流行。将新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在产生、发展、价值取向、作用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1915年9月15日，以《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一、“文艺复兴”说的由来

最早将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是著名记者黄远庸。第一位直接以“文艺复兴”指称新文化运动，并对新文化运动起到定性作用的当属胡适。1919年元旦，胡适支持和帮助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新潮》，并为其取了英文刊名叫“Renaissance”(意为文艺复兴) 。胡适将《新潮》与“Renaissance”并称，显然是把新文化运动等同于文艺复兴运动，胡适也因此赢得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美誉。

将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产生、发展、价值取向、作用和影响进行比较，如果二者恰恰一致，那么新文化运动就可以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如果二者有着很大差别，那就不能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比附文艺复兴。

二、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的比较

1. 历史背景

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当时意大利半岛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工商业、五金业、建筑业和金融业都很发达，达到了相当的繁荣。银行一般实行家族制管理，大的金融家族有：巴尔迪家族、佩鲁基家族、阿齐乌里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等。这一切使得佛罗伦萨每年积累相当可观的财富。

随着财富的增长，佛罗伦萨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强大起来，这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发起文艺复兴运动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欧洲正处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在那个时期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和封建教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控制并愚弄广大人民。封建教会宣扬蒙昧主义，教皇曾下令焚毁藏书丰富的古罗马图书馆，布鲁诺等许多科学家被罗马教廷判为“异教”徒。教会是封建统治的代表，经院哲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它们严重阻碍着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

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反对封建教会和经院哲学；而要反对封建教会和经院哲学，就要发起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于是文艺复兴运动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生发、水到渠成。

而新文化运动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从此以后，中国开始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民族尊严被践踏，领土主权被瓜分。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们苦苦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出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是农民的反抗失败了，洋务运动破产了，维新变法夭折了，辛亥革命最终也没能逃脱悲剧的命运。多灾多难的中国怎样才能走出泥潭?

爱国志士们艰难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良药。与此同时，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政府企图以孔孟之道来控制广大人民的思想。1912陈焕章等人成立了孔教会。在孔教会成立前后，各地相继成立了类似孔教会的团体如“宗圣会”、“孔道会”等。以此为阵地，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孔孟之道被封建统治者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因此，要拯救民族于危亡，必须反对封建统治在思想文化上的代表——孔孟之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激进民主主义者迎着这股历史逆流，冲破了辛亥革命后思想界一度沉闷的局面，掀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于中国内忧外患空前加剧的时期，是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物，是爱国志士们探寻救国救民的结果。因此，新文化运动也就带有了浓重的人为催生性。

文艺复兴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具有自然生发性。而新文化运动是爱国志士们为拯救民族于危亡而寻求的救国救民之路，是面对内忧外患做出的一种被迫选择，具有浓重的人为催生性。也正是这一点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价值取向、发展、作用和影响有了根本的区别。

2. 价值取向

文艺复兴运动的内容广泛，从社会学科领域开始逐渐扩展到自然学科领域。但它有个共同的思想体系，那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文主义。它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认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主宰”。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人文主义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

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就和个人的财产权联系在一起。在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大旗下，人们急于索回被社会剥夺了的“天赋权利”，于是便表现出某种试图割断与群体联系的脐带，于是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在这时发展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个人主义。所以说，文艺复兴运动的价值取向是极端个人主义。

而新文化运动也呼唤人性的复苏，倡导个人的解放。例如胡适曾说过：“礼教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了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也是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但新文化运动产生于民族危亡之时，作为救国救民的道路而被提出，所以其价值取向必然不再是极端个人主义。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强调政治机关是为全体人民的，每个人都是为社会国家做有益工作的人。他就把个人与社会相联系，把个人解放与民族救亡相联系。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大旗，也就指向了民族的救亡图存。它的价值取向不再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强调的个人的价值和情欲以及把个人与社会割裂的极端个人主义，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传统。

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爱国志士们为救国救民开始向西方学习，但都没有脱离中华民族这一优良的传统。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从来也没有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旗帜。从严复的“两害相权，已轻群重”，康、梁的以“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到孙中山的“唤起民众，天下为公”不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吗? 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所以说，新文化运动扬弃了西方重物质轻精神、重个人轻集体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实现了“个性解放”精神与救国救亡的融汇统一。

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由于其历史背景的不同，所以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文艺复兴运动的价值指向了个人主义，而新文化运动指向了整个民族的救亡图存。

3. 发展道路

在欧洲，先是文艺复兴(变教)运动，而后才是政治革命(变政)与工业革命(变器) 。它决定了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道德是自我更新、自我改造。它遵循着“否定之否定规律”,亦步亦趋地踏上一条名为“复古”而实为“革新”的新征程。所以我们看到文艺复兴走着一条自然演进的发展道路。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璀璨文化的旗号下，张扬新的人文主义思想，让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悄然崛起，无形中突破了教会、国家、家庭、种族等集体的传统权威。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源于时代文化即西方文化为主流的文化挑战而被迫“变迁”的过程。它携伴着传统文化的惯性运行。其社会转型的轨迹与西方南辕北辙：先是洋务运动(变器) ，而后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变政) ，最后才是新文化运动(变教) 。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要素中，文化价值是最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深层“基因”。新文化运动必然与传统价值背道而驰，而决不可能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它不仅无须“复兴”传统，相反却要毫不留情地批判之。体现在历史中，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发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呼声。

4. 作用和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促使欧洲社会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唤醒了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及科学实验精神，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而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了束缚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起到了很大的启蒙唤醒作用，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但二者的作用和影响又是不同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有着经济基础，处于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历史过程中。所以它蕴含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不仅从时间上持续了二三百年，造就了一个“文艺复兴”时代，而且产生了无数的巨人。这一时期，欧洲科学文化界巨人辈出，群星璀璨。涌现出以彭波那齐、爱拉斯谟、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为代表的哲学家；以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文学家；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为代表的艺术家等等。他们从广阔的领城和空间，以不同方式从事精深的研究、创造和发明，表现出对科学和艺术的执着追求，使欧洲的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物理学、化学、医学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新世界”的魅力。

新文化运动从时间上前后持续不到十年(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本身不足以构成一个时代，这就和延续二三百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无法比拟。再加上当时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衰弱的民力国力使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难以从容。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解救民族危难的急躁情绪又使得新文化运动的巨子们不可避免地带着学者们对其持有的种种指责：浮躁、肤浅、急功近利。这些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巨人”的水平和层次，影响了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也使得新文化运动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通过办报创刊，向国人传播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而在广大的文化科学领城，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则无声无息，一片沉寂。

因此，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西方科学文化的飞速发展，奠定了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则没有明显带动中国科学文化的全面发展，对科学文化领域的推动力度远不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因此，新文化运动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