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曲人生关学曾

　　关学曾，1922年出生，满族人，祖姓瓜尔佳氏。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北京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理事等职，现任北京市曲艺家协会主席。十四岁学艺，最初拜常德山为师学唱“单琴大鼓”(北京琴书的前身)，后又拜石金荣为师学唱乐亭大鼓。十六岁出师，开始在天桥、庙会及广播电台演唱大鼓书《回龙传》等。1945年以后参加游艺社演出。解放后，加入了北京市曲艺团，编演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关学曾从艺多年一手创立了“北京琴书”这一新曲种，首次登台至今，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特别是解放后，由他自己创作并经常演唱的段子至少有220多段，代表曲目有《鞭打芦花》、《杨八姐游春》、《传家宝》、《长寿村》等。他嗓音宏亮、甜润，演唱风格是唱中有说，说中带唱，被誉为“琴书泰斗”。

　　“提起我来，一般老北京人儿都知道。可你们年轻人儿知道我的就少喽……”85岁高龄的关老啜了一小口白开水，用手摸了摸溜光的脑门儿，“从打14岁，我头一回在隆福寺庙会演出《小姐俩拾棉花》到现在，眨眼的功夫，70年过去了。想想我这辈子，真是：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尝过了。现在不是时兴管百岁老人叫世纪老人嘛？我虽够不上世纪老人，可起码也够上大半个世纪喽……”

　　这就是唱了一辈子“北京琴书”的关学曾。

　　亲手创“北京琴书”

　　即使不知道“北京琴书”这个名称，你也很可能听过它的旋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后的配乐，电影《有话好好说》中大段大段京腔京韵的插曲——“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这段铿锵嘹亮、京味浓郁的琴书，从作词到演唱都是关老一手操办的。那一年关老76岁。

　　从上世纪30年代初，关老就在天桥演出。日子一长他有了自己的一拨儿书迷。“当时爱听琴书的人很多。还有人专门给我送了匾——用玻璃框做的，上面写着‘琴书泰斗’。我老说，这唱鼓曲就好比是‘平地抠饼’。凭您的本事、您的演唱、您的两片子嘴挣出‘嚼裹儿’来。说实话，那个年代，能抠出什么，您就吃什么。有本事您就有酒有肉，没本事只能喝西北风。”

　　“我虽没抠出什么酒肉来，总算没饿肚子。可别叫什么泰斗，人家多听我几回书比什么都强。”

　　新中国成立后，关老又赴朝慰问志愿军，又到各地宣传抗美援朝。这段经历让他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地方的曲艺形式，尤其是琴书，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四川琴书、冀州琴书等，数不胜数。所有的琴书都冠有地方色彩，唯独他只有“琴书”两字。于是，关学曾琢磨上了：“我唱的琴书是北京的土特产。我是北京人，又是用北京话唱的，怎么就不能把我唱的叫北京琴书呢？”回到北京后，关老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琴书更名“北京琴书”。“我和老伙伴吴长宝把唱腔、板式、表演都做了大胆的改革。那年秋天，在前门箭楼上第一次以‘北京琴书’挂牌演出，那心里头乐得哟……”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曲艺界的同行只要一提到“北京琴书”，就会想到“琴书泰斗”关学曾的名字。

　　字正腔圆话人生

　　“我这一生，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自己创作并经常演唱的段子就有200多段……”听关老说话就像听精彩的“长书”，虽无唱腔，句句都有点唱大鼓书的韵味，字正腔圆，不高不低，调门掌握得恰到好处。

　　“话说我年轻时候，地痞、流氓都管我们叫臭唱大鼓的、臭要饭的，刚‘解放’那会儿，政府成立了戏曲界讲习班，在讲习班里第一次听说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心里这高兴啊，打那以后，谁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再不说自己是唱大鼓的了。”关老笑得脑门上现了纹路。

　　“想当年，我为赴朝志愿军唱过，为广西前线的战士唱过……这辈子演出，您说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什么人物我没有见过？我就这么跟您说，为老百姓演出我最卖力气，为战士演出我最感动。只有为老百姓、为战士演出时，我才觉乎着我的价值，我演出的意义。”有一次，演出刚结束，好几位部队首长建议把《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再演一遍。关学曾马上答应下来，第二天就演出了这个段子。“等我唱完，全场鸦雀无声，只见战士们个个脸上都是泪水……”关老的小地桌上压着许多发黄的老照片，有些甚至已经分不清时代，但仍可以辨认出战士、孩子、老人……还有关老灿烂的笑。

　　“说实在的，我在党旗面前举手宣誓的那场面，一辈子也忘不掉。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一个唱了一辈子大鼓书的老艺人，意义太不平常了。我就觉着非把自个儿的一切交给党才行。所以，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甭管别人怎样，我是关学曾，我就按自己个儿认准的道走。我一直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关学曾的今天。”关老背过身，哽咽着咳了两声，压了口白开水，清了清嗓子，言语一字一顿，铿锵有力。

　　老鼓琴曲唱不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退休后的关老担任起北京市曲艺协会主席，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接班人上，连续组织“曲艺进校园”，还在家里开办了“北京琴书讲习班”。“每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在家里教北京琴书。谁愿意学都可以来，不但不收费，中午还管一顿炸酱面。”

　　这话一出，本来就不宽敞的家，每周六挤满了前来拜师学艺的人。全国各地不断有人给关老写信，求学求艺。河北有个叫王树才的年轻人，打遍了电话才找到关老。“这小子先天条件很好，我对他抱很高期望。”现在，王树才已经被北京戏曲学校破格录取。看着老鼓琴曲有了传人，关老高兴得了不得。

　　如今年事虽高，关老仍在为弘扬北京的传统文化鼓与呼。上世纪60年代始天桥茶社销声匿迹，时隔40年后，天桥茶社重张。其间，关老倾心尽力，亲笔书写“天桥曲艺茶社”牌匾并为之揭幕，还担起茶社的名誉主席。“只要有人喜欢，曲艺就不会灭绝。如今，人们的文化需求呈多元化，喜欢歌啊、舞啊，都很正常。但我始终认为，身为中国人，首先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了解传统的艺术。你说什么能代表咱北京的市民文化，不就是曲艺嘛。”关老说。

　　这不，他的学生王树才又为他铺上纸墨，为宣南文化博物馆题字。关老一气呵成：“中华文化几千年，民族遗产代代传，华夏儿女共携手，走向世界永流传。”笔墨稍停，两滴硕大的泪珠润湿了未干的字迹，“还真是不争气，字没写几个，我倒是先流起墨来了。”关老赶紧抹着眼角，他望着手中撇到一边的笔头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