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与近代人间佛教略志(一)

弘一大师与太虚大师在人间佛教理念上有诸多契合点, 两位大师在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方面也一向相互理解支持。还合作谱写了弘扬佛教的歌曲《三宝歌》, 并一同从事佛教教育。两位大师的合作与实践对研究中国现代佛教理论、佛教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1918年夏, 弘一大师(1880-1942)在杭州虎跑出家, 从此潜心佛学, 成为律宗大德。大师是中国近代文艺先驱, 一生创作了大量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作品, 在多个领域开近代中国文艺之先河。大师出家后的佛教艺术活动更是值得深入探讨和认识的领域,本文仅从大师早年与人间佛教倡导和实践者太虚之互相理解支持,以及出家后的佛教活动中涵咏的人间佛教之导俗悲悯情怀, 做一初步认识并请教方家。

一、思想之契理: 太虚倡导之人间佛教

20世纪初复杂变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对中国佛教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机遇, 教内高僧大德辈出, 社会精英纷纷从佛教寻找思想武器来应对西学东渐的冲击, 结果促成清中期以来长期衰退的佛教在变革中出现振兴势头, 扩大点看, 当代世界佛教基本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亦受此影响。

近代中国佛教对20世纪中国文化做出的一大贡献就是,“人间佛教”思想及实践方法的提出。当时中国佛教在厄难中图振兴, 沿着崎岖道路, 荜路蓝缕, 从后期封建社会的明清佛教传统模式向适应近现代社会的新模式转型, 在面对的种种挑战中, 契理契机, 适应时代, 多方回应: 力振祖风, 学习外求, 返本归源, 改革鼎新；以此营造适应现代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佛教新模式。陈兵教授认为这种新模式可用“多元一体”四字概括: 多元，谓适应人们多元的宗教需求而有多方面的内容, 即传续、重振传统佛教诸宗, 继承传统教义教制的基本内容, 同时逐步改革传统教义教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 吸取、移植藏传、南传、日本佛教, 使中国佛教呈现出较传统面貌更丰富多彩的内容；一体, 谓佛教各宗大体都认同、趋归于一种共认为应时契机而又符合佛陀本旨的现代佛教模式——“人间佛教”。

20世纪20年代初, 佛教革新运动领袖太虚针对传统佛教忽视现实人生的偏弊, 提出并以其一生之力倡导“人间佛教”, 以之作为“教理革命”纲宗, 旨在将佛教从“神本鬼本”“重求后世之胜进或无生之寂灭”的传统, 转到佛陀本有的以地球人类、现实人生为本位上来, 教人以佛教的精神将生活合理化、道德化, 发达物质、伦理、精神生活, 完美人格, 服务人群, 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修学“即人乘行而趋佛果”的“今菩萨行”。以后太虚又提出“以佛教的道理改良社会, 使人类进步, 把世界改善”为旨的“人间佛教”。1933年10月太虚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讲演稿中, 首次将“人间佛教”作为专有名词。

20世纪30年代, 国内佛教刊物《海潮音》出过“人间佛教号”专辑, 慈航法师在星洲(新加坡) 创办过《人间》佛刊, 抗战期间, 四川缙云县出过《人间佛教月刊》, 可知“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就得到社会各界的一定的回应。在“人间佛教”思想指导下, 广大佛教徒积极投入慈善救济、抗战救国, 关心国家建设, 热情服务众生,使佛教发挥出积极的社会功能。20世纪后半期, 印顺通过严谨精深的佛学研究, 深入批判明清佛教积弊, 追溯原始佛教和早期大乘之源, 发展太虚思想, 论证“人间佛教”乃佛陀教法之原旨, 号召现代人在各自人生岗位实践菩萨道。台湾星云法师高举“人间佛教”旗帜开创佛光山事业, 提倡积极奋进、给人喜悦的佛教。台湾证严尼师创建慈济功德会, 树立佛教利济众生的良好形象。大陆净慧法师提倡“生活禅”也受各方好评。这些都可视为“人间佛教”的现代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 大陆佛教界适应新社会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其中皆贯穿人间佛教精神。1983年赵朴初居士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倡“人间佛教”思想, 号召佛教徒发扬优良传统, 净化自身, 利益人群,“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人间佛教”的理念和实践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初步实现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型, 适应现代社会的佛学思想和实践模式开始积累成功的经验, 产生了一批成功典范。大陆佛教界经文革后30年稳步恢复发展, 已有数十所佛学院, 培育了一批现代僧才。佛教文化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这些都与“人间佛教”理念的倡导有关。

“人间佛教”思想富于创造性并完全符合佛陀本怀, 在中国海峡两岸佛教界实践中, 从20世纪末以来, 不断发扬光大。进入21世纪, 国际上的“人间佛教”影响波及欧美, 如欧洲一些国家的佛教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倡导的人间佛教（Engagement Buddhism）,美国佛教界正在积极发展中的人间佛教（Humanistic Buddhism)等,皆是“人间佛教”理念的反响, 正在对当代世界佛教大势发生深远影响。

而人间佛教作为一种思想与实践体系, 非成于一人一手, 而是在佛法原理基础上, 现代诸多大德共同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众多现实问题创造性思考和实践积累的成果。

二、行为之契机: 弘一大师对人间佛教运动之支持

弘一大师与太虚二人之间渊源颇深。从20世纪早期人间佛教思想之萌芽、实践之发展、成就之取得的过程中,两位大师之互相理解、支持, 既感人至深, 又具教育意义。

弘一大师与太虚最早于何时、因何因缘相识不得而知, 然而总是惺惺相惜、互相支持。在1927年大师写给蔡元培等人的一封信中对此有所反映。信曰:

旧师孑民, 旧友子渊、彝初、少卿、钟华诸居士同鉴:

昨有友人来, 谓仁等已到杭州建设一切, 至为欢慰。又闻孑师等在青年会演说, 对于出家僧众, 有未能满意之处。但仁等于出家人中之情形, 恐有隔膜。将来整顿之时, 或未能一一允当。鄙意拟请仁等另请僧众二人为委员, 专任整顿僧众之事。凡一切规划, 皆与仁等商酌而行, 拟较妥善。此委员二人, 据鄙意, 愿推荐太虚法师及弘伞法师任之。此二人皆英年有为, 胆识过人, 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富于新思想, 久负改革僧制之弘愿, 故任彼二人为委员, 最为适当也。至将来如何办法, 统乞仁等与彼协商。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 应如何尽力提倡(此是新派)；对于山林办道之一派, 应如何尽力保护(此是旧派, 但此派必不可废)；对于既不能服务社会, 又不能办道山林之一流僧众, 应如何处置；对应赴一派(即专作经忏者) , 应如何处置；对于受戒之时, 应如何严加限制。如是等等问题, 皆乞仁者仔细斟酌, 妥为办理。俾佛门兴盛,佛法昌明, 则幸甚矣。此事先由浙江一省办起, 然后遍及全国。谨陈拙见, 诸乞垂察。

“弘伞法师”俗名程中和, 法名演义, 是弘一大师同门师弟。从信中可知, 大师虽为方外之人, 对政局却多了解。一方面对于佛教界存在的问题绝不回避, 承认需要加以整顿解决, 另一方面对佛教改革极力赞同, 亲自出面, 向昔日故旧、今时当权者蔡元培等力荐人才, 主张由太虚、弘伞“专任整顿僧众之事”, 商酌“一切规划”, 理由是此二人“皆英年有为, 胆识过人”, 曾出国考察, 熟悉当世物情, 且“久负改革僧制之弘愿”, 特别“富于新思想”, 是“最为适当”之人选, 有利于“尽力提倡(新派) ”。大师思虑周详, 提出对旧派也“尽力保护”, 所有事项, 皆须“仔细斟酌, 妥为办理”方好。而从上文可知, 大师心目中之“新派”以及“佛门兴盛, 佛法昌明”, 当即太虚当时竭力鼓吹提倡的“人间佛教”。

弘一大师此信写于1927年三月十七日(农历, 下同)。考大师写此信前后, 正是太虚国内外奔波, 上下鼓吹人间佛教最烈之时。

1926年一月, 武汉佛教界派人专迎太虚从上海抵汉口, 太虚在武昌佛学院为学生讲《能知地位差别上之所知诸法》。二月十三日(丙寅元旦) , 太虚撰《居家士女学佛之程序》, 指出“居士学佛, 则期以普及乎全人类, 风俗因以淳良, 社会由之清宁者也。由遵行人伦道德, 养成人格而渐修十善菩萨行”。是年春, 太虚与熊希龄、章太炎、王一亭等发起成立“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中华佛化教育社) , 社址设在上海虹口。三月二十二日, 太虚在苏州江苏医科大学讲《身心之病及医药》。四月二十一日, 太虚应吴璧华等请到杭州, 讲《仁王护国经》并访灵隐、昭庆、弥陀诸寺。二十三日, 在(浙江) 省教育会讲演。四月五日, 班禅通电全国, 呼吁和平, 太虚则联合佛教界同人向各军政长官呼吁和平, 致书孙传芳论王道、霸道、战国之道, 冀其“能从事王霸之道”。六月致书云南唐继尧, 勉以“止外纷”“隆内治”。六月五日, 北伐战争开始。七月, 太虚再至杭州作《建设人间净土论》, 所论“人间净土之建设”, 意为世界佛徒联合国际之组织, 希望建设一佛化特区。是月, 太虚应汪大燮、熊希龄、庄蕴宽、胡瑞霖、蒋尊袆、梁密、张相文等之电邀进京,北京教育界组织佛学研究会, 八月一日请太虚讲“佛学概论”, 听讲者均为各大学师生。太虚并发表《论华日当联布佛教于欧美》一文，主张日本退还庚子赔款。时太虚筹划南洋之游, 目的是为赴欧美宣传中国佛教作准备工作。八月十五日, 太虚与胡子笏等议设世界佛教联合会北京办事处, 办公地点设在万寿寺, 并拟筹资办寰球佛教图书馆。

八月十九日, 太虚回沪, 次日, 乘“伏见丸”号轮船出发, 南行去星洲。夏季在星洲弘法游历。约转道等筹组星洲讲经会迎大师说法, 规模甚大。九月太虚在星洲游宴演讲，其间在陈嘉庚陪同下参观其橡树园、工厂、商店等。十月十一日太虚回国, 二十一日, 绅商学僧界领袖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隆重的迎接太虚欢宴, 出席者有鲁迅、孙贵定、张颐(真如) 、沈士远、庄泽宣、顾颉刚、陈定谟、罗培常、缪子才等。鲁迅后来曾对太虚印象进行评价：“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1927年一月, 太虚认为“僧伽制度论”已失时效, 乃作“僧制今论”, 提出全国僧数可定为20万人, 合教区为五区, 析僧众为长老、学行、服务、尼四众；析信众为皈戒、研究、女──三众, 论曰: “今佛化重心移信众。而时代趋势又侧重生计, 僧众亦不能不为生利分子以谋自立于社会……一者、可广摄学理之研究者；二者、可别开僧众中之从事于资生事业者。此依今此佛化众情状, 及适应现社会, 不得不然也。”

二月二日(丁卯元旦) , 太虚在上海筹建的《法苑》举行开幕典礼, 参加者有章太炎、王一亭、谢铸陈、王森甫、陈维东等。法苑依据太虚理想之“整理僧伽制度论”而设立, 为“改良经忏” (除去迷妄, 扩大内容) 组织, 并谋于此获得经济基础, 以作“新僧(新佛教) 运动”。三月, 太虚发表《以佛法解决现世困难》《告强资阶级》《告贫弱阶级》《告催残道德文化者》《告保持道德文化者》《告毁坏佛教者》《告佛教内外护》等文, 皆属保持道德文化言论, 其曰: “勿空言以保持道德文化为号召! 不发真切慈悲之意, 不求适宜方便之行, 徒以陈腐古板, 违时鸣高为保持, 则愈招反动之摧残；名为保持, 实销灭之矣! 慎之! 勉之! ”表达了体现人间佛教理念的新文化思想。

三月二十九日, 太虚出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 兼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拟以此为实践基地探讨发展其人间佛教制度思想。弘一大师上述信件即写于此时, 从中可体会其对人间佛教运动的真诚支持。大师同时推荐弘伞法师, 从中亦可得知弘伞法师对人间佛教的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