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 《读书》干了两件事：解冻和启蒙

　　一本书、一本杂志和人一样，各有气质。人们喜欢《读书》的气质：独立思考、自由精神。它网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尊重表达的自由；虽然个人观点可能不同，但这批人有一个基本共识，做的事情不同，但精神上有一种默契。就是这一种独特的气质，把不同的人们吸引到它的周围。回首改革30年，社会公众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从一开始对改革众口一声的支持，到今天对改革的不同层面的认识。《读书》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

《读书》一出手就不同凡响

　　1979年创办《读书》杂志时，范用已经55岁了。这位从邹韬奋创办的三联书店里成长起来的大出版家，一生随着时代的大潮起伏跌宕。在“文革”中，他和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一起，被打为“陈范集团”。但是，即使在大“革”文化之“命”的峥嵘岁月里，文化人的习性仍然没有被彻底改造掉。在湖北干校劳动的时候，“陈范集团”就合计，如果有机会，还是应该继续办读书类杂志。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时间，《读书》创办者的阵容可谓空前绝后。主编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副主编是倪子明，执行主编是史枚，执行副主编是冯亦代。当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陈翰伯直接领导，编辑部设在人民出版社，具体由范用负责。除此之外，还有于光远、夏衍、黎澍等14人组成的编委会。这些有着丰富办刊经验的老知识分子，有的编辑过30年代的《读书生活》，有的主持过40年代的《读书月刊》，现在由他们亲自操持，《读书》自然是一出手就不同凡响。1979年4月的创刊号，便因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以书评为中心的思想性刊物”为宗旨的《读书》月刊正式出版发行了。这本在春天诞生的刊物率先倡议改变文风，反对打棍子戴帽子，反对废话空话、帮腔帮调。主编陈原主张有思想、有创新，“切忌账单式，也忌八股文。要有时代背景，要有风趣，要看了还舍不得丢，要看了嫌短”。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他甚至不惜得罪人，退了一些名头很大的人物的文章。

　　“文革”中长期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领地。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吕淑湘、董鼎山、黄裳等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他们笔下所流露的浓厚的人文精神，不但顺应了如饥似渴的求知潮流，而且让那些厌倦了枯燥说教的青年如饮甘霖。于是，《读书》与读者之间形成了“师生”关系，显示了一种典型的启蒙姿态。这种启蒙没有丝毫的说教，有的只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陶冶。

　　其实，一本书、一本杂志和人一样，各有气质。人们喜欢《读书》的气质：独立思考、自由精神。它网罗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尊重表达的自由；虽然个人观点可能不同，但这批人有一个基本共识，做的事情不同，但精神上有一种默契。就是这一种独特的气质，把不同的人们吸引到它的周围。

新生代与“后发制人”

　　《读书》创刊后，陆续地招来了一些年轻编辑。由最初的董秀玉、吴彬，到后来的王焱、贾宝兰、赵丽雅、倪乐和杨丽华。几个人中，杨丽华是南京大学哲学硕士，贾宝兰毕业于南开大学，其余都是高中生。

　　随着年轻编辑的进入，《读书》也渐渐的有了一些变化。原来的作者中，知识界中有相当影响的老先生多，后来渐渐地，一批年轻学子加入了作者队伍。他们从《读书》的热心读者成为《读书》的作者。

　　哲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甘阳、周国平、梁治平、钱满素、赵一凡、张维迎、张宇燕、樊纲、崔之元、刘军宁等新人纷纷在《读书》上亮相。那时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把《读书》当成了展示自己才华和思想的舞台，许多人都在《读书》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汪晖也是其中活跃的一位。他们都是“文革”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高校学子，曾经上山下乡，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阅历，完全没有学院派的“安静”，思想上也没有框架，驾驭文字的能力很强。《读书》成就了他们，他们也成就了《读书》。

　　从“解冻”以后的那批老知识分子，到恢复高考以后的新生代，《读书》迎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读书》仍然是《读书》，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人文色彩。

　　有人说，《读书》是知识分子的优雅的、悠闲的读物。那从容淡定、舒缓悠长的文笔来看，此言不假。但是如果《读书》不仅止于此。在一个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社会思潮跌宕起伏的时代，一本杂志如果不契合时代的主题，只是酸腐文人的风花雪月，怎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事实上，《读书》是和改革时代的脉搏一起律动的，它呼应了这个时代提出的主题：启蒙。五四以来的那种启蒙精神长期湮没在历史中，“文革”后才再次涌动而出。这种精神渗透在《读书》中，又通过《读书》延续到新生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和笔下。于是，《读书》上承五四精神，下启改革思潮。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启蒙精神，让《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思想“风暴眼”。但是《读书》决不刻意制造“风暴”。恰恰相反，它从来不追逐社会热点，不赶时尚，不在热点上去讨论，而是过后再发一些文章，重新去谈，就像黄牛反刍似的，这样反而更有深度，因为沉淀以后好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后发制人”－－这是一位学者对《读书》特点的准确总结。

一个主编就是一本杂志

　　颇有名士风度的沈昌文，从1986年起接手主编《读书》，整整10年。和主张“文章要有思想性”的陈原不同，沈昌文接任主编后，《读书》的风格相对平和起来，“我从1954年后就学会了慢一步，”他说，“我既然文化水平不高，上面又没有路子，就只有慢一步，讲得不好是投机。无论哪方面我都没有很高的要求，平安过关就可以。”或许是这种处世哲学，让《读书》平安度过了岁岁月月。

　　《读书》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虽然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更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轨迹。

　　《读书》最早发出了多篇顾准的文章，直至后来结集出版。顾准被发现、被关注，《读书》可谓功不可没。同时，在还没有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些界线的时候，后来被称为“新左派”的崔之元、张宽等人的文章，最早都是在《读书》出现。

　　《读书》应该好读。沈昌文甚至提出，好读的标准就是“卧读，能躺在床上读，我们没讲坐在马桶上读，实际上包含了这个意思，不是正襟危坐的，很可能在很嘈杂的环境中看，适合知识分子的要求”。于是，在同事眼中，“老沈基本上都是在玩儿，玩得不亦乐乎，他自己很投入。但是明显的，人文色彩特别浓厚。”《读书》延续了注重人文的特色，那股精神仍然在。

　　其实，如果这时的读者暂时合上《读书》，抬眼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就会发现，中国已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进军的新进程。下海的、淘金的－－启蒙时代结束了，金钱时代的书桌上，已经放不下一本想追求从容淡雅的《读书》了！

《读书》一直在场

　　汪晖自称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承认这一代大学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也认为，“随着思考的深入，我们也开始认识到80年代的思想认识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我们将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传统，而忽略这些问题的现代根源。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汪晖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重新思考”的。这位研究思想史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偶尔给《读书》杂志写些文章，参加《读书》的一些活动。但汪晖想不到的是，与《读书》的这种缘分，成为他后来主编《读书》的原因之一。

　　1996年沈昌文退休后，《读书》选择怎样的新主编，成为三联书店的当务之急。其间一些知识分子反映，新时期的《读书》缺少了一些科学理性，希望能够选择学术背景较强的人担任《读书》主编。于是，时任三联书店总编辑的董秀玉经过广泛征求意见，选择了学术背景较强的汪晖，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黄平也加入进来，从此开始了两人共同执掌《读书》的十年－同时也是波澜不断的10年。

　　此时，改革已经进入实质阶段。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推进，新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不像原来一致呼吁改革要往前走。整个社会的氛围出现了变化，人文价值判断出现了变化，思想界出现了分歧。对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发展前景，学界、思想界在深刻思考。

　　呼吁“重新思考”的汪晖接手《读书》后不久，就开始拓展《读书》涉及的领域。它从沈昌文时期的人文趣味、多元文化向社会科学领域转向，越来越贴近现实问题，甚至直接介入到这一时期的思想争论之中。新的作者也走进了《读书》。许多人都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没有了江湖气，多的是学院派的作派：讲逻辑、重体系。

　　于是《读书》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并且见证着思想界不同观点和理论的纷争。在一些似乎充满了意气之争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

　　而汪晖本人因为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虽然他一直拒绝这个“帽子”。新左派同新自由主义论战的起因是如何认识与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

　　人们批评《读书》失去了公共平台的气质。汪晖的解释是：“在中国的媒体领域里面，主流的声音铺天盖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发一些不同的声音，而且让不同的声音更大一点呢？我们应该包容不同的作者，但这不等同于说我们的杂志就得和媒体、和潮流完全一样。”结果，“包容不同作者”的汪晖主编的《读书》，也被很多人视为“新左派”的阵营。虽然汪晖断然否认，但是他也承认，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文章确实少了，但是他辩解说，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投稿所致。

　　尽管批评不绝于耳，汪晖主编的《读书》却不改初衷。《读书》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研究一类文章增多。2000年以后，三农问题的讨论、医疗改革问题的讨论、教育改革问题的讨论、私有产权的讨论、劳动产权的讨论，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讨论，《读书》一直在场。

历史指示着未来

　　《读书》不那么好读了。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学者一直订阅《读书》。80年代末期他在德国留学时，仍然割舍不下，一度让家人每期为他寄《读书》。90年代他回国后，仍然每期必买。可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读书》。他感到很惶惑，但是在和朋友交流时他发现，许多人都有类似的感觉。他对自己放心了，同时也对《读书》产生了隔膜。有的文章“表述上吭吭巴巴的，几百字能说清的东西，能写上几千字，结果还是晦涩难懂，”他感慨道。从一开始的偶尔翻翻，到现在根本不读《读书》。

　　范用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表示“《读书》不好读”。沈昌文则说：“现在的《读书》，我只有少数文章能读懂。”许多老作者则希望“《读书》调整到以前，大众化，趣味化，也有思想性和启发性，一般读者都能看，既有知识传播，又有启发。”

　　10年《读书》，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推出那么多成名的学者。

　　终于，在2007年的夏天，酿成了一场“《读书》换帅”的风波。在真真假假的新闻战之后，汪晖卸任，结束了他长达10年的《读书》主编生涯。但是“《读书》换帅”风波波及到整个思想界，终于掀起巨浪。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李泽厚、袁伟时、钱理群等思想界知名人士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看法又颇多差异。

　　爱也罢，恨也罢，一本杂志能够牵动这么多人的关心，这本身就是《读书》的成功。虽然有曲折，但是30年来，《读书》一直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沿，对现实问题充满了一种人文关怀。如果它脱离了时代的主题，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在“换帅”之后，知识分子都在追问：《读书》要走向何处？

　　回首改革30年，社会公众的思想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从一开始对改革众口一声的支持，到今天对改革的不同层面的认识。《读书》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

　　鲁迅曾说，历史“指示着未来的命运。”回顾《读书》走过的路，或许有助于它对自己未来的把握。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它完全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宝贵的资源和经验，以开辟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