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字也是一种慈善

在旧时福州，每当夜幕降临，总会有拾遗人出现在街头，他们身背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手持火钳，细心寻觅着散落在街道上的字纸，若有发现，便极为小心地用火钳将其夹入纸篓，纸篓装满后，他们迈着蹒跚的步伐，回到尖塔式的惜字炉旁，将纸篓字纸倾入其中进行焚烧，并将纸灰盛入锦囊，待到黄道吉日，风和日丽之时，福州社会名流便云集闽江边，举行隆重仪式，将纸灰洒入闽江，为字重回江河母亲的怀抱饯行，此便是古时榕城惜字习俗的一幕。

古人对字为何如此虔诚？因此在古人观念中，字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恰如清代著名诗人陈玉澍曾在《院道港惜字会碑记》中所载：“字能使昧者哲，拙者巧，窒者达，贱者尊；为胥吏薄书之用，为庙朝诏勅之文，为士人科名之阶，为国家富强之本。”甚至传说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然而惜字习俗并非随文字肇始而产生，根据学者考证：“惜字之滥觞,约起于宋元之际”，“盛行于明清之时”，这其中与文昌神信仰的普及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文昌神本为梓潼神邸，后被宋理宗诏封梓潼神为“忠文英武学德仁圣王”。以敕封的形式肯定了梓潼神主宰文运科举的职能。元仁宗延祐二年(1316)，梓潼神又被朝庭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至此，“梓潼帝君”与天上文昌星合二为一，在科举盛行的年代，文人为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自然对“文昌梓潼帝君”膜顶崇拜，使文昌神崇拜遍及全国。

随着文昌信仰的普及，许多有关文昌信仰的书籍也随之流行，主要有《阴骘文图说》、《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真诠》、《文昌帝君惜字功罪律》等等。此类书籍劝喻人们尊重文字，敬惜字纸，若是珍惜字纸，人们福禄就会增加，将会仕途顺畅、家庭美满，反之若是糟蹋字纸，阴骘就会受损，将会灾祸连连，衰运不断，受此影响，因此便有了惜字习俗的产生。

福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风鼎盛，因此惜字习俗极为盛行，拾遗人、惜字炉随处可见、甚至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处处透露着惜字习俗，为了惜字、床俱、碗筷、内衣、香皂、炮竹等许多日常生活用品被禁止铭刻文字，而只能以图案标识。为了惜字，百姓们将桥梁道路的文字抹去，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有座“午桥”，为北宋年间建造，原来每块石头上都有刻字，相传为蔡襄笔迹，村民为了能使文字免遭车马践踏、免受泥淖玷污，于是雇工匠将刻字取下。

福州的惜字习俗甚至流传到外地，如南平浦城民间亲友馈赠食物，上面另加红纸一块，剪成种种吉祥花样。而在清朝道光之前，红纸多剪成吉祥字样。长乐名宦梁章钜寓居浦城期间，他的儿子梁恭辰目睹此习俗，认为对文字大不敬，于是与家人四处奔走，创办惜字局，宣传用剪花代替字，并亲自设计花样纸16种，在梁氏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移风易俗，使此习至今仍然沿袭。清代许多福州人赴任台湾担任教谕（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在他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台湾悄然形成惜字习俗，在文献中有颇多记载。

惜字不仅是珍惜文化之举，更被视为是善举，因此旧时许多福州慈善组织将惜字纳入业务范围之内，与“育婴”、“济贫”、“养老”、“助残”等善举并列，善堂善会除每日雇人沿街收取外，每月还定期收买各种废纸、旧书、淫书，然后汇总火焚，为了能维系支出，福州官府甚至购置田地，田租专门用于惜字之用，鼓山镇后浦村仍然立有清道光23年（1843年）的耕田碑《严谕各佃不准拖欠官置惜字田租谷告示碑》。

惜字习俗对福州人文鼎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一方面使文风澄清，明清时期福州为刻书重镇，刻印书籍流通天下，可是却极少有书坊刻印淫秽书籍，这可以归功于惜字风俗，当时坊间盛传有个叫许百川的福建画家，极擅长人物素描，但所做之画多为春宫画，结果手掌被雷打断，媳女被土匪截去掳去，儿子被杀，房屋被毁，许的厄运均是“不惜字”报应，使许多福州文人引以为戒。惜字习俗更使百姓在日常生活认识到文字的神圣性，使他们崇尚知识，珍惜书本、以学为荣，使书香满城，成为人材的摇篮，产生了诸如林则徐、严复等饱读诗书的爱国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