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特别强调从政者的道德品质，即所谓德治，德治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当政者对人民要实行德政，爱护人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即所谓行仁政，一是当政者必须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凡事要以身作则，其言行堪作社会的楷模，才能很好地履行公务，令行禁止，把国家治理好。

中国古代有些王朝，开始时都有较好的法律制度，造成了国家一度的兴旺和发达。但后来由于当政者的腐败和堕落，这些法律制度被破坏了，有些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情况，当改革而不改革，导致了这个王朝的衰落和灭亡。每一个王朝在衰亡时期对人民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所以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有无道德或道德品质的好坏，小而影响这个王朝的兴衰大而影响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历史表明，一个社会除了要有一定的法律制度，还需要用人们的道德观念来维系，法律与道德的作用是相辅相成而不可以相互替代的。道德观念能起到法律起不到的作用，人们在道德上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可以为之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中华民族每到危难关头，总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或面折廷争，为民请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滕文公下》）。所以中国古代强调德治， 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儒家的功绩之一就是树立德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德治的思想远在夏商时代就已产生，“德惟善政, 政在养民”（《尚书· 大禹滇》）。德的意思是实行好的政事，其政事就在于爱养百姓。“德惟治，否德乱”（《尚书·太甲下》），用德治天下天下就太平，不用德治天下，天下就动乱。到了春秋战国，孔子和孟子根据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发展了德治学说，他们认为人对人都有同情心和爱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施加于人。所以应该推己及人，将这些爱心施与别人，实行德治。实行德治，人们必须从修养自己的道德品质开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当政者必须先修养好自己的身心，整齐自己的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天下获致太平。

例如关于修身。所谓修身，就是通过学习和反省提高自身的思想品德。“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人有各种生活欲望，有些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的，人与外界接触，必然要受外界事物的影响，只有通过学习，用正确的思想教育自己，才能抵制不正当事物的诱惑，免于走上邪路。具体而言就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节制个人的私欲， 不要放纵情欲，追求奢侈和过度享受。对此，三国时的政论家桓范曾说：“夫人生而有情，情发而为欲，物见于外， 情动于中， 物之感人也无穷， 情之所欲也无极，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天理灭矣。一故修身、治国之要，莫大于节欲。”（《世要论·节欲》）

物欲对人的影响是无穷的，人的欲望也是没有止境的，若不加节制，完全为外界的物欲所化，无限制地去追求就会丧失自己天然的良好本性，做出许多错事来。对于常人而言，错在一身一家，对于当政者来说，就会祸国殃民。所以修身对于当政者来说，决不是什么个人的私事，不许别人过问干预云云。晋代的袁淮说治国之道有千端万绪，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公心，“唯公心必而后可以有国， 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 一旦有私心，奸究就产生了，他举了一个例子， 古有一人当闹市人繁之时偷别人的钱，人问其故，他说“吾徒见金，而不见人也。”（《袁子政书·贵公》）我只看见钱，而没有看见人。可见一个人私欲膨胀，会干出什么样的盘事来。

元代的张养浩曾说：“前辈谓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庙堂忠告·修身第一》）。不仅古代一些达官显宦，由于追求财和色，身败名裂。即是当今世界的许多政要，也多由于受贿和追逐女色的丑闻而纷纷落马。由此可见，人应该懂得自律，要主动地修养自己的身心，戒除贪欲，才能把握住自己的行动。所以儒家认为修身是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百姓的立身之本。

关于齐家。就是整齐自己的家庭，使之以道德自律而和睦相处。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之内都是自己的亲人，人对自己的亲人多有偏爱和偏私。“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四书·大学》）人看不见自己儿子的过错，总嫌自己田里的庄稼长得不够茁壮，这就是由偏私而产生的贪心。所以齐家的内容主要是提倡赡养父母的孝道和教育妻室儿女。因为家庭内部都是骨肉亲属，治家不能像治国那样运用刑罚，所以治家尤比治国难。父子责善，容易伤恩，夫妻责善，容易伤和，所以治家必须针对具体情况，用言传身教的办法去启发、感化和诱导，用公心而不能用私心。“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自己不依正道行事，对妻子都行不通，怎么能行于他人呢？

人们要望子成龙，首先必须齐家，对自己的家人施以良好的教育，不能有溺爱和偏私。许多做官的人不能清白，大部分由于想为子女积累财富或家人追求奢侈和享受所使。常见的现象是自己做官，家人借其权势作威作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武王伐纷时曾说：“扎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尚书·牧誓》），表面看来好像轻视妇女，实际是指斥殷纷好色，宠信姐己，使之干预国政，造成许多灾难。所以一切当政者都不要让自己的家属干预政事。对此古人曾提出“室家之道, 在德而不在色” （宋·陈模《东宫备览·正家》），娶妻主要在于品德而不在于美色。在官府中，不许子弟接见宾客，以免与外界交通谋私。不要使子女有居官之乐，应和平常人一样。至亲不可用事，对自己的亲属尤其是儿子，所谓少爷、女婿姑爷、妻兄弟舅爷，这三种人绝不能用，因为他们和官员本人有特殊关系，问题小时难于发觉，待问题发觉时就已十分严重，不堪收拾了，故“谚云‘莫用三爷’”（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这些经验都很值得我们深思，许多为官者多因疏于治家，被老婆儿子从中干预所毁。

再如关于治国、平天下。怎样治国，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政令来约束，用刑罚来整治，老百姓只能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来教育，用礼仪来要求，老百姓不但知道羞耻而且能够敬服。又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 昭公二十年》）政令宽和老百姓就会轻慢，得施以刚猛进行纠正。刚猛了民众会受到摧残，得再施以宽和。宽猛互相调剂，政治就和谐了。这就说明，孔子并不是只重视教化而否定刑法的。只是说，在德刑并用时应当首先重视德治与教化，原因很简单，用德治与教化可使人自觉地遵守国家法度，比单纯用刑效果要好得多。这一主张如前所述，是源于对人本性的认识。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对人施以教育，就可以使之改恶从善，所以主张德治者特别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可以给人以知识，使人明辨是非，提高道德品质，在这一点上儒家和法家有根本的不同。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不可教育，只有施以严刑苛法，强迫他们服从，故而反对文化和教育。秦始皇实行法家政治，酿成焚书坑儒的历史大悲剧，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结果统一后十四年前一前就被人民起义推翻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汉初刘邦让陆贾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时，陆贾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故曾阂之孝，夷齐之廉，岂畏死而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新语· 无为法令》）只是制止人们作恶，教化的优点是劝人们行善，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所以儒家强调德治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汉代的尊崇儒术，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文革” 时期，“四人帮” 大搞“评法批儒” ，歪曲历史事实，颠倒黑白，把人们的认识搞乱了，必须把它纠正过来。

德治的优点还在于能在人们心中树立一种强烈的是非善恶观念，养成社会崇尚道德的良好风气，鄙视邪恶。一次唐太宗在教导他的儿子们时说：“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惊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架纷，必应祈之。桨纷虽是天子，今若相唤作梁纷，人必大怒,颜回、河子鸯、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要论荣贵。”（《贞观政要》卷，论教戒太子诸王）可见道德修养并不是一些空泛的道德观念，而是关于治理国家必须格守的准则，如谦虚谨慎，大公无私，爱护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诚实信用，光明磊落等。一个当政者有无道德，对政事有很大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当政者自身行为端正，不须发布命令，事情就能推行，当政者自身行为不正，虽有严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有些当政者只顾眼前或者小集团的私利，对自己的行为不负道义上的责任，说了不算，朝令夕改，无德无信，怎么能够得到人民的信赖呢。“至治之代，法悬而不犯其次， 犯而不繁。”（ 隋·王通《中说·关朗篇》）治世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法律高高悬于社会之上，没有人犯法，或者犯法的人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施行教化之功。所以中国古代强调德治，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对当政者有高一步的要求。法律是社会基本的最低准则，有强制性，违反了就制裁，而道德则是人们根据社会公认的准则，一种自觉的行为，不要求回报，是高于法律的，其潜移默化的社会功能远远大于法律。所以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加以弘扬，为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服务。

司母戊方鼎·殷墟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