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米拉日巴的慈悲和爱带走

前言：米拉日巴小传

米拉日巴（又译作密勒日巴）的生卒年代为1040年至1123年，俗名米拉日巴·脱巴噶，法名协巴多吉。他出生在西藏吉隆县境内，是藏传佛教史上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

米拉日巴的祖父和父亲都善经商，兼及农耕，在当地也颇有名望。米拉日巴七岁时父亲去世，临终前便托付他的伯父母照顾他们一家，但后来家产被伯父母所强占，米拉日巴和母亲、妹妹被赶出家门，过着极其艰难贫困的生活。米拉日巴十五岁时，母亲想为他娶亲，要求伯父母归还财产，结果财产没要到，反被伯父母痛打一顿。他母亲在盛怒之下，让儿子米拉日巴外出学习苯教咒术，来报伯父母夺产之仇。传说米拉日巴学成后放咒术使他伯父的房屋倒塌，压死了正在主持婚礼的伯父和他新婚的儿子，以及虐待过他们的三十多人。后来米拉日巴悔恨自己杀人造下罪孽。为了寻找消除自己罪孽的办法，他拜当时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为师，学习佛法，以涤罪孽，寻求解脱。但是严厉的玛尔巴大师，一开始并不给米拉日巴传授佛法，而是让他做杂务，修雕楼，考验了他许多年。直到后来才给他传授佛法。据说玛尔巴大师这样折磨他，是对他心性的考验。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他的诸多孽障，有助于他即生成佛。

米拉日巴学成后，也收徒传法，他主张实修，反对空谈和形式主义，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彻底的出世主义者。他与弟子塔布拉杰和日琼巴被称为噶举派的实修派。

在米拉日巴的道歌和后人写的传记文学中，米拉日巴给读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信仰虔诚、行为怪诞。他的一生充满了幽默滑稽智慧的光芒，时时流溢出恢谐的喜剧式的美学意味。因而他同时代的人们都戏称他是一个疯子，而笑和逗笑都是疯子疯疯颠颠的行为。米拉日巴也不无自嘲地说，是的，我是疯子，我的整个家世均是如此。看上去这句话相当的超然，亦不无几分淡淡的凄凉。在米拉日巴清贫苦难的一生中，笑与讽刺构成了他对苦难的理解与超越。难怪米拉日巴的法名“协巴多吉”与笑有关，他的含义是“笑金刚”。笑产生了米拉日巴的密教名字“协巴多吉”，这不能不说有其深刻的含义。

米拉日巴有时是在喜笑怒骂中用他那方便的道歌形式宣讲佛法的。在他的道歌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藏族民歌的极大影响。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米拉日巴的出名在于他懂得利用民歌形式宣唱佛法。虽然，这一说法并不是米拉日巴成名的主要原因。但他以通俗的民歌方式来讲道说法，吸引信徒，将玄奥妙深的佛法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扬出来，也不能不说是米拉日巴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向石灯顶礼

西藏洛扎有一座著名的寺院叫赛噶古多寺，相传这座寺院是米拉日巴的老师玛尔巴为消除米拉日巴的罪孽，让米拉日巴亲手建造的。1998年9月，为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我曾去西藏采访藏传佛教寺院，也曾去朝拜赛噶古多寺。几年过去了。洛扎的山峦、洛扎的河水、洛扎的赛噶古多，就像我前世轮回的宿缘，萦绕在心，挥之不去，化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远在北京的我，会常常遥想洛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最想念的还是米拉日巴建造的那座九层雕楼式的寺院。

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美好夜晚，记得那晚与赛噶古多寺的堪布图登列美从下午一直长谈到深夜两点多钟，我们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年轻的小喇嘛，话题自然从米拉日巴开始，谈到米拉日巴的苦修精神到底给藏传佛教带来了什么，谈到莲花生大师，他的老师玛尔巴译师，弟子塔布拉杰，日琼巴，黑帽噶玛噶举，红帽噶玛噶举，谈到寺院壁画中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和他的两大弟子，谈到藏传佛教史上存在的正信与伪信等诸多问题。身边的小喇嘛不时地为我添茶，耐心宽厚的堪布几乎解答了我所有敏感尖锐的问题，诸如都是佛陀弟子，为什么藏传佛教历史上进行过多次的教派争战，甚至彼此竞相毁坏对方的寺院和佛像？藏传佛教要发扬光大，最关健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出家人越多越好等问题。11月的洛扎已是很冷，苏鲁和牛粪烘烤着昏暗的僧房，借着酥油灯闪烁的灯光，可以看见小喇嘛们真诚、稚嫩、好奇的目光，我的到来无疑打乱了寺里的作息时间，但我清楚这种交流对于我或者他们都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僧房里弥漫着一种特制的做法事时用的藏香味，这是堪布特意为我们举行的一个小小宗教仪式。那晚堪布将自己的床位让给我睡，他自己另找地方去睡了。临睡前，我向堪布请求，明天让我给米拉日巴的石灯更换灯油，那石灯是米拉日巴祈祷的力量创造的一个奇迹。堪布微笑点头。

夜深人静，我久久不能入睡，走出僧房，来到大经堂的屋顶，借着月光，能隐约望见山头那残破凋败的小庙，据说那就是当年玛尔巴大师修行过的禅房，而两面的山头上，还留下了当年米拉日巴尊者所建的其他几个雕楼。如今这些雕楼早已废弃不用，环顾四周的荒山秃岭，我在想，为什么伟大的宗教领袖和苦行僧总是诞生在如此荒凉、悲怆而又贫瘠的地方？仿佛是上苍的有意安排，好让他们感受认识苦难，其后又让他们为别人拔除苦难。赛噶古多的夜晚除了此起彼伏的狗吠声外，只有四面的河水发出哗哗的声响，大地群山一片沉寂。

回到僧房，望着香炉里徐徐升起，忽忽悠悠的一股股烟雾，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灵魂，也如那股烟雾一样飘荡在幽暗的深夜里。

次日清晨，我起来时，堪布已为我烧好了酥油茶，洗漱完毕，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去寺里朝拜石灯，然而尼玛拉告诉我，“堪布一大早就已替你更换了灯油，他知道你的心愿。”我当时非常激动，“那怎么行呢？”我问堪布。堪布却望着我微笑点头，他走上前，拉住我的手，再一次恭敬而又慈祥地说道，“当你发心供养时，米拉日巴尊者已经摄纳了你美好的心愿。你已在佛的世界之中了。”

来到石灯前，我虔诚地跪拜祈祷。这祈祷不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所有的众生。就像佛典《四无量》所言，

愿所有的生灵随幸福和幸福的源泉而得以增强

愿所有的生灵从痛苦和痛苦的来源得以解脱

愿所有知觉的生灵摆脱怨憎和奢望以平等的思想协心同行

相传寺中的这盏石灯是米拉日巴尊者连续祈祷七天七夜后自然形成的。我无意探究这传说的真实性，在这里，藏民族的信仰理念足以让我确信人类美好理想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对那些还没有迈进宗教信仰之门的朋友们来说，或许难以理解为什么人们要对这些既不会说话，又无感情的石头如此顶礼膜拜。许多年前，恐怕我也作如此想。但当你确立了自己的信念，变换了你的心境时，你会发现，你膜拜的并不是一种物质，一块石头，而是一种无形的思想，或者说是一种更为深远的精神。

寻找失去的佛典

赛噶古多寺的藏经楼设在二层，不过，进藏经楼首先需要从九层楼的大门而入，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两层藏式小楼，面积并不很大，这座小楼是不是与九层楼一起所建，我一无所知，不过从建筑形制来看，不像是同一时间所造，米拉日巴传记里只提到尊者修建九层楼的事迹，并没有提到他建藏经楼，请教年轻的喇嘛，他也不清楚建于何时。小喇嘛为我打开藏经楼甘珠殿的大门，一束强烈的阳光照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幽暗中，只见释迦牟尼佛像前的几盏油灯闪着微弱的光芒。我不知道这些常明灯点了多少年，亮了多少代，环顾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沉静肃穆和庄严。佛像的背后和两侧，供奉着藏传佛教两部著名的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这些佛经均被黄色的绸缎包裹起来，整齐地供放在经架上，按照藏族人礼拜的习俗，我要从经架下的过道绕行几圈，以示对佛经的虔信和顶礼。

伫立经堂，不由得想起许多年前读到的有关赛噶古多寺所藏古代佛典的记载，不少介绍西藏寺院的史料上，都提到该寺所藏的古代佛经。在来赛噶古多寺艰难的途中，我就一直渴望能有幸见到这些珍贵的吐蕃时期的佛教典籍。我曾问堪布，“是否有吐蕃的佛教典籍，是否存有米拉日巴尊者的手稿？”堪布回答说，“以前有过。”“那么其他留下来的文物古籍还有什么？”我问堪布。“文化大革命以前还保存有一些梵文佛典和不少经版，可是文化大革命之中都被破坏了，几乎没有保留下什么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经书和经版流散到了民间和国外。前些年一位外国人从德国寄来了米拉日巴道歌的木刻经版，但是很不完整。我们后来又拿到拉萨去补刻不全的那部分了。”

听完堪布的介绍，我不知作何感想，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今却需要外国人保护。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这位外国友人的善举。那一刻，我脑子里又一次映现出从山南通往墨脱路口的那块水泥板上的领袖语录：“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那是30年前文革的遗物。话还算辨证，事实却完全背离。可怕的是旧世界破坏了，新世界却没能很好地建立起来。令我们永远遗憾的是，现在面对的已没有历史，而只有传说，我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弥补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和文化。或许是我真的与赛噶古多寺有缘，堪布对我说，等他们把缺页的米拉日巴道歌补齐后，一定送我一套。但我清楚，要想补齐这部道歌集，谈何容易？尽管我是那么渴望亲眼目睹玛尔巴、米拉日巴等古代先贤大德们亲自书写的手稿，可是世事的变化，正应了佛教所说的“诸行无常”一样，所见与所不见也都是事理之缘、情理之中的事了。沿着经堂，我又虔诚礼拜了一圈，心里默想着向玛尔巴译师致敬，向米拉日巴尊者顶礼的赞语。

把慈悲和爱带走

回到拉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八廓街的书店里,为赛噶古多寺的每一位僧人请了精装本藏文版的《米拉日巴传》，我托西藏佛协的朋友尼玛次仁将这十三本传记捎给远在洛扎的堪布，表达我对他和所有僧人的敬意，就像我离开赛噶古多寺时，堪布对我说的那样，“你来了，我把米拉日巴的慈悲和爱给你，你走了，你把米拉日巴的慈悲与爱带走，带给你的朋友，带给你的朋友的朋友，这就是米拉日巴的慈悲与爱。”

后记：苦行者的榜样

读大学时，米拉日巴就已成为我尊崇的大诗人，不过那时我并没有把米拉日巴完全看成是一个出家人。记得近二十年前，在老家玛曲长满了荒草的小院里，坐在卡垫上，依着门框，身边放着父亲煮好的奶茶，读米拉日巴传，那夏日的阳光似乎格外灿烂。我曾在书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感受：

在家乡玛曲读《米拉日巴传》，苦行者的形象就深深印在心里，那段时间我沉浸在佛国世界的冥想之中。米拉日巴总使我想起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圣者托马斯·阿奎那，尤其是圣奥古斯丁和他的名著《忏悔录》，他与米拉日巴尊者有着极其相近的生活经历，极其相似的“外道→邪恶→忏悔→皈依”的心灵历程。不同的是，一个是佛教徒，另一个是基督教徒。他们的传记都是以散文体写成，而思考的问题也很相近，诸如：自然、生命、痛苦、死亡、爱憎、善良、罪恶、信仰、道德、神灵、肉体、精神等等。

不错，在藏传佛教史上，米拉日巴的佛教思想和苦修精神，无疑代表了藏族古代文化中最为殊胜的一种文化理想和精神价值。

如果我们把宗喀巴大师与西方基督教的伟大改革者马丁·路德相提并论，并肯定他们各自在宗教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伟大改革作用的话，那么，在藏传佛教史上，唯有圣徒米拉日巴尊者，能与西方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相提并论了。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僧格精神都对后世的修行者产生了深远而又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宗教文化精神，以至于后来的信徒几乎都无法企及。

米拉日巴的时代是一个崇尚苦修以求解脱痛苦的动乱时代，那时吐蕃王朝早已土崩瓦解，封建割据势力各霸一方，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同时也是一个收徒讲法，著书立说，教派兴起的佛教文化的复兴时代。

此时，藏族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与伟大智者已不再是驰骋疆场、勇冠三军、善战惯征的马背英雄，而是证得佛陀精神、功德圆满的上师大德，是孜孜以求，潜行佛法的苦行僧。而米拉日巴及其弟子们的出现，便成了这一时代藏族人文精神的理想代表和象征。这之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出家人，无一不受苦行僧米拉日巴精神的感召和影响。